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变化趋势--基于1978#1#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文章运用1978—2014年期间的时间系列数据研究表明,尽管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初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具有边际递减效应,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弱,甚至会完全消失;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负作用,但其负作用还是相对有限的。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而是还未能成功从物质资本推动型转为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过低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通过把增长理论与二元经济理论相结合,并应用于中国人口转变和资本积累的分析,本文回答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本文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因此,考察人口红利延续期,必须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观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这一结论加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紧迫性。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1952-2008

根据索洛余值法及C-D生产函数原理,细致地估算了1952-2008年间中国总量生产函数及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为投资驱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必须提高人力资本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科技进步,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由之路.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

文章通过梳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探索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原因,发现人口因素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我国目前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经济增长因素贡献比较中,资本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不断挤压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而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劳动、人力资本和抚养比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随着资本深化,资本效率降低,多项人口因素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唯有人力资本呈上升趋势。在当前经济下行逆境中,人口因素中人口红利消失、人力资本增长缓慢和配置不当,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等都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症结。未来我国经济必须以内生动力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实现发展模式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型转变,而关键在于构建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发展模式。     

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阶段的分析,得出人口红利变化会呈现倒U型曲线的一般规律,并依次经历三个关键转折点。采用增长贡献分解法对中国人口红利变化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人口红利区间,在2010年越过人口红利拐点,此后人口红利贡献率持续降低,并将在2030年转向人口负债。人口红利变化通过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等四个维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基本路径、劳动要素、资源要素、政策调控和根本目标等方面进行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并找到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依据,从中发现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资本投资面临的约束条件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不高使得中国今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发展的效率提升与供给侧改革——2017年经济展望

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仍较为平稳,增长为6.5%。中国经济增长稳定在中高速增长区间,正逐步迈向中高端发展。中国经济迈入中高端发展的关键就是两个效率提升。第一个效率提升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提升速度,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难以进行人力资本的深化。第二个伴随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对企业技术进步与配置效率的综合反映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视为内生增长比重的测量。中国当前两个效率提升都难以达到预期,甚至出现了下滑趋势,挑战依然严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在保持经济平稳的基础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效率提升模式的重塑,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中高端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资本投入

运用索罗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通过实证检验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定量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笔者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属于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近年还呈现下降趋势。今后,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     

基于“索洛余值法”测算湖北TFP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市场体制下,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逐渐由资本、劳动等物质要素转向以技术为代表的综合要素生产率（TFP）因素,资本与劳动之外的综合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成为判定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指标之一,特别是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Point）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综合要素生产率取代投入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湖北省近年来相关经济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计算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终就如何进一步提高湖北省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出相关建议。     

《经济学（季刊）》生产率研究专辑引言

全要素生产率（TFP）问题是研究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视为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经济学者一直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只要中国的生产率水平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由于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幅员的国土,也会使其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从而改变东西方政治经济力量对比。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及测算

笔者运用标准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特征事实,测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和包括人力资本、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等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贡献.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是投入驱动型的,而是真实可靠的增长.     

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取向与途径

浙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低,劳动力素质低,资本、资源与能源使用效率低.因而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取向,就是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要素积累型增长为主转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进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应当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保障,推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提高与土地等自然资源能源使用效率提高.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评价

本文运用非参数的莫氏（Malmquist）指数法,研究了1978-2009年期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成的时序特征及其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绩效。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78-2009年的31年间,年均增长率为26%,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中国农业仍然保持粗放型发展方式,目前主要处于低度粗放型阶段。在未来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中,通过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和生态环境保护来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江西省总量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估算:1952-2007

根据索洛余值法和C-D生产函数,建立了江西省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并利用江西省1952-2007年相关指标数据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江西省总量生产函数是一个规模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江西省经济增长模式为投资驱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代表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江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在20%左右。因此,要提高江西省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必须把技术进步放在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战略地位。     

服务进口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服务进口贸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多大的促进作用事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85-2010年,服务进口贸易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进口增长1%,全要素生产率就有0.12%的提升。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结果,尽管国内RD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拉动效应更为显著,但服务进口的积极作用也不可忽视。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推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现阶段从我国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投资贡献、资源环境状况和防范"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有深刻的现实根源。创新驱动包括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及技术创新。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推动创新驱动型增长,应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保护知识产权及重视教育和人才制度等。     

从要素生产率指标看制造业增长方式转变

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随着生产要素成本的快速增加,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人口红利下降,经济增速进入缓行期,高投入、高能耗、低成本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的核心是从资源消耗型向要素集约利用型转变,从依靠扩大投资和规模扩张向依靠技术进步、创新和要素升级转变,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用较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更多的价值,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要素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