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市场经济被解释为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市场化改革就是使资源配置从计划调节转化为市场调节.中国之所以把市场化改革作为目标,是因为跟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能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率,进而带来社会财富的更快增长.     

基于经济增长的最优所有制结构安排——中国所有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1978年以来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学界由此断定非国有经济具有比国有经济更高的效率.但国有经济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因此,经济中存在着国有经济规模的最优值.1978～2006年的经验数据表明我国当前的最优国有企业规模占25.05%.国有经济从1978年的77.63%下降到2006年的31.24%,表明我国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过程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规模不断下降和所有制结构不断优化并接近最优值的过程,由此促进了经济的强劲增长.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必须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创造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平等竞争的市场条件,减少对非国有经济的行政管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促进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经济与金融二元结构下的非国有经济增长

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与金融的二元结构，由于这种结构的影响，使得中国的金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都产生了严重的分割，从而导致了资金与劳动力这两种要素价格的扭曲，非国有经济在融资渠道不畅、资金价格过高的不利条件下，充分利用其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优势进行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非国有经济结构开始转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经济与金融的二元不对称性日益严重有所提高     

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期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土地财政规模得以扩张,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学术界所讨论的焦点问题。从土地财政的收入来源入手,分析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为探索土地财政合理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模式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稳中求进 是发展主流

1997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召开中共15大.国务院高层领导人年前就表示,97年的经济工作要搞得更好.这既是一种期望,更显示了一种信心.随着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经济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新一轮增长周期已经启动.人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有效地控制住物价,使物价涨幅降低到93年以来的最低点之后,中国人民 银行两次降低利率,表现出了刺激需求与消费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的迹象.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扩大投资的趋向.在这种氛围之下,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大气候的人自然会关心,中国经济的活跃表现在哪些方面,会活跃到什么程度?对此,首先要分析中国经济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入97年的.一、96成就与问题众所周知,199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成就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了通货     

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八大因素

1.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以乡镇工业为主的集体工业企业,以其灵活的经营管理机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以及“船小好调头”等优势,迅速崛起,成为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按工业总产值计算,在1980、1984、     

制度质量、制度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一项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5-2009年95个国家三个样本组平均每5年期的面板数据,设定跨国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制度质量、制度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制度质量和制度稳定性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不稳定的制度阻碍经济增长;和发达国家相比,制度质量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而制度不稳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阻碍作用却相对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更透明的市场信息,更完善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减少了制度不稳定性所带来了短期危害.     

所有制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要素效率提升

改革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于国有制比重下降而非国有制比重上升。这一特征体现在我国经济增长上 ,即非国有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 ,包括在GDP中所占比重和在年增长率中所做贡献 ;这一特征体现在增长的均衡性上 ,即非国有经济受市场约束更强 ,因而对行政性干预所导致的高涨和紧缩具有相当大的淡化作用 ;这一特征反映到要素效率 ,即非国有制比重的提高提升了全社会劳动和资本的效率 ,尤其是提高资本效率。     

结构性改革、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

企业家的规模扩张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已成为中国推进创新创业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矛盾,而结构性改革能否破解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增长之谜并通过提升企业家质量来实现促增长是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机会型与生存型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利用92个国家2001-2016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机会型企业家精神将促进经济增长,而生存型企业家精神将抑制经济增长;结构性改革能够激发机会型企业家精神,同时抑制生存型企业家精神,特别在增长转型阶段,贸易改革、金融改革与产权改革是促进机会型企业家精神的重要途径;结构性改革能通过影响机会型企业家精神实现经济增长.因此,以结构性改革激发和保护机会型企业家精神将是中国实现企业家质量提升与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     

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1978-2009

中国自改革以来经济增长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增长的质量也在不断改善.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趋于下降,第三产业趋于上升,第二产业基本稳定,而且一直占主导地位;从所有制结构看,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已从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在不断上升.但从效率特性看,公有制经济一直表现出比非公有制经济更强的动态规模效益,是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     

揭示"制度与增长关系之谜"的一个研究视角——基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4)

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直接推动经济体制转型深化的内在动力,而经济转型虽然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影响作用,但这种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在制度与增长二者关系中,制度虽然是影响增长的长期重要因素,但这种影响却不是决定性的;而恰恰相反,增长对制度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这说明制度创新在增长的大背景中更易达到,而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思考

把对经济工作考察的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这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创新,是党和国家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内涵更丰富,在思路上应以节能减排为抓手,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以体制改革与创新为保障,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

本文试图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所取得的成就和所面临的问题 ,放在一个简化了的动态模型中加以系统地分析。文章指出 ,动态地看 ,体制转轨的根本问题就是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在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高于国有经济的增长率的“基本假定”下 ,体制转轨的最重要的问题首先不是改革国有经济 ,而是发展非国有经济。这不仅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和市场体制的形成 ,而且也是由于它创造出使国有经济得以改革的更有利的条件。国有经济改革的重要性主要在于 ,它们若不改革 ,就还要占用大量资源 ,而且是要从非国有经济转移资源作为事实上对国有经济的补贴。这种补贴在过去一个时期主要体现在银行坏债、资本市场上的“坏股”、非国有经济的“综合税赋”事实的不断提高 ,等等 ,现在也体现在政府债务增大。正因如此 ,尽管中国目前并不面临金融危机 ,但必须加快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控制的金融体制的改革进度 ,以保证非国有经济能持续发展下去 ,保证整个体制转轨过程的持续进行而不被某种危机所打断。     

“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的中国 经济增长与不平衡结构特征

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的结构问题。本文以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为基本假设条件，对高速增长和结构不平衡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方式是在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技术引进背景下形成的，并且要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不平衡增长方式。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高端部门对低端部门具有生产力和收入传递效应。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对高低端两部门的不平衡结构演变及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原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系，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才能使得中国经济向更为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而结构转变的核心在于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只有自主创新替代技术引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结构问题。     

哈耶克诘难、权威转变与经济成长:中国分权式改革的逻辑

中国的分权式改革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中国的分权式改革从事实上回应了哈耶克诘难,即信息和知识的分散性使得计划体制不可能实现其理想状态。通过经济上放权让利和政治上的集权,调动社会各阶层的能动性,使得权威和信息相匹配,形成了有效的层级分工创新体制,从而实现经济成长。由于分工的深化和经济活动的扩展,经济分权体现出必然性。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分立的个体都凭借个体知识在分工体系中分享收益,因而实现了共享式的发展,从自由的角度看,个体的自由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如果要释放更多的经济增长潜力,进一步的改革是必需的。     

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市场经济发育水平

在改革新时期,中国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讨和实践经历了四个阶段,1992年后,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是一条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的中国模式发展之路.本文还就1992～2001年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试做估价.     

论中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2000-200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中国2000年以来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中介规模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并且中国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着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金融中介的不发达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所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心应放在大力促进存款货币银行的发展上。     

Financial innovation,economic growth,and the consequences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We leverage a ‘catch-all’ measure of financial innovation—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ending in the financial sector—to assess the net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 on this relationship. Using a panel of 23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of 1996–2014,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a net-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gross capital formation. We find no evidence of a net-negative impact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challenging the popular and political stigma surround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We also find little robust evidence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 influe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ur results support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which improves the intermediation process, leading to increased capital formation.     

中国银行业高利润的来源:市场势力还是高效率

中国银行业的高利润究竟来源于行政垄断保护下的市场势力溢价,还是应对未来金融开放环境下的激烈竞争进行改革带来经营效率的提高,抑或是整体经济稳定增长的结果?通过对银行业系统市场势力和经营效率测度发现,银行业整体存在着较高的系统性市场势力溢价,且规模弹性小于1;银行业整体效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为负值;银行业的高利润主要来源于行政垄断造成的行业系统性市场势力,而非因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GDP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银行业的高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