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理性: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

在当下的汉语语境中,“国家理性”的论说表达了这个时代关于大国崛起的光荣和梦想,又传递出有关国家构建的隐忧和疑惧.但论者往往忽略了“国家理性”具有突出的二元性特征,即在“国家理性”中存在着权力与伦理、自然与精神、政治与道德之间永恒的张力,“国家理性”一面总是趋于向价值领域自我提升,一面又循环往复地堕落为纯粹的权力冲动.这种二元性使国家绝无可能转化成一个完全道德的建制.尽管从历史上看,不周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国家理性”,但只有遵循国家之精神和价值维度,依照法治维护正义和人权的国家行为,而非仅仅出于“必需”的国家行为,才是真正理性的.我们不仅需要诉诸普世价值确立“国家理性”的限度,更应以宪政和法治的方式约束“国家理性”.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双重任务:重建价值秩序和建立宪政秩序.     

理性的深化与经济学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人类理性”的不同理解和认识，阐述了对理性主义的两种不同态度和思维方式；在详细考察了有关各方对于“人类理性”三次大的批判与辩护的争论基础上，对“人类理性”内涵的新突破和基于其上的经济学的新发展给予了详尽的探究和说明。     

浅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理性精神

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价值和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高效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它不仅创造着巨大的物质价值 ,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意义 ,而道德理性精神便是其中的重要一项。所谓道德理性精神 ,指的是主体在理性认知能力和理性价值追求基础上 ,产生的主观道德状态及其所形成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专属于自己的道德理性精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说 ,道德与经济从来就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首先 ,道德理性精神是市场经济运动的反映。道德是由经济基础…     

否定性理性与辩证法思维特质 ——兼论辩证法用于经济分析的限度

相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辩证法思维嵌入在否定性理性之中,这体现为对现实存在的观察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发现.同时,否定性理性不仅符合对人类理性的本体论认知,也符合对人类理性的起源学认知,它注重对人类能力和现实世界的怀疑,并由此衍生出对待现实世界和流行理论的批判理性思维.从根本上说,否定性理性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本质,而肯定性理性则是人类思维的异化.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范式进步就需要积极引入嵌入否定性理性的辩证法.但是,哲学层面上的辩证法在内涵上具有明显的含糊性并带来非推论性的结果,乃至一些学者形而上地理解辩证法,进而将辩证法与机械历史唯物论相结合来预告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这就使得辩证法思维带有强烈的肯定性理性而被庸俗化了,最终也就严重限制了辩证法思维对微观经济现象的分析以及具体现实问题的解决.     

理性只是对自利最大化的追求吗?

基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由“囚犯困境”所引发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行为主体在“囚犯困境”情境下对合作行为的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总是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其实,不仅人类寻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对利他行为的追求也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体现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性。对“囚犯困境”悖论的解决应该引入道德维度,引入理性“道德人”进行分析。     

论制度演化视阈中的认知与理性

制度既不是纯粹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是纯粹自发演化的无意识的产物,而是两者综合作用的产物。人类具有高度认知的能力,可以在经由认知积累的心智结构的基础上展开推理和思索,这样的推理和思索为制度的理性设计准备了心理冲动和智力支持。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和理性的作用下,在群体中扩散着,并且动态地演化着。     

双重理性：道德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状态

“经济人”具有经济理性,“道德人”具有道德理性。“道德经济人”实质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和融合,因此,“道德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状态是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并存的双重理性。现实中,“道德经济人”能够很好地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在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共同支配下的“道德经济人”占主导的社会必将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     

科技文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及融合

科技文化作为人类文化成果的高级形式,包含着涉及手段与目的的工具理性和涉及精神与意义的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工业社会表现出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与价值理性作用式微的冲突,使人类陷入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的双重困境。反思现代科技文化,应规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促进两者间的融合。     

风险社会视域下科技理性的悖论与超越

科技理性是滥觞于西欧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根基,对科技理性的张扬及其社会后果的反思和批判,都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批判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打开了科技理性批判的新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社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风险使科技理性的悖论昭然若揭。要应对全球风险,必须超越科技理性的悖论,实现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大融合。     

理性经济人批判与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

该文基于理性经济人批判,提出符合时代要求与社会进步的"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即假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国家行为必须要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综合权衡全体国民短、中、长期的利益需求及其可获得性,以均衡、稳定与可持续地增进全体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的。     

越超经济理性的人类道德

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人类的道德行为,必须抛弃经济理性的假设,构建一个广义效用函数。在此基础上,人类行为模式内在的统一性和互动性,使我们有可能在一个与传统视角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对道德范畴、经济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的再认识。     

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

经济理性为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立下过历史性的功劳。当人类的经济规模尚未对生态平衡构成威胁时,经济理性是正确的;当经济规模超出自然界的承受范围,破坏生态平衡时,经济理性就得让位于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有更广阔的鸟瞰视野,更高的观控水平,把经济理性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自己的体系之中。悠久的中华文明充满生态智慧,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双重理性：道德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状态

“经济人”具有经济理性，“道德人”具有道德理性。“道德经济人”实质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和融合，因此，“道德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状态是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并存的双重理性。因此，在讨论“道德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状态时，认为人的正常行为是从一定的理性出发，反映了人对于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思考，解决了人的行为的形式与内容，“道德经济人”个体的外部性经济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增加，其结果具有互利性。     

建设80后现代社会正确价值理性

新时代人们的价值理解与以往道德价值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我们只有正确看待80后现代社会价值理性的冲撞，才能正确理解变化发生的现象和原因。根据80后社会现象，在正确理解价值理性的指引作用下，把个人价值同集体、社会、国家整体价值相结合，在理想和现实中寻找平衡发展的契机。     

学习型理性在环境法发展中的引导作用探讨

学习型理性在接受、理解、沟通和学习风险议题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观察、自我批判和自我创造;同时它试图在区分科学实验和科学应用的基础上主张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互动。分析了学习型理性的理论基础,探讨了学习型理性在环境法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完整理性下高校人才流动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作为引导高校人才合理流动的重要工具,其理性态度的恰当运用,在高校人才战略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紧迫性和必要性。绩效评价既要注重工具理性指导的量化设计,也要通过补充蕴含人本质的价值理性的考量,以对工具理性的应用空间和表现形式进行修正,使得二者均衡发展、交互填充,从而形成完整理性下绩效管理的理念。因此,高校人才流动的绩效评价,应增添流动人才的核心素养作为评价指标体系的内涵,以公平正义为其首要标准,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统一的完整理性下绩效评价范式。     

寻找理性经济行为的逻辑新起点——试论中国传统伦理下的中庸理性经济人

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追求效用最大化是社会个体理性行为的基本准则。文章认为主流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揭示特定人类社会的独特复杂特征。主流经济学家忽略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实然——中庸理性。文章尝试在以中庸理性为假设的理性经济人模型基础上,探讨中国传统伦理下中庸理性经济人的演化及其存在的可能空间。     

从有限理性到适应性理性

“有限理性之父”西蒙以及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等人对人类“理性不及”和偏离理性的非理性行为做过深入系统的描述，并卓有建树，但是他们并未阐释人类决策过程中如何对理性与非理性进行合理有效配置的内在机制。基于此，本文从认知和心智层面，提出了适应性理性的假设命题，探索性地构建了适应性理性理论的解释框架，以一个全新视角，深化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和内涵，并运用其理论重新阐释了行为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偏差和简捷启发式的合理性。本文认为人类的经济决策行为同样遵循“心智经济性”的原则。     

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辨析及逻辑演进

该文在理清理性经济人理论的发展演进脉络和分析、归纳、总结现有理性经济人的伦理研究和论争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前提、内在规定性、经济责任的角度,以及道德等因素对偏好和偏好驱策下的效用选择影响等方面论证了理性经济人不是非道德主义者。同时指出遵循市场和交易规则的伦理要求是理性经济人的合理边界,超出这一边界理论便成谬误,因而理性经济人是在资源和一般道德双重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的道德人,互利双赢是其道德本质规定性。     

理性与非理性选择在经济活动中的耦合——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思考

现实的丰富多变和人性的复杂使得并非一切行为都是理性的,即使在一个行动内或决策中,理性与非理性的标准也是模糊的,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单一的非理性。本文基于理性和非理性选择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角色演绎,肃清了传统上对理性和非理性存在的认识误区。进一步提出在理性主导下进行非理性选择,在非理性中纳入理性思考;借助于由意愿和能力两个变量构造的支付矩阵,分析了理性与非理性在市场中耦合的可行性。最后探讨了为这种可行性提供有效保障的耦合点即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制度建设,保障对理性、非理性中积极因素的引导、奖励,对消极因素的约束、惩罚,使人们在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内在激励与约束下所做出的决策与他们对市场的预期一致,与该制度期望达到的目标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