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南村社会调查之一

本文是作者在广东番禺农村所作的“经济发展与农村人文环境变迁”系列调查报告之一.本文认为,民间宗法礼俗的回潮无助于民间权威的重新树立,经济关系和利益原则已重新梳理和编织当代农村社会网络,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日益简单,农村的真实面貌与一般设想的大相径庭,其畸型的景观的出现,缘于农村的都市化并非社会经济有机增长后的自然要求.     

战后中日关系之“人民外交”的生成：过程与概念

基于对“日本人民”的历史经验认识和意识形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发展“人民间”贸易、协助日侨回国等“人民外交”政策。“人民外交”之不同于“民间外交”，在于其政治性、中国官方行为性和争取与“日本人民”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目的性。通过人民外交，中国可以满足“日本人民”的利益要求；但“日本人民”不掌握日本国家资源，中国的利益要求就因为日本政府的阻挠而得不到有尊严的相应满足。“人民外交”隐含的这种偏于“日本人民”利益的不平等性，决定了它刺激中国国内发生政治紧张的必然性。     

基层政权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初探——以西藏为例

虽然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但整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实现民主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同时,制约基层政权顺利运作的根本性问题是党政关系不规范、责权利不统一和行政效能低下三大问题,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在现有宪政框架内解决。西藏社会除了面临同全国一样的主要矛盾外,还必须面对同分裂势力作斗争这一特殊的矛盾。因此,西藏县乡基层政权的改革创新,应当是通过机构的改革重置、权能的调整配置及制度创新,使其成为一个领导有力、有方,责权利一体的高效率的组织结构,充满信心地团结和带领西藏基层各族群众,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奋斗目标,并使二者间形成良性互动机制才是西藏基层社会的首要价值需求。     

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对晋江模式的一个尝试性解答

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研究者大多从二元对立的关系予以思考，或是从宏观层次上进行理论的演绎，缺乏实证的个案分析。有鉴于此，本文以晋江模式的演变作为具体展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过程的现实样本，考察了1970年代以来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与社会生长之间的关系。作者的研究表明，在晋江的二次创业时期，其经济的动力已由民间力量驱动型转为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驱动。这种“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将为我国构建良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一个新的选择，应该成为构建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和努力方向。     

资源性治理的“反治理”绩效

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实施以工哺农、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战略,国家为此导入相当多的财力和物力支援三农,这种以资源下放为主的资源性治理目的隐含着修补之前的国家与农户之间张力关系的意图。然而在实践之中,基层政权的公共服务转型并没有达到有效的效果,反而形成了治理的"反治理"逻辑。其原因在于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权和集体力量的溃散,以及在资源性治理过程中,地方基层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和保持群众的满意度,就以塑造标杆的方式处理资源的分配,从而导致了有着朴素相对平均主义心态以及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无法沾到利益群众的不满。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调动社会治理参与积极性、创新社会治理形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正面临着价值精神性、共益关系性、组织协调性方面的三重问题与挑战。对此，需要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发挥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为“元治理者“的作用，通过党的强有力的价值引领机制、党组织扎根式服务的工作机制以及“党建—社建”机制的双向嵌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组织共同体的有序发展，促进“人人参与”的治理格局形成。     

社会资本与民间资本关系的理论演变

作者对社会资本与民间资本关系的理论 ,从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家“第三项义务”开始 ,包括马克思的“社会扣除”理论 ,德国“瓦格纳法则”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 ,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公共资本形成阶段增长理论 ,以及发展经济学中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社会基础资本超前发展理论和赫尔希曼的有效继起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考察。并在评说的基础上认为 :社会资本与民间资本关系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基层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对一个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NGO的考察

最近几年,在中国的城市出现了一些基层国家和社会自治力量结合起来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案例。本文以一个位于城乡结合部的社区为例考察了这种结合。本文发现：基层国家与NGO之间形成了一种基于资源交换的互惠关系。通过结合,国家的基层治理能力得到了提升,同时NGO得到了授权得以进入到国家控制的领域,进而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这种结合可以被认为是所谓的国家和社会双方共同参与的“第三域”的活动,它模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而不是促进它们的分离。     

论贫困地区以工代赈项目的受益者选择机制

<正> 缓解贫困,是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7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贫困人口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的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因此而强调指出特定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关系,并对“增长”与“发展”的区别作     

历史:地方权威授权来源的变化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对近代史的地方权威授权来源变化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地方权威身份的官化过程,改变了基层权威原本向下的权力基础转而向上级,改变了基层权威的利益依赖和服务对象,并逐渐构成了一种新管辖体制的社会基础:利用官方名分合法化其独有规则,而不是把它们分开,这成为基层治理的普遍特征;原先以集聚财富为本的自治之道合理地进入官制之道,官事和私事互利与互用被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