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行业上市企业后向一体化动机及其作用模式

选取2010年国内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VAS法衡量企业的纵向度,对企业选择后向一体化的动机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化工行业企业投资资产专用性较高,生产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超过90％,不同子行业的后向一体化程度有显著差异;企业后向整合度与生产成本负相关,与资产专用性程度、盈利能力、交易费用及管理费用正相关,与产业上下游联系、企业规模和行业差别相关性不显著。化工行业的投资资产专用性较高,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和管理费,企业选择后向一体化战略,提高盈利能力的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     

建立淘汰落后产能长效机制的思路与对策

落后产能主要是因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而落后产能的利益主要来源于环境资源代价,即高污染、高排放、高物耗、高能耗的社会成本不能内化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淘汰落后产能的难点也在于利益的冲突。因此,应改变只关注事后如何淘汰的传统做法,通过强化立法和加大执法力度,并进行相关的配套改革,将落后产能的社会成本内化到企业生产成本中,消除其生存的土壤,建立有效的落后产能的预防体系,并真正铁腕淘汰现有落后产能,才能建立淘汰落后产能的长效机制。     

经济发达省市如何推进“淘汰”

面对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各省都自加压．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技术标准的门槛作用和价格等市场机制的作用,严格控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加大对淘汰落后产能的支持力度、对未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地区和企业的行政处罚力度,有效地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升产业竞争力。     

产能过剩背景下企业退出政策体系的国际经验研究

美日欧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主要有两类退出途径化解产能过剩。一类是政府不直接介入,由企业注销、终止、破产以及资本退出等市场化退出机制自动调节产能过剩的状况。另一类是政府在某些特定行业产能过剩时进行直接干预,利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政策等,通过实施回购、推动兼并重组、扩大消费、限产、促进产能海外转移、淘汰落后产能等手段,化解本国产能过剩问题。我国当前产能过剩情况严重,应借鉴国际经验,在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的前提下,进一步丰富退出政策体系,加强行业内部协调组织的建设,分行业实施有针对性的政府直接干预政策。     

政府采购如何影响产能利用率?——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经验发现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本文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并分析了相关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没能成为产能过剩治理的政策工具,反而成为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的重要诱因。经验分析表明:与缺乏政府订单的企业相比,获得政府订单诱使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2%,企业的政府采购销售占比每提高1%,其产能利用率随之下降6%。考察相关机理后发现:政府采购不但诱导了企业投资扩张与行业投资潮涌,从而诱致了企业过度产能供给;而且加剧了地方政府保护与反竞争行为,从而抑制了企业产能出清;最终,通过企业供-需失衡的动态传递机制,政府采购抑制了企业产能利用率。鉴于此,本文认为,应高度重视政府采购引致的企业产能应对行为,完善政府采购的机制设计。     

市场化有助于提高淘汰落后产能效率吗?——基于企业进入退出与相对生产率差异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市场化指数研究市场化对淘汰落后产能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1)市场化水平显著提高了行业总体的进入率,但降低了行业总体的退出率.市场化水平对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降低了高生产率企业退出的概率,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退出的概率;(2)市场化水平与退出企业相对于存续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成正比,提高了企业生存的生产率门槛,从而提高了淘汰落后产能的效率;(3)过度干预经济造成的扭曲、国有企业的退出壁垒和退出障碍、法制环境不完善是市场化水平不足导致落后产能问题加剧的制度原因;(4)政府失灵的原因在于“保就业”和“保GDP”等动机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提高淘汰落后产能效率,应该通过减少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政策干预,化解高生产率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等方式,充分发挥市场中企业甄别和淘汰机制的作用.     

产权性质、产能过剩问题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

文章以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产权性质和产能过剩对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低,民营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高;中央控股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与地方控股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无显著差异;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低,非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高。     

资本结构与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研究——以我国钢铁行业为例

近年来产能过剩问题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而对于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也产生很大的争议。本文研究发现,由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形成了特殊性的企业资本结构,也就是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以高负债的战略承诺效应应对竞争,而在以国有股为绝对主体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股产权失位导致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问题加剧,经理人普遍具有投资扩张的冲动,在高负债的资本结构下,扭曲企业的投资激励,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加严重,加之地方政府由于经济指标的考核以及政治晋升的需要,以低廉的土地价格、金融资源及各项优惠政策支持企业的投资行为,负债融资的相机治理更是难以发挥作用,企业的过度投资得以延续,并最终导致产能过剩的危机。     

资本结构与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研究——以我国钢铁行业为例

近年来产能过剩问题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而对于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也产生很大的争议.本文研究发现,由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形成了特殊性的企业资本结构,也就是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以高负债的战略承诺效应应对竞争,而在以国有股为绝对主体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股产权失位导致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问题加剧,经理人普遍具有投资扩张的冲动,在高负债的资本结构下,扭曲企业的投资激励,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加严重,加之地方政府由于经济指标的考核以及政治晋升的需要,以低廉的土地价格、金融资源及各项优惠政策支持企业的投资行为,负债融资的相机治理更是难以发挥作用,企业的过度投资得以延续,并最终导致产能过剩的危机.     

资产锁定与企业产能过剩--来自2008~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证据

通过构建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的资产锁定概念模型,采集2008~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和多元回归方法对资产锁定理论及其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体制扭曲和资产专用性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消极影响;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增强型交互作用的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消极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存在着更为强烈的资产锁定效应,资产锁定是企业产能过剩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     

货币政策、地区差异与信贷融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4—200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影响力等角度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不同地区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越紧缩,企业获得的信贷融资额越少。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所属地区经济越发达或政治地位越高,企业获得信贷融资额也越多;相反,货币政策紧缩时,经济发达地区或政治地位高的地区的企业信贷融资额减少更多。     

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产存量的增加 ,资产价格的波动对货币政策提出了诸多挑战。本文讨论了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目标的关系 ;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对消费、投资和金融体系的影响 ;以及货币政策操作中有关资产价格的争论 ;最后提出了这一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Anticipated Fiscal Policy Changes and Goods Market Adjustments

Abstract.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frequently known to be temporary and thus their termination is perfectly anticipated. These foreseen policy changes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equilibrium in both the goods market and asset markets. Potential problems arise because prices often play dual roles, both as final goods prices, and as asset prices, as components of rates of return. We show how the economy accommodates an anticipated policy change depends upon its production flexibility and its structure. With flexible investment, an anticipated reduction i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s fully accommodated by capital accumulation. When investment involves adjustment costs,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wealth and the price of capital both jump so as to maintain equality among rates of return. Goods market clearance is maintained by a combination of increases i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Extensions of the model to include inventories and to a small open economy are also considered and contrasted.     

政策协同视角下的中央企业重组与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政策协同视角，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中央企业重组对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央企业重组能够长期性地改善国有资本效益，并且这一结果在不同重组方式下存在差异。机制检验表明，中央企业重组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非加剧市场垄断来提高国有资本效益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能够对中央企业重组起到政策协同效应。最后，中央企业重组还能够通过退市清算、产权转让等形式促使国有资本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同时布局重要行业并聚焦主业。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及时回应了国企重组特别是央企重组效果及必要性的重要关切，而且为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工业园区废弃物交易生态协作激励机制

在分析工业园区废弃物交易存在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园区废弃物交易生态协作收益模型,分别探讨了社会最优条件下、单期交易条件下和关系契约条件下有助于废弃物交易双方生态协作的最优激励机制安排。研究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等导致单期交易下生态协作存在效率损失,此时根据生产效率分配协作租金可最大程度地减少生态协作效率损失;关系契约推动了生态协作效率的提升,利用企业可通过隐藏废弃物在利用环节的价值增值信息以及调节奖励支付规则等获得社会最优条件下的生态协作收益;废弃物交易双方越关注未来的预期收益,废弃物交易中的协作程度越高,废弃物交易双方获取的生态协作收益就越大;废弃物再利用的成本越高,越需要交易双方进行长期协作,越需要对园区进行政策干预。     

知识价值增值能力研究——基于黑龙江省上市公司的证据

采用市账率指标测量企业的知识资本,并利用净资产和净利润指标分别测算了企业的有形资产和价值,将线性回归模型和二因素方差分析相结合,构建了知识价值增值能力测量模型。以2010年黑龙江省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知识与价值增值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知识对价值形成的影响是间接的,知识通过促进有形资产的价值增值能力提升而实现价值增值;当企业的资产规模较大时,知识与有形资产在价值增值上存在交互效应,知识能够极大提高有形资产的价值增值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较小时,知识的价值增值能力不显著。     

马克思对沉淀成本概念的分析及其意义

虽然马克思没有使用沉淀成本这一概念,但已认识到沉淀成本的本质特征——成本补偿或价值实现问题。因此,从马克思价值实现角度扩展西方学者对沉淀成本概念的理解,不仅突破了西方学者沉淀成本概念仅仅与资产特征和市场交易成本相关的局限性,而且将沉淀成本和生产过程与产品价值实现联系起来,从而纳入社会再生产运动过程中。从马克思价值实现角度出发,再次回到投资生产上来,充分理解影响沉淀成本的诸多因素,为政府制定政策或制度安排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在于避免出现沉淀成本,形成良好的再生产过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FDI稳定性及研发投资密度 -基于资产专用性视角的研究

基于资产专用性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异质性,在实物期权理论框架内探究经济政策确定性程度变化对FDI规模、稳定性及技术结构的影响机制,并采用制造业24行业外资企业数据进行验证。研究表明,经济政策确定性程度的下降对FDI规模存在抑制作用,并导致其高水平的波动,且受到资产专用性的正向调节。实证研究表明,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中FDI呈现稳步增长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策不确定性的攀升引致制造业FDI增速下滑并伴随着波动性上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蕴含高水平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研发密集型FDI对经济政策确定性程度更加敏感,一致、透明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的营造不但有利于提升FDI稳定度,对吸引高水平FDI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Monetary Expansion in an Open Economy of Intermediate Size*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monetary asset, perceived as an addition to wealth, into a two-country neoclassical model of accumulation. As domestic monetary expansion changes, demand for the investment good is shifted. This alters the terms and level of trade as well as production and shifts the balanced growth paths of both economies. For a non-specialized world it is found that an increase in domestic monetary expansion will increase the domestic overall capital intensity, decrease the foreign overall capital intensity, and worsen the terms of trade for the country importing the investment good.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控制权收益①驱动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及其导致的控制权分配格局,文章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资本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收益水平与资本配置规模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则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规模就越大;(3)较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也较低;(4)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