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宏观绩效的实证研究——以外汇储备为例

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评价体系,收集了1980～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关宏观经济数据,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的影响。研究结果认为,对外汇储备具有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长期影响不显著。     

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与贸易扩张:互补还是替代?

利用中国对外投资综合增长率和出口总额增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对我国贸易扩张的积极作用,研究中对数据分别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并讨论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在长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创造效应,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贸易增长的Granger原因;在长期,中国出口增长同样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Granger原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的发展,与出口的增长之间为互补关系。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两个角度都得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结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综合运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检验等多种方法,利用1992年至2005年度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单向因果性,即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     

中国环保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本文利用协整检验考察我国环保投资总额和相应年份GDP(选用GDP作为国民经济变量)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利用向量误差模型研究GDP和环保投资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环保投资的短期波动对GDP波动的影响。同时,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环保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进行检测。从实证结果来看,环保投资从短期和长期能够拉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GDP在长期不是引起环保投资的原因。因此,必须建立市场化的环保投融资体制。这为后续对环保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构建了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动态最优化方法推导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一般均衡关系,并利用1985—2013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协整关系,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溢出技术的吸收水平间接引致生产技术进步,进而成为增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调节经济增长的长期失衡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以及现实可行性。     

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再探索

近年来,江苏省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对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已有人做过实证分析,然而其变量的选择、数据的选择、参数的检验以及其研究的片面性,难以令人满意。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受出口的影响比较大,而对东道国的汇率、GDP、人均国民收入不太敏感。江苏省的对外贸易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或者说对外直接投资是江苏省"走出去"的后续阶段。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吗?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文章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且在克服内生性、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回归样本以及回归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组检验表明,这种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跨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两个重要渠道。本文对制定更加明确且具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以及跨国企业完善国际合作的人力资本提升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我国FDI、经济增长与国内投资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方法(1979～2004)

本文利用协整方法，选取实际外商直接投资、GDP、国内投资、出口、进口与人民币对美元的真实汇率多个宏观经济变量进行建模，发现了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了VECM冲击反应分析，考察了变量问的动态作用机制。最后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上述模型得出的结论。     

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ECM模型的检验

本文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利用协整分析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ECM),从长期和短期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均衡关系.结果发现,不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汇率的波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并不明显.基于这一结论,在当前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鼓励我国企业抓住这一机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步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本文选用1990-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实证检验了17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路径呈U型结构,符合IDP理论路径,但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并不遵循IDP理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本文还对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了协整检验,结论是：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OFDI的Granger原因,而OFDI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长期的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标准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标准主导国际竞争的时代,标准化已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变量。本文选取1991-2010年的样本数据,在利用单位根检验对变量平稳性考察的基础上,采用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国家标准增量、外商直接投资额、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出口贸易额等变量的长期均衡进行了分析并作了误差修正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额和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出口贸易存在正相关,而我国国家标准增量在短期内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则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宏观绩效的实证分析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问题一直受到很大关注.本文通过对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增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两者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两者短期的因果关系也不鲜明.因此,从对宏观绩效的作用来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不是特别显著.     

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本文基于协整理论gVAR模型,利用中国1983年-2006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②短期内三个变量之间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的方向各异;③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在长期并无增长率效应;④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国内资本都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是引起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ECM模型

随着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迅猛,我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额都有了迅猛地增长。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研究的结果出现显著的差异,本文综合运用了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利用2001年至2010年度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依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一些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1985—2009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但促进作用有限,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分析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使中国更好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OFDI与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重要途径之一。近些年来特别是"入世"以来,我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逐步由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向对外直接投资强国过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和国内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本文选取1981-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及产业结构优化指标的相关数据,构建了VAR模型,并且采用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和Granger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在短期内两者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存在区域差异.全国、东部以及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全国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要远远小于其长期效应.     

FDI对中国服务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7-2009年的数据,对外商对中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的产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OLS检验了外商对中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与服务业的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业的变动有很大影响.从上述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服务业的增长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1.07的弹性系数说明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每增加1％,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产值就会增长1.07％.因此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业有着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可以看出,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服务业产值增长的原因,而服务业产值的增长却并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区位偏好,探究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事实,从非正式制度出发,以文化偏好为切入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提出了一种新的微观解释。结果发现：企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更愿意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在运用安慰剂、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揭示,规避投资风险和降低管理成本是企业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的内在驱动机制。本文还发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在增加企业在儒家文化圈投资中存在互补效应。此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中,而在国有企业中并未找到相关证据。本文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偏好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     

参与合资有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

本文利用外商投资审批(备案)数据库识别了企业参与合资的行为,进而研究了参与合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事实分析表明：2004—2013年近14%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与外国投资商共同出资设立了在华合资企业,即参与了合资;参与合资的企业更多投资到信息不对称的远距离地区和生产率门槛较高的发达经济体。计量分析发现：参与合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参与合资通过信息传递和技术溢出机制发挥作用。在与发达经济体投资商共同投资、投资长期运营的合资企业和控股合资企业等情境下,参与合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本文拓展了国际化进程理论相关研究,为中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