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人法律保护对控制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为控制性股东侵占外部人利益提供了动机和便利,这类公司存在更大的代理问题,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机制是加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通过拓展LLSV对债权人法律保护的评价体系,可以发现我国债权人法律保护正在逐步加强。以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状态衡量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高低,实证研究发现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公司有更低的银行负债增长率、更高的利息支付成本,说明随着债权人法律保护的加强,银行能够对控制性股东利用债务进行利益侵占的行为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总体偏低的银行长期负债率和高代理成本公司偏高的负债存量,也反映了我国债权人法律保护当前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公司治理前沿研究综述——大股东控制、隧道行为、隐性收益与投资者保护

本文回顾了公司治理领域关于大股东控制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大股东控制存在的普遍性、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模式、大股东控制的激励效应和隧道效应,以及投资者保护问题等。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脉络,并对主要发现和结论进行了总结和评论。文献研究表明,股权集中的内在机制在于大股东有动力和机会增加所有股东都可以获得的共享收益,而且大股东可以通过消耗公司资源来获得小股东无法分享的控制权隐性收益,并导致企业价值的下降。高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隧道行为,提升企业价值。     

金字塔控股结构与公司透明度

运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衡量公司透明度的指标,在对金字塔控股模式下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对公司透明度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来说,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公司的透明度越低;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对于民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影响更为明显。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果仍然成立。在经济后果方面,投资者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给予了较高的认可,而对于民营上市公司,可能是出于代理成本的考虑,投资者虽然对于透明度较高的公司给予了较高的定价,但这种效应并不显著。     

中国家族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本文根据中国A股市场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多元化经营背后的动机为切入点,对中国家族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低时,家族大股东通过金字塔持股等方式实现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使其有动机也有机会通过多元化经营侵占少数股东的利益;虽然多元化经营对建立内部要素市场从而增加企业价值有积极影响,但家族大股东侵占产生的代理成本大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终极控制权、外资持股与隧道输送

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隧道输送行为一直都是监管的难点和研究的热点。基于终极控制权的分析框架,并借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关联债权债务,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隧道输送行为和外资持股对其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绝大部分中国上市公司都被政府所终极控制;对于家族所控制的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确实可以影响到大股东的隧道输送行为,但对于政府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此效应并不明显;外资股东的存在能有效地约束家族终极控制者的隧道输送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

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享有的控制权可能超过其持有的现金流权,造成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两权分离致使股权结构更加复杂,为控股股东关联交易、淘空上市公司和利润转移等行为提供了便利。文章从理论角度考察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企业价值及资本结构的影响,并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股权结构、大股东行为与代理成本Ⅱ

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代理成本问题.在股权分散型公司,公司控制权掌握在经营者手中,代理成本主要表现为经营者代理成本,称为代理成本Ⅰ;在股权高度集中型公司,公司控制权掌握在大股东手中,代理成本主要表现为大股东代理成本,称为代理成本Ⅱ.影响代理成本Ⅱ的基本因素主要是三项:(1)股权集中程度;(2)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3)经营者与大股东关系状况.公司在某特定阶段上代理成本Ⅱ的大小,就是这三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股权结构、内部现金流和企业投资行为——对自由现金流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检验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高度分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样本.本文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以我国2003-2007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随着终极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而趋于下降;伴随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水平的增加而上升.这种结果和自由现金流假说一致,即控股股东拥有过多的自由现金流可能导致过度投资,并且这种过度投资问题在资产收益率低的公司里更加严重.我们的结果不仅解决了以往关于现金流和投资之间的敏感是由于控股股东偏好过度投资还是投资不足的争论,而且为控股股东存在“激励效应”和“堑壕效应”提供了直接证据     

国有大股东控制权的状态依赖模型

本文认为,国有大股东委托权的有效性是有疑问的,代理方法不能有效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代理问题;发达经济国家公司治理机制无法有效运用于我国;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与控制权并没有分离,公司治理缺乏最根本的基础.作为改进我国现有治理机制的一种探讨,本文设计了一个控制权状态依赖模型.     

控制权转移、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股份制改组中片面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及股票发行制度的行政审批和额度控制，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问题严重。特别是上市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后，控股股东控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本文研究了控制权转移后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的关系，这将为我国今后的产权改革和投资者保护研究提供很好的经验证据。本文研究发现：（1）控制权转移后的董事变更比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比例和控股股东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转移后的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呈明显的U型关系；（3）在股权制衡中，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负相关。     

股权结构、大股东行为与代理成本Ⅱ

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代理成本问题。在股权分散型公司,公司控制权掌握在经营者手中,代理成本主要表现为经营者代理成本,称为代理成本Ⅰ;在股权高度集中型公司,公司控制权掌握在大股东手中,代理成本主要表现为大股东代理成本,称为代理成本Ⅱ。影响代理成本Ⅱ的基本因素主要是三项:(1)股权集中程度;(2)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3)经营者与大股东关系状况。公司在某特定阶段上代理成本Ⅱ的大小,就是这三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股权高度集中情形下的代理成本Ⅱ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如果大股东是民营企业,则一般会对公司实施严密控…     

终极控制权、法律环境与公司财务风险——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04-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研究了终极控制权、法律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对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与公司财务风险负相关.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加重了其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加重了公司财务风险,两权分离程度与公司财务风险正相关.较高的地区法治水平能够有效遏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上市公司所处的法律环境越好,其财务风险就越小.法律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助于直接降低公司财务风险,还有助于减轻由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所导致的财务风险.     

大股东终极控制与掠夺行为研究

本文从公司控制链微观结构的视角研究了大股东的终极控制与掠夺行为.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和交叉持股是大股东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两种重要方式,并造成了大股东对小股东掠夺的强烈动机.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分析了大股东掠夺行为产生的机理,大股东能够用较少的现金流权来实现对公司的实质控制是掠夺行为产生的本质原因,从而攫取更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     

家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实证分析

大股东在能够有效控制公司的情况下,常常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转移公司资源,损害公司价值,从而对小股东的利益构成侵害。我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主要通过金字塔股权结构实现控制权的增长,文章通过实证研究,计算了家族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和投票权的分离程度,并分析这种分离程度是否对公司价值具有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的投票权、现金流权与投票权的分离系数均与公司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07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并探讨了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价值与终极股东控制权显著正相关,与现金流权、独立董事比例的相关性不显著;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与公司价值呈U型关系,且U型关系顶点左侧的样本数占整个样本的84.384%,即大部分的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控制在使其易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范围内。     

机构投资者参与的控制权竞争研究

本文提出了解决我国目前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的理论模型。本文认为,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争夺与公司治理,通过形成制衡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减少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减少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吞与掠夺,提高企业的业绩。但是,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效果受到股东持股比例、法制环境与机构投资者竞争力的影响。     

上市方式、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家族企业数据的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金字塔型的股权结构,使得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发生分离,这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本文以我国金字塔类家族上市公司2008-2010年的有效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家族上市公司的上市方式、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程度、现金流权、控制权以及两权分离程度、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研究结果表明,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绩效整体上优于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家族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程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现金流权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股权结构与代理问题: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关于股权结构的研究大都以“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为前提,关注于经营者对股东的代理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并以控制权为切入点,从理论和经验上证明股权集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大股东普遍存在。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大股东手中,而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才是股份制企业中的核心代理问题。     

终极控制权、大股东制衡与 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特殊资产保护出发,基于终极控制权,探讨控股股东和其他大股东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战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1）虽然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显得越可靠和及时,但控股股东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2）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即其特殊资产卷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卷入信息操纵。提高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但同样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3）其他大股东可能阻碍控股股东操控信息披露,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可能对信息披露以及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产生负面作用。（4）其他大股东制衡度与信息披露指数、信息披露可靠性和及时性之间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     

上市家族企业所有权结构与绩效: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普遍呈金字塔型,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常常出现分离状态,因而极有可能诱发委托代理等问题。鉴于此,文章以我国上市家族公司中小板企业2010—2012年的样本数据为对象进行研究,对家族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和绩效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现金流权、两权分离度、家族成员的权力偏离与企业绩效间均呈负相关,Z指数和管理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则呈正相关,而所有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