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

文章对沪深1 587家上市公司2010—2013年四年间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高管激励中,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并且在研究因素中影响最大,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同样具有相关性,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并不完善,影响力度十分有限。此外,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     

高管人员激励模式及激励效果探讨

随着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等高层管理人员已成为影响企业管理水平和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年报数据对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对民营企业来说,高管股权激励比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对国有企业来说,薪酬激励的效果则更加明显。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年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在高管薪酬超过一定的额度后,高管薪酬激励明显呈现出边际递增的激励效果.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只有线性正向影响,并未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分析与方案设计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直接影响到企业绩效,在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历史及其优劣分析的基础上,随机选择研究样本进行高管薪酬的均值分析,同上市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分析,并结合现状剖析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目前的合理性所在及其不足。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较前具备较强的合理性,同上市公司的业绩呈微弱的正相关关系。但仍然存在明显的激励有效性不足现象。文章针对不足,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可供参考的激励方案。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高管层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管理中的重要机制,是极为重要的薪酬激励模式之一。高管层股权激励加强了公司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公司高管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益。就此,以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为研究对象,初步探讨高管股权激励的基本类型和特点,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     

垄断国企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垄断国企高管薪酬过高受到广泛质疑和国企混改进一步深化的背景,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垄断国企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垄断国企高管薪酬水平与薪酬差距对其经营业绩的正向激励成效显著;由于垄断国企股权激励受到政府的管制,实行高管持股虽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但却未达到预期激励效果;薪酬水平的激励效果最优,股权激励效果最差.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生命周期、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2016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发展生命周期的动态层面研究高管激励中的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三种薪酬激励模式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水平普遍偏低,创业板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投资具有正向作用,而且不同生命周期下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阶段,主导的薪酬模式是货币薪酬激励和在职消费,且两者在促进创新投资方面具有互补效应;在成熟期阶段,三种薪酬激励模式对企业创新投资都有促进作用,三种薪酬激励模式两两间存在互补效应;在衰退期阶段,在职消费成为主要的激励模式,三种薪酬激励模式中任意两者间也存在互补效应。因此,企业可以利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创新投资力度,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采取不同的薪酬激励组合策略,进而发挥三种薪酬模式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和促进作用,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力。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股权激励能够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本文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公司治理要素对大股东占款的影响之后,总经理持股或股权激励安排确实能够抑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侵占,但是,股权激励的抑制效果不是线性增长的,即总经理持股比例与大股东侵占度不成线性关系。本文没有发现总经理持股比例超过5%时会产生堑壕效应,也没有发现所有制形式对股权激励效果有重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正在进行的股权激励政策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也丰富了股权激励的相关文献。     

市场竞争、经理人激励与上市公司舞弊行为——来自中国证监会处罚公告的经验证据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和经理人激励对舞弊行为影响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权市场竞争中只有第二大股东的制衡力量对舞弊行为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经理人市场的竞争程度与公司舞弊行为显著负相关,不成熟的经理人市场使得经理人的声誉机制和报酬激励机制都难以发挥抑制舞弊行为的作用。治理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更好路径是优化经理人的选任机制和竞争机制,而不是仅仅强化其激励。     

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

传统以管理费用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不能恰当地反映管理者在职消费和职务侵占的真实水平,本文用经过Jones模型纠正的费用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考察了所有权性质、总经理持股与否及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本文提供了私有制下总经理适当持股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的可靠证据,为中国上市公司即将展开的股权激励计划提供证据的支持。     

多元化战略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1-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现金薪酬水平与公司价值负相关,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是非线性关系,激励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多元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当控制了影响多元化的公司内部因素后,我们发现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多元化程度与现金薪酬之间是负向关系;多元化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是正向关系.多元化程度与在职消费正相关.多元化决策是管理当局希望从多元化中获取更多的剩余收益和隐性的私人利益.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分析师关注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分析师关注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薪酬激励、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企业创新,高管激励力度越大,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多;高管激励与分析师关注呈正相关关系,不论是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都会提高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程度;分析师关注在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高管激励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在控制了高管激励因素后,分析师关注对企业创新仍然存在明显正效应.     

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以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在对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样本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其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财务指标显著正相关,与其他业绩指标不显著相关;在非财务指标中,高管薪酬与资产规模、高管持股、股权集中度、地区等非财务指标相关。这说明,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已建立起基于绩效评价的薪酬激励制度,但业绩评价指标过于单一,薪酬激励制度有待完善。     

控制权收益作为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激励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将控制权收益分解为隐性收益和显性收益。结果表明，显性收益占控制权收益的9％左右，隐性收益仍是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首要激励因素。研究还显示，隐性收益和控制权收益与企业规模和经营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呈显著的正相关。而显性收益与企业规模和经营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呈显著的负相关；隐性收益还与公司资产负债率呈显著的负相关。最后，提出将自我隐形激励转变成市场显性激励的政策建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高管 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 ——价值分配的视角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和委托代理理论，在价值分配视角下，阐释了生命周期演进过程中高管效用敏感性变化规律以及不同高管激励机制运行特征，构建了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方案，并利用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高管激励契约体系对企业价值分配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成长期和蜕变期，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有效抑制代理成本；而高管声誉激励机制仅在企业成熟期表现出对代理成本的抑制效应；生命周期各阶段内，控制权激励均未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相反在蜕变期，控制权沦为高管挖掘私人利益的工具。因此，改善薪酬激励期限结构，提升声誉激励和高管市场约束的持续性，构建高管控制权管理制度体系是实现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的必经之路。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前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实证方法研究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平均持股水平很低,但对高管人员的行为仍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当总经理独立于董事会时,股权激励的效果更为明显。此外,公司的规模和控股股东性质等因素也会起到调节高管持股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