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松原市葛平村的实地调研

农村劳动力迁移是农村城市化的推动力量之一,研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文章以吉林省松原市葛平村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葛平村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进行分析,找出了影响当地农村劳动力做出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即对城市生活的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基于分析结果,提出政府可以在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解决农村社保问题以及改革农村迁移劳动力进城住房制度等方面做出努力,从而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迁移,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实证分析

以对农村已转移劳动力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就地转移劳动力和异地转移劳动力的迁移意愿进行了统计分析，建立了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排序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城市化迁移意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影响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据此提出了一些有关政策建议。     

农民集中居住意愿调查与对策研究

重点对苏南地区部分农村采取实地抽样调查,了解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实施现状,调查农民对集中居住政策的意愿,分析当前影响农民对集中居住政策满意度的因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开展对策研究并提供决策建议。     

企业迁移的理论基础及其演变脉络

企业迁移作为一种企业成长战略,已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和实施。企业迁移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新古典区位理论、决策行为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等。综观国外的企业迁移理论研究,经历了从企业迁移的的动机、影响因素、决策过程,到对区域政策的影响、迁移企业绩效的影响等演变过程。而我国学者对企业迁移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今后,关于企业迁移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企业迁移到新的发展区域后,如何根植于当地的社会和创新网络之中以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将成为研究的重点领域。     

农民参与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调查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参与主体。总体看,农民对新型城镇化的接受程度和参与意愿较高,且更偏向于迁移至中小城镇。农民参与新型城镇化中最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农村土地的征收问题、城镇住房和交通问题、城镇生活环境问题、教育和培训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因此,应围绕农民在新型城镇化的利益诉求,着力解决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国外企业迁移研究综述

从理论方法、决定因素和迁移绩效三个方面对国外企业迁移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并在对企业迁移研究作出了建设性的评论。文章认为:①企业迁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出现融合发展趋势,在新古典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采取制度和行为的方法逐渐成为主流;②影响企业迁移的决定因素进一步内生化。除了传统的区位因素,企业内部因素也对企业迁移产生重要的影响;③对企业迁移绩效缺乏深入研究。企业迁移研究,一方面丰富了空间经济理论,使区位论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企业“区位选择”理论;另一方面对于我国区域政策的制定、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中非数量因素量化初探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进行定量研究首先要将影响迁移决策的各种因素量化。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心理成本、迁移网络和政策制度等心理学和社会学非数量因素对迁移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有定性分析,但缺乏相应的定量说明。在现有的研究方法和定义模式下非数量因素不能精确量化。旨在探讨将非数量因素量化的基本方法,给出一种基于序数效用论的替代计算方法。     

我国劳动力迁移的动因和政策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家庭迁移决策模型,分析了我国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户籍制度、地区因素和劳动力集聚产生的外部性对劳动力迁移决策的作用;进一步,在稳态系统中分析了地方政府政策这一外生冲击对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我国近十年的统计数据,本文估算了各个影响因素对劳动力迁移率的作用,绝大部分影响因素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表明我国劳动力迁移率的确与收入差距和户籍制度等因素存在显著的关联。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迁移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的成人调查问卷2004和2006年的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健康、娱乐偏好等变量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而当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家庭负担并不是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并且已婚女性劳动力倾向于和丈夫共同迁移,以上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村的空巢老人问题。最后,促进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最有效方法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其中大学及大专学校教育最有效,其次是职业和技术学校教育。     

基于序数效用论的劳动力迁移非数量因素量化

对剩余劳动力迁移进行定量研究首先要将影响迁移决策的各种因素量化。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心理成本、迁移网络和政策制度等心理学和社会学非数量因素对于迁移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有定性分析,但缺乏相应的定量说明。文章旨在探讨将非数量因素量化的基本方法,并得出结论在现有的研究方法和定义模式下非数量因素不能精确量化,并给出一种基于序数效用论的替代计算方法。     

珠江三角洲外来工经济社会境况对迁移意愿的影响

本文选取经济发达、外来工人数众多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调查,运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描述他们的经济社会境况,进而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影响珠江三角洲外来工迁移意愿的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发现,外来工的迁移意愿是在宏观的制度约束之下,结合微观个体因素做出的理性选择.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促进外来工留城和整体的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房价压力、房租负担与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

人口的持久性迁移意愿直接影响人口流向以及城镇规模的变化,要改变中国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关键是引导人口的迁移方向。本文重点研究住房价格对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将住房价格对人口迁移意愿的影响细化为购房与租房两方面,采用房价收入比和房租收入比等作为变量进行经验研究,结果发现：房价收入比和房租收入比对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均显著;相对于收入水平而言,住房的销售价格已经进入抑制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阶段,而住房的租赁价格尚未进入抑制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阶段。因而,可以利用住房市场价格对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来引导人口流向,因城施策合理选择住房保障的范围和方式,使住房政策成为引导人口迁移的手段。     

迁移与信任——来自CLDS2016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人口迁移时代，个体迁移行为如何影响迁移者自身的社会信任直接关系到社会融合与城镇化发展，而这一问题在已有研究中还缺乏经验证据。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2016),实证发现，迁移行为降低了迁移者的社会信任。对机制的分析发现，迁移增强了迁移者的风险感知以及迁移破坏了迁移者的社会网络从而导致风险承受能力下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此外，迁移对信任的负面作用随着迁移者在迁入地时间的延长而减弱；低技能迁移者和乡、城迁移者的信任在迁移中受到的损害更大，而迁入地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削弱这一消极影响。     

中国农村人口省际省内迁移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较为全面、综合地从8个层次选择了一系列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进行的精确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内转移与省际转移的驱动机制不同。相对较高的迁移成本使得跨省迁移的决策更需要劳动力理性的判断和思考.转移决策更多地取决于就业机会。     

地区间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和迁移距离对劳动力迁移有显著的影响。通过对收入差距变动的模拟,我们发现1985—1990年至1995—2000年期间增加的模拟农村移民数量只约有40%,与实际移民数量一倍以上的增加幅度有很大差距。这说明1990年代移民的大幅增加还与户籍制度改革等其他因素有关。     

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以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并将理性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结合对武汉市农民工健康及社会经济状况调查的数据,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探讨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工能够获得越多的比较收入,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农民工对新环境的适应性越强,能够获得的资源越多,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而"原居住地自然灾害情况"和"原居住地区类别"所构成的生存理性,对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则不具有解释力。     

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民的进城选择?

就近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方向之一。以往农民在县域定居多归因于户籍制度和生活成本等因素，但却难以解释在户籍制度松动和经济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农民就近进城的基本趋势。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村社中，农民将土地视为“命根子”，地权稳定性成为农民行为决策的重要准则。因此，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进城路径选择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民就近进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地确权产生的财产功能效应和生产功能效应分别给农民带来了“离乡非农就业”“留乡守土务农”两种激励导向，而就近进城则成为农民选择的兼容性策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更能促进东中部地区农民和家庭女性劳动力占比低的农民选择就近进城。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在农地确权情况下，农民农业兼业的意愿增强，从而促进其就近进城。笔者认为，农民进城路径选择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含义，这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以县域经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的理解。     

基于多智能体方法的企业迁移空间决策机理的研究框架

企业迁移的空间决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到企业、政府、地理环境及社会经济之间的交互作用。针对传统企业迁移研究的不足,在梳理国内外企业迁移空间决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讨论企业迁移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地域功能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在企业迁移空间决策过程中的应用,提出基于多智能体方法对企业迁移空间决策理论进行综合集成,构建基于企业迁移空间决策理论的综合集成、计算机模拟、多智能体模型及地理信息科学的企业迁移空间决策行为分析框架体系,探索企业迁移空间决策的机理,为企业迁移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丰富地理计算、空间智能等模拟方法在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中的应用。     

京津沪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以2008年京、津、沪、穗四大城市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比分析了北京、天津和上海迁移人口的个体特征以及相对于其他省市,三座城市与迁出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上对外来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讨论了人口迁移对地区间不均衡程度的影响。无论是在个体特征方面,还是受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方面,天津和上海的迁移人口都具有较多的趋同性;北京市由于其特殊的城市功能以及拥有众多优势资源,对高素质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等因素对迁移者迁移概率的影响有所不同。     

基于智能体的企业迁移模拟——以广东省产业转移为例

企业迁移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大量的企业迁移活动将重构区域产业空间格局.通过梳理企业迁移机理的相关研究,构建综合成本最小的企业迁移决策行为规则,提出基于智能体和GIS集成的企业迁移决策模型,对企业迁移现象进行模拟,并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模拟珠三角地区企业向广东省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迁移的产业空间变化格局.模拟结果的空间格局和实际情况较为接近,企业迁移的趋势具有梯度性和等级性,临近珠三角地区的区县和省内市辖区是企业迁移首选的区位,粤北山区等区县承接企业迁移潜力最差.运用智能体建模的思想来分析企业迁移的空间决策行为,能为模拟企业迁移的空间格局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对于合理引导企业迁移和制定产业转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