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演化博弈的跨界流域生态补偿利益均衡分析——以漓江流域为例

以漓江流域为例,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探究了跨界流域上下游政府之间的利益均衡及生态补偿机制。理论研究发现,在跨界流域中仅仅通过地方政府自身演化无法达到最优稳定均衡策略(上游保护,下游补偿),必须引入上级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确定实现最优稳定均衡策略时的参数条件。实证测算出漓江流域的环境保护成本约占该流域地区总产值的5.59%,其中74%的环境保护成本应当由下游的广东省进行补偿。为实现最优稳定策略均衡,还须来自于中央政府至少2倍于环境保护成本的惩罚约束。     

长江经济带背景下三峡流域政府间生态补偿行为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

文章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三峡流域上下游政府保护(补偿)行为演化博弈过程进行研究,构建未引入中央政府参与机制和引入中央政府参与机制的"三峡流域上下游政府行为"演化博弈模型,运用系统动力学Vensim软件进一步验证,借以探究三峡流域上下游政府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的政策行为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奖惩机制可以有效抑制上下游政府政策行为波动;三峡流域上下游政府在合作时初始意愿值对生态补偿建设的发展有显著影响;签订有约束条款的治理协议可以提高三峡流域生态补偿治理效率。     

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地方政府合作

流域生态补偿的特殊性和我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与地方政府间合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现有的生态补偿试点主要采用上级政府主导推行的模式,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的互动合作较少.为进一步建设和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由地方政府合作主导,上级政府监督、协调的联合模式是实现流域生态补偿的最佳途径,也是未来区域合作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地方政府合作方式方面,行政协议的应用有着十分光明的前景.     

基于流域水生态保护的跨界水污染补偿标准研究——关于太湖流域的实证分析

水资源属于公共品,流域水生态污染正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公地悲剧"。实证分析表明,上游地区工业发展产生的水污染,一方面导致下游水生态的严重恶化,另一方面使下游地区为恢复水生态承担高昂治理成本。因此,建立跨界水生态补偿机制,确立"污染者付费"的补偿标准迫在眉睫。本文以水生态"恢复成本"作为补偿依据,定量分析了上游如果造成流域污染,而必须对下游进行补偿的金额。通过对典型案例太湖流域水生态现状与问题的总结,提出上游补偿下游地区水生态"恢复成本"的解决思路,探求从根本上解决流域水生态污染问题的路径。     

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与资金分配研究——以广东省东江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作为解决城市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协调保护方和受益方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中补偿标准是决定生态补偿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选取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广东省东江流域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分析现有补偿标准的基础上,运用生态保护成本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分别从流域水源地保护方和下游受益方的角度对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算,并依据下游用水量对补偿金进行分摊。通过测算,广东省东江流域上游六县生态保护总成本为105.38亿元,其中直接成本5.40亿元,间接成本99.98亿元,引入水质修正系数和水量分摊系数后,下游四市应补偿上游六县的生态补偿额度为24.69亿元。下游四市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总额为5.91亿元,应支付总补偿额度超出支付意愿总额18.79亿元。因此,在充分考虑流域上游生态保护成本和下游支付意愿、支付能力的前提下,利益相关双方通过谈判、协商在生态补偿标准问题上达成一致,对东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量化研究——以湖南湘江流域为例

我国流域上游地区为保护水资源生态环境,实施严格的源头控制,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因此,亟待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流域生态补偿是以水资源作为流域生态系统的重要控制因素和补偿载体,通过水资源能有效转移上下游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本文以湘江流域为例,从生态建设与保护成本分析法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两种方法出发,对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量化,得出制定科学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应凸显水资源价值,依据地区差异实行差异性补偿的结论。     

主体功能区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深化了流域区域间利益的不均衡,功能区定位导致限制和禁止开发区承担一定的额外成本和面临发展机会的损失,流域生态补偿是协调不同功能区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该文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依据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类型特点,以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主体功能是提供生态产品为出发点,从补偿依据、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三个方面对主体功能区视角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进行探讨。主要思路为:以生态保护总成本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通过地方政府间横向跨区域协商管理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实行下游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对上游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江河源头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江西东江源区为例

流域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予以适当经济补偿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失衡、保护流域水资源生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和迫切需要。在简要回顾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理论研究和实践模式的基础上,以江西东江源国家级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区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为背景,分析了在江河源头区域实施生态补偿的现实必要性及其政策法律依据;根据"受益者补偿"的原则,确定了东江源生态补偿主体和受体;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和"工业发展机会成本法"测算出生态补偿标准总额为51 335.2万元;以水量、水质和用水效益三个指标为基础,建立流域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成本分担模型并测算出流域下游地区广东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成本年分担份额为10 861.33万元,就东江源区域实施生态补偿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途径进行了设计。     

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生态环境服务付费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的三个背景是:(1)生态问题的凸显;(2)新古典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流行;(3)保护环境和减少贫困一石两鸟的期望。与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理念相似的概念,在我国一般被称为生态补偿。生态补偿在我国受到重视是国情使然。这一国情与上述三个背景有共通之处,也有独特之处。这决定了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国际经验对我国生态补偿有潜在的借鉴意义,同时生态补偿又有中国特色。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国际经验对我国的主要启示是:(1)需要提高下游(环境服务需求方)的生态补偿意识;(2)公平的生态补偿机制要求考虑上游保护生态环境的机会成本;(3)权属明晰化是使生态补偿机制长久可持续的前提;(4)政府应鼓励地方创新形式多样的补偿形式;等等。     

水源地生态敏感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实践及机制研究

生态补偿在国际上又称作生态系统/环境服务付费(PES),在生态敏感区发展有机农业并对其进行生态补偿尤为重要。论文通过对国内外典型的流域及水源地有机农业发展实践及生态补偿案例进行研究,并对现有的有机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和补偿机制进行探讨,针对中国南水北调工程沿线等水源地生态敏感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提出几点合理化政策建议:(1)水源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应纳入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规划体系;(2)分区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更灵活多样,避免补偿标准的单一化;(3)发挥利益相关方的积极作用,选好中间"人",建立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联动补偿机制;(4)建立生态补偿信用制度体系,强化政府监管下的多元化约束机制。     

中央政府供给地区生态补偿的内生缺陷——对补偿原则和收益原则内在矛盾的分析

我国现在实施的生态补偿以财政补偿为主，其中，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补偿所占的比例最高。鉴于这种情况，作者从地方公共品供给的角度，考察了由于补偿原则和收益原则的内在矛盾——在功利主义回报原则下，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难以达到完全补偿；在自然回报原则下，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显著的使分配非中性，违背自然回报原则所要求的中立性——不能同时达到补偿的完全性与中性。由于这种内生缺陷的存在，中央政府供给地区生态补偿时难以使所有地区都满意，其本身也陷入难以进退的矛盾境地。本文认为在我国纵向转移支付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政府若要有效供给诸如环境保护类型的溢出性地方公共品，就应该转变单线条的由上至下的转移支付模式，强化地方供给，加强地区之间的横向交流，如让地区之间直接谈判如何划分合作的收益或如何进行横向的补偿，以使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地区生态补偿责任。     

中央政府供给地区生态补偿的内生性缺陷——多数规则下的分析

我国现在实施的生态补偿以财政补偿为主,其中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补偿所占的比例最高.从地方公共品供给的角度看,在多数规则下,中央政府供给地区生态补偿具有内生性缺陷.在政府供给诸如环境保护类型的正溢出性地方公共品方面,中央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有存在的必要,但若占居主导地位则弊大于利.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加强横向联系,以更多地承担地区生态补偿的责任.     

生态补偿的国家立法责任

生态补偿不应只是学者专家以及少数地方政府关注的问题,而应由国家立法机关将之制度化、法律化,即制订生态补偿法。制订生态补偿法是国家以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以实现生态目标的重要方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措施,是维护“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是统一各地方政府生态补偿政策与实践的手段,是对国家生态补偿实践——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经验教训的总结。     

A study of benefits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agricultural water rights trading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case study of Shiyang River basin

Agricultural water allocation system based on priority rights has caused regional conJtiets and downstream ecological degradation.It is the urgent need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the initial water rights and establish benefits compensation mechanism to resolve such problems.This paper takes the Shivang River basin as an example to calculate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0.97×108m3 of agricultural water encroached by the middle reach based on initial water right allocation system under which water is alloc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atio between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of two different regions concerning the downstream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needs with Bio-economic model (BEM).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total economic loss of Minqin County for ecological econstruction amounts to 2.57×108 yuan,of which 1.68×108 yuan i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representing the economic loss Minqin suffered for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which should burden beneficial groups of e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and 0.89×108 yuan is the economic loss Minqin suffered due to Liangzhou's encroachment behavior which should be compensated by Liangzhou.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

随着竞争的加剧,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获取竞争优势、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区域经济合作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的缺失,直接影响到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作为不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平衡、协调各方利益的制度安排,是突破现有制度瓶颈、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测度研究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转型对推动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9年、2012年、2015年和2018年的39个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中部凹陷态势,下游地区最优,上游地区次之,中游地区最差;(2)黄河流域各类资源型城市发展差异较大;(3)黄河流域各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速度存在较大差异。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应因地制宜、推动"数智"转型并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退耕还林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最优激励合约

在对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运用Holmstrom和Milgrom(1991)提出的多项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精神,构建了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双重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并将土地资源禀赋因子引入该模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据此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最优激励合约作出了研究。结果表明,在设计激励合约时,中央政府应根据地区的土地资源禀赋、地方政府的Arrow-Pratt绝对风险规避度量、退耕还林实施绩效的变异性等因素确定地方政府的可变收益分配率,并让地方政府的收益与退耕还林的实施绩效直接挂钩。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提高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积极性提出了一组政策建议。     

Trade,Transboundary Pollution,and Foreign Lobbying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use of trade policy in addressing transboundary stock pollution problems such as acid rain and water pollution. We show that a tariff determined by the current level of accumulated pollution can induce the time path of emissions optimal for the downstream (polluted) country. But if the upstream (polluting) country can lobby the downstream government to impose lower tariffs, distortions brought by corruption and foreign lobbying lead to a rise in the upstream country’s social welfare, and to a decrease in social welfare in the downstream country. Thus, the usefulness of trade policy as a tool for encouraging cooperation and internalizing transboundary externalities depends critically on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s’ susceptibility to foreign political influence.     

生态和谐视野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基于古代漓江流域生态保护法律机制的分析

建设生态和谐需要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全方位互动,在这方面,古代漓江流域的生态保护法律机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古代漓江流域形成了由官方司法规制、乡规民约自我约束以及少数民族习惯法自觉保护组成的多层次生态保护法律机制。三者相辅相成,互为所用,共同建构了漓江流域的生态和谐。目前,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二者之间的冲突及如何克服的问题,却忽略了在某些特定领域,二者之间本质的、内在的一致性。古代漓江流域的生态保护法律机制使我们认识到,多层次法律规范之间本质的、内在的一致性是保证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前提条件。就今天的生态法治建设来说,如果不能从中汲取营养和参照,将是一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