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独占策略对R & D联盟形成决策的影响

R&D联盟有利于促进企业间知识交流,却易产生非预期的知识泄漏、创新模仿和机会主义等风险,因此在R&D联盟形成中考虑企业独占策略的影响至关重要。从联盟治理结构和联盟范围入手,探索双元独占策略对R&D联盟形成决策的影响,并讨论联盟经验的调节作用。结合来自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机械制造和软件等行业208份问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强调原发性独占策略的企业更倾向选择非股权联盟治理结构,强调生成性独占策略的企业更倾向选择股权联盟治理结构;原发性独占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选择更广泛的联盟范围;生成性独占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选择更狭小的联盟范围。另外,联盟经验对企业独占策略与R&D联盟治理结构的关系,以及企业独占策略与联盟范围的关系均存在显著的不同调节作用。     

不同动机下联盟能力、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关系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深圳300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对比研究了在非学习型资源获取动机和学习型资源获取动机下,联盟能力、治理机制选择和联盟绩效的相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以获取非学习型资源为动机的联盟中,联盟企业构建合作规则的能力越强,其越倾向于强化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而弱化关系治理机制;企业发展和维护关系的能力越强,其倾向于同时加强联盟中正式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同时,联盟中正式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对联盟绩效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正式治理机制更有利于个体绩效的实现,而关系治理机制则对整体绩效的作用更大。在以获取学习型资源为动机的战略联盟中,联盟企业构建合作规则的能力越强,其越倾向于同时强化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机制在联盟中的作用;企业发展和维护关系的能力越强,其倾向于强化关系治理机制在联盟治理中的作用,而弱化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与非学习型资源获取动机下的联盟类似,联盟中正式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对联盟绩效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不同的是,正式治理机制更有利于整体绩效的实现,而关系治理机制则对个体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处于联盟中的企业应该注意不同联盟动机下联盟能力、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关系对联盟管理实践的影响。     

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Panel Data的研究

以1999-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呈倒"U"型关系;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家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存在着明显的过度投资倾向.(2)内部治理中的董事会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3)企业外部治理因素,如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小,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越高,执法水平越高,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同时产品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     

公司治理结构与创业导向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3年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的456家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对公司治理结构与创业导向的相关关系以及制度环境和企业所有制对该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层级多元回归结果表明:高管结构越年轻化,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研发积极型创业导向;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资产增值型创业导向。分组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创业型企业的治理结构与创业导向的关系起差异性调节效应,并且该调节效应在相对落后制度环境下的表现强于在相对发达制度环境下的表现;企业所有制对创业型企业治理结构与创业导向的关系起差异性调节效应,且该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的表现强于在国有企业中的表现。     

企业战略联盟治理结构的选择

从交易成本和资源的角度研究战略联盟治理结构的选择问题,在交易成本理论基础上分析了影响股权合资联盟与契约联盟选择的因素。通过利用资源的观点解释如何在契约联盟中进一步选择交易联盟和组合联盟,对我国企业如何选择战略联盟治理结构提出建议。     

产学研知识联盟与社会资本

高新区内的产学研知识联盟，是区内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之间通过各种契约关系或股权关系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进而实现“双赢”目标的网络组织。产学研知识联盟的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联盟伙伴间社会资本与信任关系的形成。一方面，社会资本与信任关系影响联盟伙伴之间知识转移的意愿与转移的效率。是联盟伙伴之间知识转移与共享的前提；同时，社会资本与信任关系又是产学研知识联盟的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联盟组织成员之间来自相互认可的基于知识的信任和来自共同的行为准则基于规则的信任，在交易关系中能创造出自我约束的力量，成为正式合同约束的替代，成为另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     

企业间合作治理模式选择的实证研究

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中“交易特征-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对北京市156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基于调查数据对企业间合作治理模式选择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间资源的结构依赖性、过程依赖性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股权式合作治理模式;而合作经验对企业闯合作治理模式同时存在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中间接影响主要通过资源依赖性的中介效应来实现。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交易成本逻辑的合理性。     

CEO权力、董事会治理与公司冒险倾向

从CEO风险规避行为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了CEO权力对上市公司冒险倾向的影响,并检验了董事会治理机制对公司冒险倾向和CEO权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负相关,企业高管权力过大会加重代理问题,降低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公司表现出较低的冒险倾向;董事会独立性并不明显影响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持股对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董事会持股比例越高,则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弱。因此,通过改善董事会治理机制,能够缓解管理层过度保守的经营行为,提高股东价值。     

治理结构如何影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从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管理层激励三方面研究了治理结构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较高、监事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绿地投资;高管报酬总额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并购;独立董事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合资.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企业更倾向于并购或合资;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绿地投资或合资;而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没有显著影响.文章对于如何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监督成本对股东减持的影响分析:股权分置改革角度

基于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文章主要关注股权流动性变化对股东持股决策的影响。以股权分置改革后非控股股东减持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股份获得流通权后,非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明显的下降。进一步地,文章还研究了监督能力对非控股股东减持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内外部治理水平越低、控股与非控股股东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非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减持比例越大,即随着监督能力的下降,流动性提高后非控股股东倾向于"用脚投票"。     

高管股权激励 、约束机制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

对外直接投资速率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决策 ,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剖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决策驱动机制,并基于2004-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影响以及高管所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1)股权激励总体上使得高管倾向于选择快速扩张的投资策略;(2)内部约束机制会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3)外部约束机制会弱化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内部 ,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加快企业投资的激励效果以及外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而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内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均十分显著.文章为如何充分调动企业高管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抓住国际化机遇提供了借鉴.     

高管层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及其成因——中国上市公司实证分析

股权激励制度实施过程中,由激励股权①在激励对象间的分布形成的分布结构是除激励股权绝对数量之外另一个影响股权激励绩效的重要因素.但国内外现有研究却鲜有论及.本文利用实施股权激励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阐明了高管层激励股权分布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形成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②,并进一步的研究了其形成的原因.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趋向选择平均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公司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公司规模越大、股权集中度越低,公司越易形成不均匀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公司规模越小、股权集中度越高,则越易形成均匀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这一方面体现了公司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对激励股权分布结构的最大影响,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制定股权激励制度时采纳的依据的范围较狭隘,可能降低股权激励制度的科学性.     

资源柔性对企业多元化倾向的影响研究

从资源柔性的角度分析企业多元化选择的倾向,并分析内部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表明,资源柔性会通过刺激不同多元化动机的产生,同时提高企业相关多元化和无关多元化倾向。CEO持股与股权集中度分别正向调节资源柔性与相关多元化倾向的关系,负向调节资源柔性与无关多元化倾向的关系。这反映出资源柔性与内部治理机制对企业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复杂影响。     

盈余管理与公司内部治理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从直接股权和终极股权等方面建立多个回归模型分析公司治理机制对盈余管理的制约程度。实证结果表明,直接股东的股权集中度越高,终极股东的两权偏离度越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其他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合一现象越明显,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人数的影响不显著。这对改善我国公司的治理机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平台治理如何影响互补者知识共享——平台开放度的控制与激励作用北大核心

促进互补者知识共享和协同创新是平台治理的重要目标。根据竞合理论,从平台开放度这一兼顾控制和激励的治理手段入手,探讨平台开放度对互补者知识共享的作用机制。通过对创新型平台上320家应用程序开发企业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开放度中的可访问性与透明度对互补者知识共享具有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知识复杂性较高的互补者中会得到缓解,在知识多样性较高的互补者中会被放大;此外,将知识复杂性机制引入战略独特性后,存在三阶调节作用,即战略独特性越低、知识复杂性越高,可访问性与透明度对互补者知识共享的负向影响越弱。强调平台治理政策与手段设计对互补者交互和价值创造具有重要影响,在兼顾互补者异质性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平台治理研究。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信息透明度的视角

以2009年和2010年具备股权再融资资格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信息透明度的角度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和股权融资成本具有负面影响;具体而言,管理者越倾向于过度自信,上市公司的收益平滑度越高,因此收益透明度越低;相比非过度自信管理者所在的企业,过度自信管理者所在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更高。     

异质信念、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增发偏好

投资者特征是企业融资决策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以2003-200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异质信念和投资者情绪两个维度,考察投资者特征对企业股权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投资者情绪越高涨,企业越倾向于公开增发而非配股。进一步地,我们还考察了不同投资者情绪下,异质信念对股权发行方式影响的差异性,结果发现投资者情绪越乐观时,异质信念对企业公开增发选择倾向的敏感性越高。     

双边关系质量与合作治理模式:整合分布式创新核心机制的概念模型

分布式创新是近年来技术创新领域的一个前沿主题,已有学者发现企业间双边关系质量对分布式创新结果和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但关于其对分布式创新过程及治理模式的影响仍缺乏机理性认识。从社会网络视角,基于分布式创新机制与合作治理理论,提出了企业间关系质量—分布式创新机制—合作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通过深入分析分布式创新中双边关系质量对合作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构建了一个由分布式创新内在机制和合作涉及的技术范围组成的带有中介和调节作用的路径整合模型。总体来说,解释了双边关系质量通过完善分布式创新机制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股权合作模式的内在机理,希望通过该模型为后续学者提供一个分析双边关系特征与合作创新之间关系的新思路。     

股权激励、控股股东性质与信贷契约选择

我国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容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影响.鉴于此,文章基于股权激励的行为引导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以2009-2015年推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调节作用下,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信贷契约选择的不同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激励容易诱发管理层对信贷资金(特别是长期信贷资金)的偏好,而政府干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使银行只能通过提高利率进行自我保护.第二,非国有控股股东对股权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与其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密切相关.当两权匹配时,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提升,从而公司可获得宽松的信贷契约;而当两权分离时,股权激励容易产生合谋效应,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降低,进而提出更加严苛的信贷契约条件.文章拓展了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研究,而且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股权结构、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创业板的数据分析

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对于创业板企业至关重要,但企业是否愿意在研发方面投入,股权结构的影响尚不清楚。文章基于我国创业板科技类企业年度报告中的数据,研究股权结构、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1)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创新绩效存在负向关系,高股权集中度下,对研发人员投入可能转为积极影响;(2)股权制衡与研发投入、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关系,股权集中度越高,制衡的治理作用越明显;(3)研发投入积极影响创新绩效,且在股权结构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经费投入比人员投入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为创业板科技型企业优化股权结构、制定研发投入策略、提高创新绩效提供路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