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作定性分析发现,货币金融资产比重过大和金融市场结构不完善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增加非货币金融资产比重,深化资本市场,增加融资渠道可以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安全性,促进经济增长。     

中美两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与发达国家的代表——美国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中国和美国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很显著的因果关系,但中国的金融相关率明显低于美国；中国的货币扩张系数明显地高于美国；中国的银行深度高于美国,而非货币金融资产发行系数、证券化率和债券发行度则低于美国.因而,中国应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不动摇,同时稳健地发展金融资产总量、优化金融资产结构、在金融监管的基础上加快金融创新,促进金融体系整体水平的提高.     

金融结构调整中的保险效应分析

研究发现,现行投融资格局造成货币性资产主导,风险向银行集中;储蓄存款非均衡分布制约了对保险等非货币性金融资产的需求;保险与银行资金来源和运用错配源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和信贷需求结构的调整.本文在分析我国金融结构变迁历史、存在问题与原因,并结合发达国家保险业在金融结构调整中的地位与作用后,提出了加深保险业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度,促进保险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协调发展,构建以保险集团为主的跨业策略联盟等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企业主营业务与企业发展质量提升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对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基于这一背景,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主营业务能力视角,审视金融发展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企业主营业务能力作为中介渠道发挥遮掩效应,即企业主营业务能力提高能够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金融发展抑制了企业主营业务能力从而遮掩了其正面效应.这与金融发展背景下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主营业务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关.由此提出应当逐步优化金融结构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资本错配,使金融发展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脱媒现象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分析——基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角度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直接融资比重不断攀升,间接融资比重不断下降,金融脱媒不断深化,导致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效力弱化,调控难度加大。金融脱媒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升了金融资产的证券化率,众多介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新型金融工具涌现。这些金融工具大多既具有资本市场工具的高收益特征。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调整寻求突破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畸形引致诸多问题,解决中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比率高、银行呆帐比率高、企业间拖欠,规范企业经济行为的根本出路在于整顿金融秩序,提高金融服务质量,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比例,改变中国金融资产结构。     

我国货币市场联动机制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政策建议

从货币市场的功能看,无论是短期资金的融通、金融资产的定价,还是货币政策传导,均需要畅通的货币市场和无碍的联动机制才得以实现。但现阶段,我国货币市场与其他金融要素市场间的联动发展并不密切。问题在于我国金融市场在法律制度、利率体系建设及利率传导机制上的不完善,极大地限制了金融要素市场间的联动发展。促进货币市场的联动发展,必须加快推动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进程和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产品创新,促进货币市场等要素市场的发展与创新。     

中国资本市场与企业理财理论与实务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大潮,推动了资本市场在中国境内的萌生和发展。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随着资本市场各项功能逐步健全,它也推动了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改革,为企业建立了新的融资平台,拓宽了融资渠道,增加了理财品种,使社会公众资本更加直接的参与到企业和社会经营活动中,对促进企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正> 本文试图分析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一、金融资产总量金融深化的首要标志,是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相对于社会总产出的比重上升。这意味着,与实物交换和计划分配相反,社会交易活动和投资更多地通过货币或各种金融资产来实现。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总量迅速增长的状况可见表1。表1显示,在这13年中,我国金融资产总量增加了12.4倍;新增了六大类金融工具: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的存款与贷款,城市信用社存款与贷款、金融债券、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股票。可以说,     

中国资本市场与企业理财理论与实务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大潮,推动了资本市场在中国境内的萌生和发展.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随着资本市场各项功能逐步健全,它也推动了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改革,为企业建立了新的融资平台,拓宽了融资渠道,增加了理财品种,使社会公众资本更加直接的参与到企业和社会经营活动中,对促进企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关联性研究

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密不可分,通过检验资本是否流向边际资本产出高的区域,可以衡量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如果区域净资本流与区域边际资本产出正向相关,则可得出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结论。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通过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资本往往被配置到生产率较低的地方,这一现象的形成可以利用政府干预过度、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以及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盛行等因素加以解释。     

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和金融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体制的改变,我国的金融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资金的分配和调节方式由过去的财政主导型过渡到了金融主导型,企业的经营活动也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融资.这就使得银行资产在社会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储蓄主体已由过去是政府变现为现在居民.伴随着金融结构的这些变迁,中国金融资产发展的畸形也越来越为明显:单一银行资产现象的改观速度缓慢,反映了中国货币市场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的上升速度日益缓慢;中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是把钱存在银行里的老百姓,如此等等.畸形的结构必然导致畸形的后果:企业负债率高,金融运行风险高,国有企业行为扭曲等等.针对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本文建议必须及时在金融改革上寻找新的突破口.     

人民币汇改后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成就与问题

解决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不平衡发展是中国实行金融改革的主要动因之一,随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中央文件陆续提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进展顺利,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后,资本市场也随之进入发展新阶段.过了2006年中国加入WTO承诺--对外开放金融业即将兑现,此前出现的新机遇和新问题亟待我们去分析解决,以积极应对对外开放对我国金融业带来的冲击并把握金融业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契机.     

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20多年的金融改革进程中,中国始终面临着战略性的选择问题。没有清晰的改革战略目标,就不可能找到有效的改革路径。鉴于此,2005年,第九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就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作了系统的讨论。当年的主报告通过剖析中国20多年金融改革的核心目标和历史演进路径,并从金融体系形成的外部影响因素、金融功能的内生演变和金融体系的微观结构变迁等多个方面进行论证,指明中国金融体系演进的长远战略目标,即构造一个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以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保持金融体系足够的流动性,实现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促进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     

人民币汇改后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成就与问题

解决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不平衡发展是中国实行金融改革的主要动因之一，随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中央文件陆续提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进展顺利，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后，资本市场也随之进入发展新阶段。过了2006年中国加入WTO承诺——对外开放金融业即将兑现，此前出现的新机遇和新问题亟待我们去分析解决，以积极应对对外开放对我国金融业带来的冲击并把握金融业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契机。     

SHIBOR能成为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吗——基于2007.1—2008.3间SHIBOR数据的经验分析

一国基准利率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十分重要,而中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尚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本文根据基准利率的属性,借助因果关系检验与脉冲响应函数法,构建检验一种利率在货币市场运行中是否具有基础地位和稳定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理论分析框架,以2007年1月至2008年3月SHIBOR运行以来的经验数据,检验了SHIBOR作为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结果表明,SHI-BOR经过仅仅一年多的运行,初步成为货币市场利率变动的风向标,同时SHIBOR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初步具备作为金融产品定价的基础.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最后提出了尽快将SHIBOR培育成为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对策.     

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东中西部省际数据的实证检验比较

社会资本对理解转轨情境下的当代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十分重要。采用中国东、中和西部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中国转轨时期不同制度水平下社会资本、金融发展及其联合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正规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则具有显著的负影响。社会资本与正规金融发展的联合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非正规金融与社会资本的联合效应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并且制度越完善,这种负面效应越明显。因此,在深化制度改革和金融发展的同时,应注重社会资本结构优化和平衡,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     

货币政策、银行价格竞争与企业金融化——基于动态面板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受经济环境与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中国企业经营活动利润受到影响,而逐渐涉入金融化活动,以追求金融资产投资的利润.文章以2008-2019年沪深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此同时,还考虑了商业银行价格竞争的调节作用,验证是否对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之间有促进作用,并比较分析不同产权制度上市公司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货币宽松程度越大,上市公司的金融化程度越高,且民营企业的金融化速度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其次,银行价格竞争对民营企业在货币宽松环境下的金融化具有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比较优势与出口结构

深化金融改革与优化出口结构是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两个热点问题。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改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比较优势,促进一国的出口结构升级。文章利用1991年至2006年度数据实证检验这一作用机制在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是否成立,结果表明:我国金融体系(包括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对出口结构优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受自身制度性缺陷影响,这一功能和效应仍存在局限性。     

流量、储蓄与金融权利——兼议蒋硕杰的货币流量理论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货币逻辑

在货币理论史上,流量分析和存量分析的是非曲直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本文试图对相关文献进行重新梳理。由于此问题进一步牵扯到储蓄效应和金融权利结构,因此对于理解中国金融改革的货币逻辑具有特殊意义。本文初步确认,借助以蒋硕杰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的努力,货币流量分析曾经更胜一筹,但因囿于完全市场假设,加之未能直面货币起源双重逻辑的挑战,这一分析最终在理论范式的重建方面无功而返。不过,中国的金融改革为甄别和评判这两种货币分析的利弊优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本文的讨论发现,中国的金融改革过程使长期隐藏于货币流量存量内层的金融权利结构得以凸显,从而有可能将货币分析引向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