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工到市劳动模范——记吉林省辽源市金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成

从一位农民建筑工到一个市级劳动模范,他白手起家,凭着农民的勤劳、诚信,先后荣获"辽源市经济创新能手"、"吉林省城建安全生产先进个人"、"辽源市最具影响力经济领军人物"、"辽源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成为辽源建筑行业的佼佼者;他没有福泽天下、泽被乡邻的先天舞台,却时刻不忘桑梓情深,以建造老百姓买得起的房子为己任,先后开发建设了星河万源幸福园、市检察新村、     

黄金周经济的N个虚拟样本:消费需求巨大

高速公路拥堵、景区游客爆棚、酒店爆满,黄金周汹涌的客流虽对基础设施造成"难以招架"的压力,但其展示出的巨大消费需求却在"疲弱"的经济背景下格外显眼。专家认为,今年"双节"旅游需求逆势"井喷"透露我国消费仍有巨大潜力,同时也反映出旅游休闲等第三产业发展迫切需要常态化;巨大的客流和需求集中释放,给交通运输和景区带来明显压力,高速公路成停车场、铁路一票难求、景区停止售票等现象的发生不仅消耗了民众的"幸福     

谁最幸福?——2012中国幸福城市排名暨中国幸福城市评价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

2012年9月19日,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在北京联合进行了"2012中国幸福城市排名暨中国幸福城市评价报告发布会"。该发布会由人民网独家媒体支持。在发布会上,课题组成员对该课题的背景、内容、特点和意义作了概要说明。中国幸福城市评价报告对目前国内城市建设的豪华之风进行了尖锐批评和深入反思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经济发展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根本前提,坚实的物质基础对于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重要保证;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为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关系及意义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与快乐的必要手段,国民幸福与快乐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和精神动力。处理好它们间这种辩证关系,对于国家确立"以人为本、为民谋福"的经济发展目标,对于改善民生问题和建设和谐社会,对于政府公共政策转变,对于国民增强"劳动创造幸福"、"劳动是幸福之源"的观念,对于在新时期寻找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人的精神原因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江苏老年人口幸福程度的微观分析

回顾了幸福的定义,描述了目前对于老年人口幸福问题的研究现状和进展,分析了宏观和微观的指标体系,并用江苏省实地调查资料作了深入研究。大多数老人认为"健康是福、足食为福"。江苏老人对物质生活满意度要高于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农村老人和城市孤寡老人目前物质生活仍很艰苦,对未来物质生活保障感到担心和忧虑。子女孝顺、经常问候、社区服务质量好、个人经济收入高、老人文化素质高、生理心理健康者,老人幸福程度高;反之则比较低。     

转型中的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转型中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内在联系;进而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结构模型,在控制住财政分权与公共品内生关系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 GMM)检验证实了理论分析的推论:分权对"硬"公共品供给有明显加速作用,时"软"公共品供给有明显抑制作用;经济较差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加快,其中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分权速度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快;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好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减弱;分权程度变化与政府行政效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发展型政府"更偏好"硬"公共品供给,因而更偏好高分权.     

基于百姓的视角看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近年来,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被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媒体、公关公司等炒得不亦乐乎,各种调查、咨询、数据都表明我国许多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奇怪的是被评为幸福感最强的十大城市或其他荣誉称号城市的许多居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更关心的诉求被"幸福感"覆盖了。城市管理者更多地关心自己的业绩与荣誉,如何才能将自己城市的"长板"更有意义,将"短板"也尽快地长起来——让感到幸福的人更幸福,让没有感到幸福的人也感到幸福,这是每一位城市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幸福指数"测量应"六要六不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政府对和谐社会理念的倡导,全社会对"幸福"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对于"幸福指数"的研究,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对"幸福"的定义及其程度的判断.测量"幸福指数",应注意做到"六要六不要".     

绿色发展水平体系构建与民族地区经济关系研究 ——基于云南省红河自治州EKC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云南省红河自治州作为研究对象,构建红河自治州绿色发展评价体系与EKC模型对其绿色发展水平与经济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红河自治州的绿色发展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红河自治州的绿色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环境与经济建设,但环境与经济建设在绿色发展水平中却处于劣势;红河自治州的GDP水平和环境污染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且目前已通过拐点;红河自治州的绿色发展水平与RGDP之间呈现正向关系,但与上一期RGDP水平呈现负向关系。据此进一步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加强煤矿安全管理 提高安全责任意识

安全，是社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永恒主题，加强煤矿安全管理，降低重大事故发生概率，关系着国家安全稳定，更关系着广大煤矿工人的幸福。本文从安全文化的建设、构建完善预警系统，发挥信息技术优势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提高煤矿安全管理水平的几点举措。     

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经济学——解读《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人文转向》

时下,"国民幸福与快乐"是学术界广为讨论的一个时髦话题.<光明日报>经济理论版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发表了10多篇此类论文,且与浙江财经学院等联合举办了"经济社会发展、生活品质提升与国民幸福快乐"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共同发表了"国民幸福与快乐全国学术研讨会杭州宣言",指出,国民幸福与快乐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在能够满足国民幸福快乐终极价值的前提下,才具有意义.食物、居所、金钱、荣誉等都是实现人们幸福快乐的手段,并非终极目的.     

一个幸福结构假说的经济分析——基于生命科学的理论建构

幸福概念缺乏严谨定义是社会和谐理论研究的主要瓶颈,本文基于生命科学所构建的"幸福微观机制理论"为幸福提供了统一解释."基因表达"假说使幸福概念获得了生物学起源:幸福感是诸多基因在大脑情绪中枢联合表达的先验性规定,基因实际表达由个体所消费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资源决定."大脑中枢理论"揭示了幸福生产原理:外脑皮层对中脑生物能做功跨时空维度的积分,是个体认同自身幸福程度的基本判据;生存环境中六种基本资源相对价格和个体相对生产能力,共同构成追求幸福最大化的客观约束.扩展的"幸福模式理论",揭示了"世界快乐地图"展示的国家幸福排名之谜;预测了社会发展和幸福模式分布函数关联变化路径;得出社会和谐与两种社会分布函数吻合度正相关的结论.     

基于EKC假说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EKC理论,采用27个省份2009—2014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GDP数据,研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结果发现:无论是从27个省份整体,还是依照地域将其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关系均满足EKC假说中的倒"U"型曲线,但是其拐点却存在着不同。整体来看,在未来6~7年可以达到相应拐点;东部可能需要在未来8~10年甚至更久才能达到相应的拐点;中部正处于倒"U"型的下降阶段;西部此时接近拐点期。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减缓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发展低碳经济、提高碳减排技术和能源利用率的建议。     

论经济学的“幸福革命”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1]追求幸福是人生的永恒主题,也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然而,对幸福的追求并不必然导致幸福的现实。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的物质财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获得与之同步的增进,甚至在部分国家、地区和人群中,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渐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目前发展的经济正在逐步蜕变为无助于人们幸福保持和增加不幸福的经济、“无快乐的经济”。^[2]     

人生视野下的效率观——效率内涵的伦理学新探

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人的生命成本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最基本成本。效率从深层次讲就是人的生命投入与人生幸福之比,效率应是幸福人生的效率。幸福人生必然是和谐的人生,效率应是和谐人生的效率,即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身心和谐的效率。人生境界指人们对于存在世界的"觉解","觉解"人生的自然要"觉解"经济、"觉解"效率。以人生境界的观点视之,"天地人生"的效率才是最高人生境界的效率。     

在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中引入GNH的必要性研究

传统的以GDP为核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衡量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尺度,但是从国民幸福这一最终价值目标的角度来看,它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国民幸福总值弥补了传统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不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坐标。文章介绍了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并对在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中引入GNH的必要性方面展开研究。     

客观相对收入与主观经济地位:基于集体主义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集体主义文化的视角研究了人们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人们在其所在区县的客观相对收入水平对其主观经济地位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客观相对收入水平越高,则主观经济地位越高。进一步地,本文在"集体主义"变量构建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集体主义"背景下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更加浓厚的地区,人们的客观相对收入对其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大。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相对收入的分化和主观经济地位感知,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经济行为,更影响人们的幸福获得,政府在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文化差异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于供求关系分析的比较——兼谈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然而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理论理解尚不一致。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供求关系分析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西方经济学关于供求关系的分析仅仅反映交换领域关系,抽象掉了社会生产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注重研究供求背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总和。西方经济学认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资源配置似乎都是在交换领域通过价格机制完成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供求关系只能"调节"价格而不是"决定"价格,市场经济中的真实经济关系是价值决定价格,同时又调节供求关系,进而实现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宏观领域研究的供求分析只是总量问题,并不区分个量与总量在性质上的差别,更没有认识到数量背后深层的结构和比例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社会再生产在"数量"的背后还包括了结构和比例问题。其重要启示在于:认识供给侧不能停留在交换领域的供给数量,而是要深入生产领域的生产端;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忽视需求侧;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遵循"质量法则"。     

马克思市民经济思想初探

<正> 市民经济思想是马克思关于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由具有独立个人利益的劳动者相互平等交换劳动所形成的经济关系的学说。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市民经济关系表现为商品货币关系。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将不存在商品货币,但劳动者等量劳动交换的市民经济关系却将保留下来。因此,商品经济只是市民经济的一种历史形式,马克思的市民经济思想比他的商品经济理论更具有一般性意义。商品经济理论侧重于经济关系的物的形式,而市民经济思想则侧重于经济关系本身,并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把前者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