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之间:流动人口储蓄和劳动决策的分析

流动人口的储蓄率和劳动供给远超过非流动人口.文章利用理论模型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落户意愿以及居住地资产情况对储蓄和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落户意愿的流动人口会因考虑未来收入下降而储蓄率更多,劳动供给更高,这支持劳动跨期替代假说;而本地无房的流动人口储蓄率更高,劳动供给更多,这支持安家成本假说.流动人口的高储蓄率、高劳动供给行为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原因:子女、父母未随迁的家庭和相对低技能的流动人口之所以更努力工作和更少消费是基于跨期替代,而携子女、父母举家迁移的家庭和相对高技能者则是为了能够解决安家成本以融入当地社会.对于前者,政府可通过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积极促进返乡人员就近就业以及返乡创业,减弱跨期替代的影响;对于后者,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提高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可及性,降低落户限制,则更为有效.     

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基于流动人口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背景,选择农村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所提供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将城镇化水平指标和个体劳动者的户籍类型纳入分析框架,构造个体就业的计量模型,针对安徽、广东、河南等9个省份的调查数据,详细考察了农村流动人口个体层面的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子女数量等）以及劳动力市场条件（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市场分割率、生活成本等）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影响,报告了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流动,流动人口就业对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形成的压力与挑战,特别是农村流动就业人口的“非正规化”矛盾愈加突出,文章对改善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环境也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希望对我国今后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工作不断完善能产生积极影响。     

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通过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考察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近年来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不断增加,人口流动之后推迟了初婚年龄。实证结果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特征表现为男高女低、农业户口低于非农业户口、少数民族高于汉族的特点,且随着自身和配偶教育程度提高而推迟;新生代流动人口跨省通婚的,其初婚年龄高于省内通婚的。在就业特征方面表现为经济能力较强者可能会比经济能力差者初婚年龄来得低。此外,乡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更多受通婚圈、配偶教育等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而城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受自身教育水平、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居住安排与晚年孤独——基于CHARLS的实证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我国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已从传统的"多代共居"模式分散为小家庭居住模式,不同居住安排方式对老年人孤独感会产生何种影响?文章在回顾国外有关研究后,通过对CHARLS数据分析发现我国老年人选择与配偶居住的比例最高(占比42.88%),其次为与配偶一起同子女居住(占比34.01%);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与配偶居住的老年人孤独感程度最低,除配偶以外其他人的加入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增加老年人高孤独感的风险;此外发现女性、农村地区、受教育水平低、社交活动少、养老金领取水平低的老年人容易感到孤独且较参照组孤独程度更高。     

贫困文化在农民工及其子女群体中的代际传递及影响

本文关注点是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贫困文化在农民工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递以及对于流动儿童的影响.作者对流动家庭及其生活环境、社会参与、流动人口个人心态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通过调查流动儿童的升学、就业情况,与父辈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贫困文化在流动人口中的代际传递的渠道和方面:个人心态以及价值观、家庭条件、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程度、社区环境等,并在对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和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对抑制贫困文化在流动人口中的代际传递,促进流动儿童向上流动提出合理建议.     

异地中考门槛与流动人口子女的留守

本文通过构建2013—2018年72个城区人口100万以上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描述了我国异地中考改革推进的基本态势和区域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越高,流动人口子女在临近中考时留守的概率越高,且该影响在低技能家庭中更为明显。同时,随着子女年级上升,异地中考门槛对父母迁移决策的影响未发生显著变化,表明本文的结果并不是流动人口样本自选择的结果。     

农村三代家庭中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外流在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文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从子女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子女外出务工三代家庭中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结果显示:首先,农村老年人与其外出务工子女三代家庭的代际支持符合合作群体模型:经济支持主要由子女流向老年父母,最有需要的老年父母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众多老年父母给留守未成年孙子女提供了同住和生活照料帮助,老年父母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支持.其次,外出务工子女的城市化程度并没有影响其提供的经济支持.最后,文章指出了研究结果对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促进剩余劳动力外流的启示.     

户籍转换提升了居民满意度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农村户籍居民向城镇户籍转换的过程中,是否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以及如何影响?本文运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在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居民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户籍转换显著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居民在年轻时发生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但会显著提升居民在老年时期发生户籍转换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户籍转换显著提高收入较高、无负债以及无房贷家庭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研究表明,户籍转换会通过个体收入、创业行为和提高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从而改变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此外,户籍转换对主动市民化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影响,而对被动市民化个体则无影响。为此,政策上应进一步推进户藉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加强对进城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就业能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转非群体的金融知识水平。     

父代教育水平、代际传递与子代基础教育不平等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和多元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本文研究了教育代际传递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显著性及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存在显著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显著影响。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平均成绩提高0.322分。其中,城市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强度大于农村;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大于母亲;随着子女平均成绩的提高,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平均成绩的影响强度趋于下降,表明学业表现欠佳的“后进生”受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父母教育水平通过影响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作用于子女学业表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子女自身教育期望和亲子互动都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是45.067%、43.329%和0.939%。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机制的再检验再次证实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因此,要重视初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对普通家庭的孩子进行适度的政策倾斜;父母要注重家庭文化资本建设,既要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要增加对子女的陪伴,担当起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他人”角色。     

农地流转、住房选择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96个城市的城市特征数据,通过Biprobit模型和IV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同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地流转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分解。结果显示:①农地流转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②对于全样本农民工,农地流转推动了农民工住房由非正规住房向市场整租房、自有住房过渡,进而提高了其市民化意愿,加速其市民化进程;对于农地流转农民工,农地流转租金的提高能推动农民工住房由非正规住房向自有住房过渡,提升其市民化能力,进而增强其市民化意愿;③从边际效应看,提高农地流转租金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边际效应远小于农地流转的边际效应,表明现阶段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整体偏低,相较于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来推动其市民化进程,农地流转更多起到为农民工与农村、农业解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