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北大核心CSSCI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内容。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国有资本,既能因预算约束硬化而强化融资约束,又可通过形成股权主体多元和融合的股权结构而改善公司治理,尤其是对企业投资形成有效约束。本文基于2003—2017年中国沪深交易所国有上市公司前10大股东的股权性质和持股比例数据,从"质"与"量"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影响结果来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从影响程度来看,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产生的股权主体多样性和融合度(制衡度)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也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作用机理来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机理主要在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而非融资约束的强化。上述研究发现对新时期国有企业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完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借鉴。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公司治理分析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由不同经济主体出资组建的,是多种资本共同持股的经济形式,与单一的国有独(全)资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在我国所有制改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样的新兴经济形式的发展,特殊的股权结构给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将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当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公司治理措施,推进国有企业良好健康发展.     

浅谈非上市国有商贸型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近年来我国混和所有制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这对促进国有企业转换体制机制,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企业活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国有企业中市场化较早的商贸型企业,尤其是非上市企业,越来越难以自如地应对高度开放、透明和激烈的市场环境,对这类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便自然而然成为首选.本文首先概述了非上市国有商贸型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进而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进行深入探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化解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吗?北大核心CSSCI

产能高效利用是微观企业乃至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如何有效化解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现象成为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本文从股权制衡与高层治理两个维度,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程度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高层治理可以缓解国有企业面临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降低过度投资水平和提高经营资产运转效率,进而缓解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现象,表现为产能利用率显著上升,而单纯的股权制衡缺乏相应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治理作用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和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后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得到显著提升。研究结论不仅支持了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改善国有企业治理、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所进行的积极探索,而且对企业产能过剩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有益拓展。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

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改革战略.以我国2003-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在"重要行业类"国有企业中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与其他性质的股东相比,民营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能更好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与"资源垄断类"国有企业相比,在"一般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进展与述评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我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学术界围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内容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时代背景、意义、途径、模式以及效果等多个方面,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我国在新时代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问题。本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为背景,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与内涵、必要性与意义、遵循的基本原则、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改革的主要途径等五个方面,系统梳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的相关研究成果,力图较为全面地总结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对存在争论的观点进行辨析,并提出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混合所有制程度和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北大核心CSSCI

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影响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制度性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配置越多;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企业的逐利动机强弱则对上述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1)区分金融资产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强,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2)区分业绩表现,在企业业绩表现较差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增强;(3)考察金融资产配置后果,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未来的投资不足、降低了财务风险。上述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混合所有制对于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蓄水池"动机,而未支持"资本逐利"动机。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动因研究,并从融资约束角度拓展和深化了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国企混改、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4-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区别多数文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虚拟变量的处理,本文采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进行量化。在作用机制检验中,采用两种常用的中介效应检验法,同时为了提高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力和结果的解释性,使用非参数Bootstrapping方法调整估计偏差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资本为民营资本以及混改后依然国有控股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和股权薪酬激励承担了大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货币性薪酬激励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使用与基准回归相似的稳健性检验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成立。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公司内部治理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一些国有企业也开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工作,但股权结构、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构成及运行机制等公司内部治理问题是困扰目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首先从理论上界定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公司内部治理的基本概念,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并在“股东-董事会-经理人”三者间构建了一个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其次从董事会治理模式、董事会构成以及董事会信息共享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和决策机制等方面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企业内部治理进行了探讨,力图为国有企业解决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实现形式就是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对我国企业的改革意义非常大,也是对企业新阶段的重大创举.我国有多种经济形式的企业,混合所有制可以很好的融合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的优势,提高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本文以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为题,先从混合所有制对企业的意义进行研究,在对混合所有制在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做出解决的相应对策或者办法.     

论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2013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会议精神.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平稳、快速、合理地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优势,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国企改革会议精神的指引下,从面临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分类进行改革、调动积极性、建立完善企业治理机制等一系列对策.     

分红力度、资本混合度与国企资产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国资监管部门要求差异化分红，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如何决策分红力度才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成为亟需研究的问题。本文以2013—2021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以及资本混合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分红力度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合理的分红比例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资本混合度对分红力度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倒U型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强化了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敏感性。机制检验表明，两类代理成本具有中介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表明，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的极值点因国有企业发展阶段、规模、行政级别、所属行业的技术特质和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表明：监管分红力度合理性是国资监管部门“管资本”的重要手段，但要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具体情况进行监管；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资本混合度促进分红的增值效应发挥。     

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改革,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不同所有制股权混合,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公司治理能力,从而促进企业提高效率和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利用2003～2018年实行混合所有制的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不同所有制股权混合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和机制.结果表明,在合理区间上,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改革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其中公司治理起到积极的中介作用;但是股权结构对企业产出质量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在国有企业中,使经济价值和创新能力实现均衡的国有持股比例最优区间为50％.针对当前国有股平均持股比例显著下降的趋势,提出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通过推进公司治理现代化,提高公司治理效能,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对国有股比例持续降低应持审慎的态度.     

浅看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格力公开转让国有股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2014年2月18日,格力集团发布改革方案,珠海市国资委通过向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入格力地产股权以及债权等方式,将非核心业务进行更为市场化的管理,而在格力电器板块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期激发出企业更大的活力,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放开国有企业竞争业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地方国有企业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打响的第一枪。本文试图从改革方案提出的背景、格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的具体分析以及关于此次改革的几点思考等三个方面展开,浅谈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70年所有制改革:实践历程、理论基础与未来方向

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了调整,满足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进入新时代,为了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发展,我们继续深化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将发展混合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既增强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又扩大了民营企业的经营范围。混合所有制与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是相辅相成的。我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西方国家的混合经济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基于早期国企产权改革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以"混合所有制"为主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已成为下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然而,国企身上肩负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性负担与战略性负担,产权改革是否会引起相关的负面作用?为此,本文将试图从融合产权改革与政策性负担的视角,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会加剧国企身上的政策性负担,又或者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与国企政策性负担改革相辅相成。本文以1999—2007年全国工业企业数据为大数据样本,首先整理出经历过早期产权改革并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样本,然后测算出这些国企所承载的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进而使用双重差分法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且垄断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高于竞争性行业。因此,从减轻国企政策性负担提升企业效率的角度看,下一阶段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应该选在垄断性行业。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选择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的设计以及不同改革方案实施次序的选择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绩效有显著的影响。在一个企业顺序进行研发竞争与产量竞争的框架下,本文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化以及市场化等改革方案的绩效以及可能的改革路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以社会总福利为标准,国有企业改革应首先推动以提高行业集中度为特征的结构化改革;进而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以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不同所有制资本共同持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础上,适时启动市场化改革,以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率扩张路径。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改革路径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所在行业的市场结构均需做出相应改变,这意味着要同时实施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结构的双结构调整。     

广东国企改革新亮点

正广东此轮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其根本是激发包括国企和民企在内的市场主体活力。因此,"发展混合所有制不仅是国企向民企开放,更是双向的,最后目的是实现共同发展"。广东省委、省政府不久前出台的《改革意见》,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容进行了系统设计:在目标上,提出"至2017年,全省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2020年,竞争性国有企业基本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基础设施项目实现混合持股,国有资本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