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如何释放“创新红利”: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加速演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释放创新红利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字经济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表现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提升,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促进知识扩散等方式向企业释放创新红利;(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创新效应越显著;中心城市企业从数字经济中获取的创新红利大于非中心城市企业。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创新驱动效应提供微观层面数据支撑,对于我国利用数字经济创新红利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数字经济是赋能城市创新的新动力吗——基于272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以数字经济带动城市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选取2015—2020年我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赋能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力,且城市行政等级越高,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力的赋能效应越强,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仍然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PE/VC活跃度越高,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力的赋能效应越显著。     

数字经济、知识流动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颠覆了企业创新环境,已成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推动力。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规模与行业异质性,表现为对大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效果更强;知识流动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可发挥桥梁作用,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知识流入与知识流出两条路径赋能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相较于知识流出,知识流入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强。据此,提出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知识流动支撑机制,实施差异化数字转型战略的建议,希冀助力企业创新绩效稳步提升。     

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吗——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视角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企业创新机遇的实践探索。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体系的背景下，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外部媒体关注度、组织冗余资源和高管研发经验能够强化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质量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和提升研发能力对企业创新质量产生积极效应；相较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企业高质量创新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价值。研究有助于拓展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质量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为推进企业创新发展和赋能经济提质增效提供参考建议。     

数字经济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吗?——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推手，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2011—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加剧银行业竞争以及推动市场化进程等渠道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这种作用具有异质性，表现在失信环境越好、教育水平越高及城市规模越小的地区作用越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赋能劳动力的作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中数字经济的应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有助于财政收入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对增强地方财政韧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地方财政韧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提升地方财政韧性,且在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且由于地区间缺乏统筹协调,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财政韧性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需要多措并举发展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处理好数字经济发展与协调的关系,助力地区间财政韧性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与大股东掏空行为：技术治理的新视角

以大股东掏空为代表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始终是新兴市场公司治理中的关键议题，受到学界、业界和监管部门的持续关注。在新的技术和经济背景下，能否从技术治理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实践上的现实价值。本文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大股东掏空程度越低，这一结果通过多种检验后依然稳健，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是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核心机制。市场化程度和法治环境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作用越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管理层持股和内部控制具有替代效应，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具有补充效应。本研究为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决方案，对数字经济时代探索新型监管模式、推动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能否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准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试点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是推动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的设立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试点的设立能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且对比单试点有更深远的影响;双试点实施的先后顺序不会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是双试点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双试点的数字经济效应在东、中部城市更有效。为提升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应注重政策协同创新,提升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统筹兼顾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吗——基于“中心—外围”视角

数字经济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中心-外围视角,实证分析了2003—2019年中国250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一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但对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信息基础设施更为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效应更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市场潜能、增强城市经济联系和促进创新创业三个途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心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减小效应也就越大。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的范围为250公里,距离中心城市越近,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提升效应越明显,越能缩小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     

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与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

选取2012—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增强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力,且该结论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是知识产权保护作用于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要传导机制,随着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边际影响效应逐步递减。据此,应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及落实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为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注入强劲动能。     

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红利还是鸿沟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力量,但数字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可能会加剧区域间的生产效率差距,数字时代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基于中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这种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纯技术进步上,数字经济未能通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改进赋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产业升级效应等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影响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越明显,进而导致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和欠发达城市在人才集聚、金融发展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相对不足强化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互联网商业模式、管理会计应用水平与价值创造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人工智能不断与会计相融合,因此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为对象,基于Word2Vec的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构建衡量上市公司互联网商业模式实施程度和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指标,实证分析了企业互联网商业模式实施程度对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影响以及管理会计应用水平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互联网商业模式实施程度越高的企业,管理会计应用水平越高;互联网商业模式主要是通过提升战略管理、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而提升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提升能显著增强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管理会计应用水平对价值创造的影响主要源自战略管理、绩效管理以及预算管理三个方面.     

环渤海经济圈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

利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环渤海经济圈内4省市(天津、河北、山东和辽宁)的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均会不同程度地拉动当地海洋经济发展;山东省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其海洋经济发展具有直接而显著的促进作用;山东省和河北省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主要通过促进当地整体经济的发展来间接拉动海洋经济发展,其中对河北省的拉动效应较为有限;天津市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直接显著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而且通过促进当地整体经济发展来间接拉动海洋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

选取中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在2016年后、盈利能力较强产业链、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以及东部地区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两条路径间接影响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据此，应多措并举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制造业产业链针对性发展战略、打造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直通道”。     

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需求端视角

结合当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分析市场需求效应、城镇化效应等需求端的作用。以中国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检验需求端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间、产业内的结构转型升级,选取1987年各省份邮政营业网点数的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基本结论不变;(2)数字经济发展在需求端主要通过人均收入效应、市场化程度效应和城镇化效应三种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3)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间和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异质性。因此,应充分发挥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继续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和通信技术的投资力度,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逐渐成为优化消费结构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了探究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三者的内在关联与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数字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激励”效应，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地区消费结构优化，但激励作用效果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更强的消费激励效应，这也为中、西部地区促进消费、优化消费结构提供了新的路径。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结构优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