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P框架下农业低碳转型路径的前因组态研究

低碳转型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但现有研究缺乏对农业低碳转型路径的深入探讨。本文在MLP框架基础上，从微观利基层、中观体制层、宏观景观层三方面构建了农业低碳转型的理论模型，并运用NCA和fsQCA对中国31个省份案例数据进行分析，以探究农业低碳转型路径的前因组态。研究发现：（1）预设的6个前因条件均不构成高/低水平农业低碳转型的必要条件。（2）存在5条驱动高水平农业低碳转型的路径，具体分为两组，分别是“数字基础+数字金融”主导模式，“科研人力+机械投入”主导模式。（3）中国东中西部的农业低碳转型路径存在明显差异。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农业低碳转型理论机制的认识，也为农业低碳转型工作提供了政策建议和实践指导。     

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模式对我国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以环保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如何联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党员高管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普适作用；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叠加驱动型、全维度协同驱动型三类创新模式可以实现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非高绿色创新绩效路径为两条，与高绩效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存在高度一致性，并在特定条件下，空气污染与未吸收冗余在驱动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中存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提供新洞见与有益启示。     

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路径研究——基于TOE框架的fs-QCA分析

党的二十大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深刻论述和全面部署,县域经济发展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关键着力点。如何使县域经济发展更加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层内涵,是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分析框架,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的前因条件,运用fs-QCA方法,分析安徽省各县域经济发展背后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均不单独构成县域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存在4种组态路径能够实现县域经济高水平发展;前因条件之间存在潜在替代关系。     

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企业原始创新是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在TOE框架下，结合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提出分析企业原始创新绩效差异的整合性框架，并采用fsQCA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5条，分别是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技术管理与原始创新氛围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依托政策的高管支持与技术管理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原始创新氛围与政策驱动型、技术主导下依托政策的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市场主导下依托技术管理的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驱动型；从企业高原始创新组态路径中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替代关系，可为处于不同场景下的企业获取高原始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参考；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两条，且都包括非高技术能力、非高程度高管支持、非高市场导向和非高政策导向，表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要素的缺失导致企业原始创新绩效不高。结论可为驱动企业原始创新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与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TOE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前因组态和后续绩效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并非由单一条件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联动的结果;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有4类,可以归纳为3种模式,即环境驱动型、内外协同型、机会感知型;环境驱动型与机会感知型并不能显著改善企业绩效,内外协同型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结论不仅可以从组态视角丰富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相关研究,而且能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     

基于科学的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对中国内地31省份医药制造业的QCA分析

基于科学的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强的活力,正成为21世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摇篮。选择医药制造业作为科学产业的典型案例,以我国内地31个省份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经济、科学、技术、政策条件对科学产业发展绩效的联动效应及路径选择。结果表明,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制药业高绩效的必要条件,前因条件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制药业高绩效的多样化组态;存在驱动制药业高水平绩效的3条路径,分别是科学与技术双元主导驱动型、经济主导逻辑下的科学与政策驱动型以及经济主导逻辑下的技术与政策驱动型;存在导致制药业非高水平绩效的两条路径,且这两个组态的核心条件相同,即非经济水平和非科学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我国科学产业发展背后多重因素间复杂互动本质的理性认识,并为基于科学的产业成长带来有益的实践启示。     

科技人才驱动区域创新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分类评价的视角

科技人才是实现区域创新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分类评价视角将科技人才分为基础研究类、应用研究类和创新创业类三个类别，从创新主体、创新组织和创新环境三个维度构建科技人才类别与区域创新差异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开展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三类科技人才驱动区域创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主要基于创新组织和创新环境，应用研究类科技人才立足于创新个体的基本素质、创新组织、创新环境，创新创业类科技人才侧重创新个体的影响力和创新环境。(2)三类科技人才与区域创新发展之间呈现九种组态路径。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为组织主导型、环境主导型、组织—环境共同主导型，应用研究类科技人才为组织主导型、环境主导型、个体—组织共同主导型、个体—组织—环境均衡发展型，创新创业类人才为个体驱动型、环境主导型。(3)三类科技人才既有环境主导型这一通用性驱动路径，也有各自不同的专用性驱动路径；不同组态路径的替代关系中创新环境“硬条件”支持尤其重要。最后，本文基于三类科技人才个体、组织和环境的要素组合，为驱动区域创新高水平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高技术产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离不开科技金融投入。构建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进行组态分析。结果表明,单一科技金融投入并不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科技金融投入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有6个组态,其中两个组态以“财政科技投入+银行贷款”为核心条件,4个组态以“创业投资+科技资本市场融资”为核心条件,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存在多种实现方式。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投入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重要路径,可为各省合理配置科技金融投入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数智赋能区域传统工业企业创新路径研究——基于TOEP理论框架

数智化是产业升级发展方向,其要素配置方式是赋能传统工业企业创新的关键。以“技术—组织—环境—进程”框架构建影响因素维度,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数据进行组态分析,探究数智赋能传统工业企业创新路径。结果发现：前因变量中不存在必要条件,数智赋能传统工业企业创新存在5条典型组态路径,其中“技术—组织”侧重技术研发推动,“环境—进程”由需求拉动引发,两者形成互补性赋能模式;进程维度在4条赋能路径中作为有效条件,与以往忽视进程维度不同,数智应用对传统工业企业创新发挥关键作用;高创新绩效区域均选择“技术—组织—环境-进程”路径,其它区域可依据自身资源条件选择与之相匹配的路径,通过增强要素间协同能力优化赋能效果。     

双元环境下中小科技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绩效的影响：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是组织获得绩效优势的重要源泉，但在双元环境下，中小科技企业如何以及何时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转化为绩效优势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以两时点收集509家中小科技企业数据，运用层次回归、Bootstrapping法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影响组织绩效的路径与边界。研究结果表明，情感承诺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与环境竞争性联合正向调节情感承诺第一阶段的中介效应；在绩效前因条件组合中，存在5种绩效提升路径。     

交易成本与创新治理视阈下创新群体组织性质及治理模式分析

从科技管理到创新治理，是新时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在科技政策与科技治理领域的必然要求。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治理模式理论是分析组织性质与治理模式的经典理论。创新研究群体是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我国基础研究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从交易成本与创新治理视角分析其组织性质、合作网络与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研究发现，创新研究群体是科研合作网络组织与中间组织，治理模式走向为网络治理。明确创新群体组织性质，并实施网络治理模式，有助于促进研究目标实现与高水平团队培养。     

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效应? 协同自发抑或协同响应

数字技术能够对组织协同创新活动以及数字经营环境产生差异化影响,重塑企业创新效应形成机制与实践路径。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技术与组织、环境间的联动交互及组态匹配关系对特质各异的企业协同创新路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协同视角构建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的TOE分析框架,通过对64家数字密集型企业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组织与数字技术在多主体协同过程中的交互方式主要分为协同自发与协同响应,具体包含4种组态类型。协同自发方式主要包括以高层次人才为主导的人才驱动型与以组织开放度为主导的文化引领型;协同响应方式主要包括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主导的需求推动型与以政府注意力分配为主导的政策拉动型。结论能够为解释企业创新应用数字技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为不同技术条件与资源禀赋的企业提供针对性协同策略,为我国协同创新实践提供新的优化路径,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方向。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发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方向。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8年262个地级市数据,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与水污染相比,科技金融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其次,从城市区位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要优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高等级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治污排污效果；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规模是科技金融政策改善环境的有效路径。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于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本文首次尝试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科技金融政策的评估框架中,丰富和完善了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有效地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争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可持续性与数字化:区块链驱动的循环农业研究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数字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共享性、匿名性、可溯源性等特征,它可以完善农产品的食品安全认证、优化农产品的物流体系结构、革新农业组织的分工合作模式,但目前关于区块链应用于循环农业的研究尚不多见。论文研究搜索并梳理了相关文献知识,根据循环农业以及区块链的技术特征,以北京留民营生态农场为案例,提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化循环农业框架,详细阐述了分布式账本、共识算法、代币机制、智能合约等区块链核心技术在框架中的应用。该框架将区块链的“数字化”赋能与循环农业的“可持续性”内涵相融合,能够解决留民营有机蔬菜以次充好、农药残留、生产流程不规范等问题。最后探讨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为进一步深入探析区块链在循环农业中的应用研究提供了参考。     

组态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联动效应分析

在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创新融合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为合理匹配问题与方法,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NCA必要性检验方法,以29家上市银行(截至2018年底)为样本,根据国资委依据团体标准T/AIITRE 10001—2020《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所确定的数字化转型六大新型能力及其所对应的创新生态要素,探析创新生态要素组态耦合效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及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1) 主体能力(数字人才)、载体能力(数字渠道)、过程能力(数字组织)、对象能力(数字市场)、合作能力(数字伙伴)、技术能力(数字技术)均不是单独产生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必要条件；(2)存在3条驱动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模式：“渠道+组织”双轮驱动的点轴发展模式、“市场+伙伴”要素聚合的多极网络模式、“人才+技术”双重挖潜的业务极核模式；(3)存在4条驱动商业银行非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路径,根据核心驱动因素将其归纳为“渠道+技术”抑制型和“渠道+伙伴”抑制型两种类型。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组态视角审视商业银行“数字+”转型路径,使用QCA方法“由果溯因”的探究创业生态要素的协同耦合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揭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启发商业银行基于创新生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对自身重新定位并基于禀赋优势探索更具生命力和适应性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对标和政策建议。     

我国新型研发机构治理与成果转化模式特点分析及建议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丰富,将产学研有效结合的新型研发机构在多个省市快速发展。为进一步了解目前我国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现状,明确其组织属性和特点,梳理我国新型研发机构的主流治理结构,本文对我国目前的新型研发机构的组建模式、治理模式和成果转化模式进行重点研究。在协同创新模式上,结合宏观的政策环境以及具体的市场环境,把握当前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现状,对此展开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环境不确定下企业孵化网络治理机制对治理绩效影响研究

从企业孵化网络本身以及环境视角分析了企业孵化网络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通过企业孵化网络治理机制对治理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环境不确定下企业孵化网络的契约治理机制、管理治理机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孵化网络治理机制中的契约治理机制、关系治理机制对治理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环境不确定性会扩大或缩小治理机制对治理绩效的作用强度。企业孵化网络在高市场不确定性环境下,采用关系治理机制的绩效较好;在高技术不确定性环境下,采用契约治理机制的绩效较好。     

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模式与策略选择

技术转移是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成为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的重要突破口。首先，从运行机理上将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模式划分为内部型技术转移办公室（TTO）、外部型技术转移公司（TTC）和混合型（TTH）。其次，基于高校学科类型、高校科研规模和转移机构级别3个维度探究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模式最优选择策略。最后，以湖北高校技术转移机构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科研实力弱、科技成果少、技术转移需求低的文科类和教学型高校适合采用TTC模式；科研实力强、科技成果多、技术转移需求高的理工类和研究型高校适合采用TTO模式；层次高、机构发展成熟的综合类高校适合采用TTH模式。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模式的适用条件，为今后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和运营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