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

近年来，企业税负不平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一地区不同企业承担着差异化的税收负担，增加了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本文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会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财政支出竞争会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作用效果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并且主要作用于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作用机制表明，财政竞争会改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这会导致企业间税收征管差异，进而影响企业税负不平等。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在制定减税降费以及税收优惠政策时，尽量降低税负不平等程度以减轻企业税负痛苦指数；压缩税收努力的弹性决策空间，弘扬依法征税精神；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规范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遏制企业逃避税行为。     

减税降费与地方债务风险：基于城投债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7—2018年地级市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呈现“U”型非线性关系，即减税降费力度低于平衡点时，减税降费能够抑制城投债规模的扩张，但当减税降费力度高于平衡点时，继续实施减税降费会导致城投债规模的扩大；（2）经济发展水平高、地方财政压力处于中低水平以及金融风险等级低的城市，财政承受能力更强，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U”型关系的平衡点偏低，减税降费抑制城投债规模扩张的持续时间更长。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地方债务风险、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减税降费与宏观政策搭配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减税降费的作用路径和效果，挖掘提升其效果的最优策略和政策搭配措施。研究发现，一方面，减税降费的效果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高度相关，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减税降费改善了企业净值和借贷成本，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撬动了企业投资和产出提升，而对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拉动作用则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如果大量依靠政府债务来支撑，减税降费可能会抬高市场利率、挤出企业投资。为了减缓这种挤出效应，应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或者对金融机构财政注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我国宏观税负倒U型演变主导因素的变迁

基于我国减税降费背景下宏观税负呈现倒U型特征，将研究期分为1994—2012年和2012—2020年两个阶段，构建贝叶斯LASSO模型实证分析两个阶段宏观税负主导因素的变化。结果发现：我国宏观税负经济主导因素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经济增长驱动转为产业结构引领，经济因素对东部地区宏观税负的拉动作用更为强劲。税收征管因素成为影响宏观税负的最重要因素，影响程度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在营改增政策和减税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下，营业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效应逐渐缩小，增值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调控作用开始凸显，不同区域税收结构因素对宏观税负的影响程度不同。我国应进一步发挥第三产业的税收增长潜力，加强税收征管，聚焦制度性减税和财政支出结构性改革，保持宏观税负的总体稳定，同时注重区域差异性，促进区域经济和税收协调发展。     

中国式分权下的体制性产能过剩——产量补贴与产能补贴的比较

为了分析中国式分权下的体制性产能过剩,本文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进行补贴竞争的动态博弈模型。首先区分了地方政府的产量补贴与产能补贴,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地方政府是"市场效率导向"型或"辖区GDP导向"型时的体制性产能过剩、社会福利和企业自生能力。分析结果表明:不论是地方政府的产量补贴,还是地方政府的产能补贴,都会使得企业的产能过剩更加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政府为"辖区GDP导向"型时,地方政府对辖区GDP的重视程度与整体社会福利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表明中央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地方官员政治晋升规则,使得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治理体制性产能过剩,既要考虑社会福利效应,也要考虑企业的自生能力效应。     

养老保险降费改革的经济效应评估

近年来，我国开展大规模减税降费，评估降费改革的经济效应是未来持续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2019年养老保险降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以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使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养老保险降费改革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降费后，实验组企业的市场价值提升了2 000亿—3 100亿元，该结果在排除一系列同时期事件的影响后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养老保险降费对企业市场价值存在缴费负担效应、缴费转嫁效应和征管预期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养老保险降费改革导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损失约为3 800亿—4 800亿元，经过纳入非上市企业收益数据的综合测算后，养老保险降费改革促使企业市场价值提升了4 000亿—6 000亿元，养老保险降费改革带来的所有企业价值提升能够弥补其给政府带来的收入损失。本文揭示了养老保险降费改革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机制，对认识和推动我国养老保险缴费制度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     

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与地方财政压力

规范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提质增效与保持地方财政压力适度性是"十四五"期间财税体制完善的重要环节.基于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与地方财政压力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以财政分权治理理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地方财政压力机理为导向,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揭示财政分权治理与减税降费之间的三重关联性,以及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路径及其效应.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系统性减税和规范清理收费是财政分权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要件,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及其方向取决于传导机制.为此,应进一步规范财政分权治理的保障机制,适时调整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以确保地方财政高质量运行.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

本文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探析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结果起到了减轻企业整体税负的效果,其主要原因是降低了所得税税负,对流转税税负和增值税税负的影响并不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对A级企业"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联合"惩戒激励"双重阶段、重点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税收征管力度大的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纳税信用评级结果为A通过增加企业纳税遵从,促进"应收尽收",同时给予足够的税收和融资等政策优惠,促进"应享尽享",在二者共同作用下,降低了企业整体税负。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税收征管和企业税负的相关研究,也为推动减税降费,实施精准有效的征管方案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税费负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来自我国制造业的证据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减税降费是推动经济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政策工具.以2013-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企业税费负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税费负担的降低能够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降低增值税与所得税负担,能够增加企业现金流与科技研发投入,进而提升生产效率;而社会保险费用负担的降低仅通过增加现金流的方式刺激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税负降低对小规模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而社会保险费负担降低对大规模企业更能发挥作用;税费改革多措并举能够产生更大的政策激励效果.因此,在巩固现有减税降费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减税降费政策的成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差异化减免企业所得税负担;提高社会保险费的财政补贴,优化调整涉企收费,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地方政府竞争:税负水平与空间集聚的内生性研究——基于2000-201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空间联立方程模型

文章基于中国政治晋升和“财政联邦主义”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如何利用税收自主权发展区域经济的背景,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区域税负水平与空间集聚的内生关系和集聚是否对企业产生锁定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等问题.结果表明:中国地方政府间存在不同策略的税收竞争行为但没有导致“逐底竞争”现象;省域税负水平与空间集聚间呈现倒U形内生关系和“天花板”效应;两者在“天花板”出现之前表现出正向内生关系,空间集聚降低了公司对税收竞争的敏感性,对企业区位产生锁定效应,使地方政府和企业实现集聚租金收益;但这种关系以及税收竞争程度和策略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     

高新技术企业减税与企业创新*

研究政府减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使用2008—2014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并结合有效工具变量，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是否存在门限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存在一个大小约为6500的“规模阈值”，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会促使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规模超过“规模阈值”，导致企业创新水平内卷化；第二，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低研发强度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高研发强度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尤其对员工物质激励水平和技术改造能力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减税规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第三，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欠发达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大。政府应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规模设置一个上限，且所得税优惠税率应结合企业研发强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浮动管理。     

增值税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杠杆率差异的视角#br#

我国增值税改革持续深化，增值税减税的效果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产品供需存在弹性，企业无法将增值税税负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并且不同企业面临的借贷市场环境存在差异，因此增值税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问题显得较为复杂。本文针对企业投资决策建模，发现增值税减税会增加企业投资，但杠杆率较高企业由于借贷市场受到约束，投资水平的提高弱于杠杆率低的企业。本文基于2016Q3-2019Q1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显示，2018年增值税减税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水平，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借贷市场的传导机制减弱了增值税减税政策对杠杆率较高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     

有害税收竞争及其启示

税收竞争主要指区政府或通过税式支出吸引其他辖区资源的流入而扩张税基进而增加政府收入,或通过输出税负便利在不增加本辖区内居民实际税负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从其他辖区获取收入的做法.税收竞争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各地方政府或主权国家为了鼓励地区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一种经济行为.然而随着1998年OECD国际组织提出有害税收竞争,掀起了一场巨大的冲击渡.我国如何应对国际间有害的税收竞争,是国际税收研究的重点课题.     

官员晋升激励与企业实际税负——来自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2009—2015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实证考察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辖区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该影响对处于东部地区企业的实际税负影响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本文探索官员晋升对企业实际税负的作用机制,揭示了税收征管强度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此阐释了地方官员晋升所带来的税收征管变化,以期为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     

税收征管权集中与服务业企业实际税负——基于PSM方法的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08年企业所得税征管机构调整的政策契机,采用新三板上市服务业企业2015年和2016年财务报告数据,运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法,比较政策实施前后成立的可比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探究税收征管权集中对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高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且当服务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低时影响较大;依据企业特征分组,征管权集中只对享受优惠税率的高新技术企业或资本规模较大的企业有显著影响。税收征管权集中能够显著提高所得税征管效率,应当成为所得税征管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应加强对地方政府征管企业的稽查力度,减少税收竞争造成的所得税流失和税负不公。长远地看,税收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升所得税实际税负,应当适时调整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企业降成本。     

地方政府、公司治理与补贴收入--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我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分析和国内外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建立经验模型检验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补贴收入的影响，旨在发现在公司治理层面上的启示。研究发现，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董事长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席位；地方政府影响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本文的研究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政企关系的现状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我国宏观税负的经济影响分析

一国的税收收入来源于经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而且这种相互作用不仅是当期的,更有长期的相互影响。因此,在对宏观税负的经济影响研究中,本文运用SVAR模型结合政府支出研究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即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这两个工具,对变量之间的传递效应进行数量分析。文章随后还构建了四个SVAR模型,深入分析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宏观税负通过投资、消费、进口和出口影响经济增长,其中降低宏观税负的刺激作用只有对投资才是长期有效的,宏观税负对消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仅仅是短期显著。而且相比于增加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降低宏观税负的效果短期不显著且长期不持续。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而且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及资本无序扩张是新时期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之一,但鲜有研究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此次减税降费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文章基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区划禀赋特征,深入探讨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降费政策对扭转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效应,理清财税政策在引导社会资本"脱虚还实"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金融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非国有产权、非制造业行业、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减税降费通过有效弱化企业的金融偏向性"投资替代"动机和"实体中介"动机促进社会资本回归实体领域,但并未对企业投资"蓄水池"动机产生显著影响.(3)减税降费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虽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实物资本投资,但在引导金融资源回流而促进创新投资方面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文章对于进一步科学优化财政政策设计以引导产业资本流动,以及构建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体系和协同有效的现代宏观治理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政府竞争、财政压力及其调节作用研究*——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为视角

本文以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为出发点，基于2009—2017年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审视财政压力、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民生支出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政府竞争而言，财政压力才是降低地方政府民生支出偏向的主要原因。财政压力对政府竞争具有调节作用，政府竞争对民生支出偏向的反向作用程度显著依赖于财政压力。具体而言，政府竞争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偏向不具有直接效应，但在财政压力的调节作用下显著影响上述三项支出。本文进一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政府竞争与民生支出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越不显著；地方政府在执行多任务导向型的中央决策时，具有较为明显的自我选择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