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C视角下后发国家扶持新兴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研究

后发国家企业为抢占新兴产业发展优势,着力推进新兴产业赶超。然而,后发国家企业在赶超过程中,面临赶超能力不强、先发企业技术阻击和市场排挤等情况,亟需国家政策扶持。以GVC（全球价值链）为视角,运用钻石模型分析了后发国家发展新兴产业的优劣势,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和环境支撑3个维度构建了后发国家扶持政策框架,并借助该框架对中韩两国扶持高铁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理论和案例分析指出,后发国家应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以及环境支撑等角度,从强化技术扶持、资金支持、人才建设、制度变革、资源开发和市场突围等方面制定政策工具,以扶持后发国家新兴产业的技术赶超。     

后发国家赶超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

后发国家在某些产业克服"后发困境"、成功赶超发达国家领先者的情况,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围绕赶超理论及其实践这一主题,从企业赶超战略、产业赶超与机会窗口、赶超实践等方面回顾了国内外学者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和结论。最后,得出对中国制定产业赶超战略的政策启示:行业萧条期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实现逆势赶超的重要时机;后来者国家和企业追赶多利用产业技术创新的不连续性的"技术窗口"实施弯道超车战略,确立了国际性的领先地位;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创造关键产业发展的"需求窗口";聚焦若干产业的核心环节集中力量进行突破,利用"制度窗口"力争在产业上下游的重要环节与发达国家科技形成分庭抗礼。     

演化经济学中的技术赶超理论:研究进展与启示

通过对技术赶超理论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分析了演化经济学中技术赶超理论的逻辑、经济史和创新政策等,总结了演化经济学中技术赶超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启示。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并不是一个单调线性过程,成熟的技术轨道上并不存在赶超机会,只有在"机会窗口"时期率先进入新兴技术轨道才有赶超的可能性;第二,成功的赶超依赖于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的"创造性破坏";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政策不仅要能应对市场、公共机构和商业环境改变的挑战,而且要能改善国家创新系统的机能并增强赶超机遇的能力。     

政府扶持与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来自省级政策文本量化的经验证据

如何科学发挥政策扶持作用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话题。本文采用文本量化分析法构建2012—2020年省级民营企业扶持政策效力指数,以中小企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政府的民营企业扶持政策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推动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扶持政策推动了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看,相较于需求型政策,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其中,供给型政策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资源困境,需求型政策仅在竞争激烈行业中稳定市场预期,而环境型政策则专注于营商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地,基于异质性视角,扶持政策对高新技术行业和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促进作用明显。本文为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协同,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颠覆性技术政策—技术路线图框架构建与实证分析——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

在传统技术路线图的基础上,构建面向颠覆性技术及其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技术路线图框架,提出防御型、培育型、赋能型3类政策工具在用户需求、市场、产品、技术、参与者5个维度上的作用机制及其顺序逻辑。在此基础上,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综合采用案例分析和荟萃分析方法,验证该框架的解释力。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技术路线图框架从社会—技术系统转型视角阐释各阶段政策工具与颠覆性技术及其新兴产业发展间的互动演进规律,并提出早期阶段应以防御工具为主,侧重支撑知识空间形成;成长阶段应以培育工具为主,侧重建立良好利基功能;转型阶段应以赋能工具为主,通过适应性和转换性手段促使新旧范式平稳转换。     

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政策分析框架研究

知识产权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三维分析框架,即创新政策工具维度（包括供给、需求、环境面政策工具）、知识产权政策功能维度（包括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管理、运用）、产业生命周期维度（包括初创、成长、成熟、衰退4个阶段）。以2012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为例,运用政策分析框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分析。     

韩国创新赶超的“三步走”成功路径与政策启示

韩国是一个成功实现由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亚洲后发国家。从创新视角上看,韩国工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事实上展示了一个发挥后发优势的"扶优—扶弱—造生态"三步走赶超路径。本文从"政策+知识-资本-人力"(P+KCC)分析框架出发,对三个转型阶段的政策演进与发展特征进行分析,剖析韩国从技术引进到技术领先演进中的转型发展过程的经验及其政策启示。     

基于路径创造的后发国家技术赶超模型

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是影响技术落后国家(地区)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因素。基于Verspagen模型,建立了一个新的技术后发国家(地区)技术赶超模型。指出:技术后发国家(地区)缩小技术差距和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不仅是提高自身技术能力,而且包括打破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实现路径创造。建议:技术后发国家(地区)一方面要培育自身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尽快摆脱技术对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实现技术赶超。     

新常态下产业政策转型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的技术进步特征,符合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转换要求。针对厂商的直接补贴和针对消费者的间接补贴是政府扶持新兴产业的主要政策工具,因而被广泛应用。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构建了供给端与需求端补贴下企业投资决策模型,比较了两种政策工具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讨论了不同补贴方式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政府应根据产业发展阶段和市场现状组合使用这两种补贴方式。当产业处于初创期时,政府可以直接对投资行为进行补贴,以促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当产业发展至成熟阶段,产能可能出现过剩时,政府应适当减少甚至取消对投资者的直接补贴,提高研发补贴比例,增加企业有效供给;同时,加大对消费者的补贴力度,在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扩大新兴市场产品需求。研究成果对于缓解目前我国供需结构不均衡的局面具有借鉴意义。     

新常态下产业政策转型研究——新兴产业补贴方向与补贴时机比较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的技术进步特征,符合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转换要求。针对厂商的直接补贴和针对消费者的间接补贴是政府扶持新兴产业的主要政策工具,因而被广泛应用。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构建了供给端与需求端补贴下企业投资决策模型,比较了两种政策工具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讨论了不同补贴方式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政府应根据产业发展阶段和市场现状组合使用这两种补贴方式。当产业处于初创期时,政府可以直接对投资行为进行补贴,以促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当产业发展至成熟阶段,产能可能出现过剩时,政府应适当减少甚至取消对投资者的直接补贴,提高研发补贴比例,增加企业有效供给;同时,加大对消费者的补贴力度,在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扩大新兴市场产品需求。研究成果对于缓解目前我国供需结构不均衡的局面具有借鉴意义。     

技术进步视角下经济赶超与停滞的原因研究

本文针对发展中国家推动技术进步的形式可以同时容纳向外模仿与自主研发这一特征,构建了一个自利企业即可模仿又可独立研发的增长模型。从技术进步的视角上,解释了后发国家经济实现赶超或者陷入模仿陷阱而停滞的可能性并存的增长事实,丰富了现有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赶超的解释。提出向下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加速发展,并由此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路线图,以及中国新时期所提出的收入倍增战略的阶段最优性。     

后发企业如何超越追赶?——基于海天集团的技术创新与产品类别协同研究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后发企业既要致力技术创新又要构建产品类别才能赶超领先企业，然而以往研究大多限于技术创新或产品类别的单一维度探讨，对二者动态协同缺乏关注。本研究从整合角度，搭建“追赶压力—追赶行为—追赶结果”的分析框架，并以在电动注塑机领域赶超的海天集团为案例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在追赶阶段，后发企业面对进入压力，通过采取“模仿创新—类别沿用”的相似协同机制，而获得合法性；在超越追赶阶段，后发企业面对竞争压力，通过采用“自主创新—类别跨越”的差异协同机制，而取得竞争优势。其中，后发企业的技术策略和类别策略受到所在行业技术体制和市场结构等外部情境约束，后发企业的定位转移与目标变迁从内部推动追赶阶段向超越追赶阶段跨越，后发企业的动态协同能力持续提升是其根本保证。本研究构建了技术创新与产品类别动态协同的理论模型，揭示了后发追赶的内在规律，从“技术—认知”整合视角为后发追赶带来了新的解释，以“技术创新—产品类别”协同丰富了后发追赶的微观机制研究，为中国后发企业赶超世界领先企业提供了新的管理启示。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分析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引领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后发国家应结合自身条件和需求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略,以技术追赶和产业升级为目标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契机,以技术标准战略为核心掌握战略性新兴产业话语权,以国际化为导向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在具体的政策选择上,要优化研发投入结构,整合行业研发资源;加强组织协调与合理规划,推动产业良性发展;强化知识产权助推战略,完善产业发展促进机制。     

政策工具维度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政策分析框架研究

从政策工具角度出发,构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政策三维分析框架,即政策工具维度(包括供给、需求、环境面政策工具)、创新驱动主体维度(包括政府、企业、高校与研发机构、中介组织)、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维度(包括基础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产业化与商业化3个阶段)。以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为例,运用政策分析工具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关政策进行了分析。     

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的产业融合分析

基于产业融合分析框架,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可视为包括技术融合、需求融合、企业融合和制度融合在内的产业融合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中,技术融合是起点,企业融合是实现途径,需求融合是重要拉动力,制度融合是外部推动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典型产业——核能产业为研究对象,从技术融合、企业融合、需求融合和制度融合等方面,分析核能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夯实技术基础、打造军民融合产业园、建立需求拉动机制以及完善军民融合制度建设等一些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的产业融合分析——以核能产业为例

基于产业融合分析框架,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可视为包括技术融合、需求融合、企业融合和制度融合在内的产业融合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中,技术融合是起点,企业融合是实现途径,需求融合是重要拉动力,制度融合是外部推动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典型产业——核能产业为研究对象,从技术融合、企业融合、需求融合和制度融合等方面,分析核能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夯实技术基础、打造军民融合产业园、建立需求拉动机制以及完善军民融合制度建设等一些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建议。     

增长方式转换与后发国家赶超研究——前苏联样本及其启示

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是国家之间竞争发展的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而后发国家赶超的动力在于经济更快增长。但是后发国家的赶超发展并非是直线式的高速发展,赶超成功案例并不多见的事实凸显赶超式增长本身充满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增长方式及时有效的转换尤显其必然性和重要性。作为20世纪的赶超国家,前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凭借独特的计划经济增长模式一度取得了高速增长,完成了从一个欧洲落后农奴国家到工业发达超级大国的"惊险一跃"。但它为何没有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陷阱呢?本文试图回顾与分析前苏联经济增长变化轨迹、增长方式根本性软肋及其与赶超失利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总结后发国家持续赶超的应循之道,以便为快速赶超中面临诸多可持续发展难题的中国提供有益的启迪。     

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机遇与中国创新政策转型

新技术革命为我国带来了新的技术赶超机遇,但也加剧了国家间的技术竞争。“中兴事件”暴露出我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短板。根据佩蕾丝、弗里曼等对技术革命浪潮的研究,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技术-经济范式转换阶段,处于技术赶超机遇期。美、德两国在19世纪下半叶赶超英国的经验给我国的启示是,以追踪世界新技术-经济范式为导向的创新政策是我国实现技术赶超的必要条件。要抓住技术赶超机遇就必须反思目前我国创新政策缺陷,通过创新政策转型和创新,营造促进民族企业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从而引导创新环境特征转变、促进向世界新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并跻身于并跑和领跑行列。因此,加强金融规制、系统性支持民族创新企业、培育民族高技术产业创新集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鼓励人才流动等成为我国创新政策转型的重要内容。     

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政策转型分析

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我国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宏观调控政策也随之转变,货币政策由大规模刺激转为微刺激和定向调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更加灵活;财政政策的主基调转变为减轻企业税负,增加民生支出,完善社保体系;产业政策以淘汰落后产能、重组过剩产业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为主。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继续扩大开放,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发起设立国际金融机构,推动自贸区建设,从产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产业输出与产品输出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国际经济合作,带动各国经济共同繁荣。新常态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表现出新特点:从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政策将是连续和稳健的,不再大起大落;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改革和创新来激发市场经济主体活力;全新的国际经济战略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政策协同、官员更替与企业创新——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文本的经验证据

尽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政策扶持各国已达成共识,但对产业政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本文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文本和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探究中国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数量与企业创新不存在正向关联;较分行业政策而言,总体政策下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协同更有利于企业创新;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协同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作用会受到地方官员更替的影响:省长更替会抑制政策协同的正向作用,省委书记更替的影响不明显.在替换创新指标和将年度数据改为季度数据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本文丰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文献,也有助于明晰产业政策的制定路线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