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与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创新

文章依托新熊彼特主义创新理论,梳理了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在此基础上,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可能带来的新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创新的制约因素与应对措施。研究表明:(1)工业革命以来的5次技术-经济范式转换都是新旧技术体系竞争的结果。具备通用性、渗透性和网络性特征的关联技术领域同时出现激进式创新会引发技术革命,形成新的主导技术体系,支撑新一轮经济长周期。(2)新技术体系通常以能源动力技术为核心,涵盖原材料、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领域;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率先表现为社会生产消费组织模式的深刻变化,并受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影响。(3)可再生能源有望引发新的技术革命,并与关联技术群构成新技术体系。新技术体系已经对社会生产消费组织模式和技术-经济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资源禀赋、经济制度和社会能力等因素也有利于技术-经济范式的再次转换。(4)在产业层面,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是技术-经济范式再次转换的关键,需要结合激进式创新的技术属性和能源项目的行业特征,从降低成本和风险的角度采取相应扶持政策。     

新中国70年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与领跑机遇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新技术-经济范式。成熟的技术-经济范式会从核心（领跑）国家向后发国家扩散,并为“有作为”的后发国家提供范式追赶契机,新兴的技术-经济范式则会给经过几轮范式追赶且步入“并跑”阶段的后发国家创造范式领跑的历史机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三次成功跨越技术-经济范式的“卡夫丁峡谷”,目前爆发的工业智能化革命给我国带来领跑新兴范式的历史机遇。从技术-经济范式赶超角度诠释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探析制约我国范式领跑的体制机制缺陷,并提出应对之策。     

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技术范式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分析

技术范式定义了进一步创新的技术机会和有关如何利用这些机会的基本程度,因此技术创新可以看成是新旧技术范式之间的转换。科技企业孵化器以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服务为目标,由此提出科技企业孵化器能有效地促进技术范式的转换:企业孵化器扶植新技术,在技术群中筛选出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技术,并且促进技术范式转换过程中"正外部性"的产生和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生,加快二次创新,增强企业新技术范式的创生能力。     

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人口红利消失、资本边际报酬下降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技术赶超空间收窄,导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持续下滑。我国需要从模仿赶超阶段向自主创新阶段转型,提升潜在增长率。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是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次改革需要再次调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将以技术模仿为动力的赶超型模式转变为促进前沿创新的经济治理模式。同时,为了创造稳定的改革环境,需要在长短期平衡中考虑短期政策,短期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未来改革的需要。     

产业结构调整期的创新与投资:以新能源为例

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严峻的能源与环境形势让新能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以当前的新能源革命为例,探讨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关系,发现新能源已具备新技术经济范式的某些特征,为我国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但我国在发展新能源的过程中存在投资过快、泡沫过大、缺乏核心技术、背离既定目标等突出问题,最后给出促进我国新能源健康发展的若干建议。     

新技术范式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制度变革

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双螺旋动力，技术与制度是否协同匹配直接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和速度。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我国技术范式的转变，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技术范式和制度框架内技术—制度的互动稳态，激发了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当前，我国制度创新的供给明显滞后于技术范式的转换，现行的制造业相关产业政策与制造业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还不适应数字技术范式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这是导致制造业企业陷入生产率困境、转型升级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从多制度变革入手，通过调整传统的制度框架适应技术范式的转换，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体的制度变革路径包括改变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取向、致力于数字技术底层逻辑的制度变革、强化竞争导向的市场化制度改革、侧重促进协同创新的制度创新及聚焦动态能力的企业内部制度变革。     

“拥抱”还是“拒绝”：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探究在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否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与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驱动效应，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政策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创新研发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驱动的企业数字创新发展；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最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这足以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赋能效应。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产权、非政治关联与市场化强度更低的地区中更强。     

演化经济学中的技术赶超理论:研究进展与启示

通过对技术赶超理论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分析了演化经济学中技术赶超理论的逻辑、经济史和创新政策等,总结了演化经济学中技术赶超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启示。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并不是一个单调线性过程,成熟的技术轨道上并不存在赶超机会,只有在"机会窗口"时期率先进入新兴技术轨道才有赶超的可能性;第二,成功的赶超依赖于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的"创造性破坏";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政策不仅要能应对市场、公共机构和商业环境改变的挑战,而且要能改善国家创新系统的机能并增强赶超机遇的能力。     

后技术赶超时期创新赶超模式研究

当前，中国企业技术赶超活动已经进入“后技术赶超阶段”，不少企业开始调整技术追赶战略，以加快技术赶超进程。通过对中国高铁、通讯行业、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等系列产业的比较发现：要最终实现技术超越，必须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并构建适应产业特征和技术范式的创新网络。此外，还要充分利用技术追赶过程中的机会窗口，并根据产业特征、技术范式和竞争范式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定位。     

后技术赶超时期创新赶超模式研究——创新网络构建视角

当前,中国企业技术赶超活动已经进入"后技术赶超阶段",不少企业开始调整技术追赶战略,以加快技术赶超进程。通过对中国高铁、通讯行业、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等系列产业的比较发现:要最终实现技术超越,必须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并构建适应产业特征和技术范式的创新网络。此外,还要充分利用技术追赶过程中的机会窗口,并根据产业特征、技术范式和竞争范式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定位。     

数字经济下三线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给我国企业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尤其对我国三线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以41家三线军工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路径依赖和技术轨道等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企业产权属性、企业规模和创立年限等因素对我国三线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的复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在前中后全产业转型路径中，企业规模是核心条件，企业产权性质为中央企业、良好创新环境以及高技术发展程度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数字化平台转型路径中，中低技术发展程度的小规模非中央企业若处于良好创新环境中则会选择数字化平台转型；在产品服务转型路径中，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创新环境存在可替代性，中低技术发展程度的三线军工企业倾向于选择产品服务类转型路径。结论可为我国三线军工企业实现数字化战略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从工业化赶超到高质量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研究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一穷二白到物质很大丰富,伴随着经济赶超、结构转型,我国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范式实现转向: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范式是封闭条件下的重工业优先增长范式,后四十年则是开放条件下的现代经济增长范式。70年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包括"赶超模式"转型与经济增长研究范式引入,改革以来的"经济奇迹"及其增长源泉的争论,长期增长路径、机制与结构等关键问题的探索,近十年及未来着力于高质量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     

全球化与技术跨越

全球化带来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使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过程中陷入困境，由此提出技术跨越是赶超之利器。     

爱尔兰依靠创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和做法

爱尔兰由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通过采用积极的科技创新政策,大力发展信息通信和生命科学等高技术产业,实现了经济转型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爱尔兰以创新为发展源泉,实行开放型经济,利用技术预测为科技创新指明方向,大力扶植本土企业并为高科技创业提供资金保障,积极促进大学与国家科技园的密切合作,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爱尔兰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可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参考和借鉴。     

技术范式演进下企业动态创新能力模型研究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追求自主创新和顺应技术范式演进已成为企业赢得持续技术竞争优势的新趋势。从技术范式演进视角,分析了企业技术范式的演进机理,从旧技术范式产生-形成、新旧技术范式并存、新技术范式形成3个阶段分析了技术范式演进阶段存在的创新能力发展风险,并指出企业在技术范式演进中应依次培育动态知识创造能力、动态项目管理能力和动态商业创新能力。构建了基于技术范式演进的动态创新能力模型,并针对该模型应用提出了管理建议。     

技术投资选择与模仿陷阱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将中间产品生产厂商的技术投资选择引入罗默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构建了一个基于水平创新的技术进步模型。运用该模型对技术追随国技术赶超中厂商的技术投资选择与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型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发现,技术赶超过程中经济运行的路径要经历模仿、创新两个均衡点。厂商利润为正时会进行技术投资,而厂商的技术投资选择模仿或者是创新会影响经济能否顺利跨越模仿陷阱而跃迁到创新均衡点。经济中能影响厂商技术投资选择的内部和外部因素都会对跨越模仿陷阱产生相应的作用;技术赶超国应该积极地提高企业的价值,提高技术知识储备和高人力资本的储备,同时还要大力建设国家的创新能力为企业创新营造一个好的创新环境。     

GVC视角下后发国家扶持新兴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研究

后发国家企业为抢占新兴产业发展优势,着力推进新兴产业赶超。然而,后发国家企业在赶超过程中,面临赶超能力不强、先发企业技术阻击和市场排挤等情况,亟需国家政策扶持。以GVC（全球价值链）为视角,运用钻石模型分析了后发国家发展新兴产业的优劣势,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和环境支撑3个维度构建了后发国家扶持政策框架,并借助该框架对中韩两国扶持高铁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理论和案例分析指出,后发国家应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以及环境支撑等角度,从强化技术扶持、资金支持、人才建设、制度变革、资源开发和市场突围等方面制定政策工具,以扶持后发国家新兴产业的技术赶超。     

美国和日本支持国内企业创新政策的比较与启示

中国已进入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关键期,能否成功转换增长的"发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政策在创新行为中通过改变竞争水平或影响资源配置方式,对创新起着重要作用。制度的创新需要成本,先行国家的经验可以降低后发国家的探索成本。文章以美国和日本支持国内企业创新政策比较为轴线,以企业创新模式的相对独立性为逻辑起点,分析美国支持国内企业创新引领世界经济和日本追赶美国时期推行的创新政策,并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来指导我国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GVC视角下后发国家扶持新兴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研究——来自中、韩高铁产业赶超案例的分析

后发国家企业为抢占新兴产业发展优势,着力推进新兴产业赶超。然而,后发国家企业在赶超过程中,面临赶超能力不强、先发企业技术阻击和市场排挤等情况,亟需国家政策扶持。以GVC(全球价值链)为视角,运用钻石模型分析了后发国家发展新兴产业的优劣势,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和环境支撑3个维度构建了后发国家扶持政策框架,并借助该框架对中韩两国扶持高铁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理论和案例分析指出,后发国家应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以及环境支撑等角度,从强化技术扶持、资金支持、人才建设、制度变革、资源开发和市场突围等方面制定政策工具,以扶持后发国家新兴产业的技术赶超。     

深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

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将对我国新一轮发展产生复杂深刻影响。本文分析了技术经济范式发展形势与趋势特征,基于国际经验借鉴,提出积极应对和引领技术经济范式变革需要深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从着力打造新的比较优势、释放新的发展动能、推进国内消费转型升级、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创新创业服务网络五个方面入手,完善激发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全面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