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生猪生产波动周期分析

利用1964-2008年湖南省生猪年出栏量的统计数据,运用线性趋势法、H-P滤波法和B-P滤波法,分别测度了湖南省生猪生产波动周期。研究结果表明,1964-2008年期间湖南省生猪生产出现了8次波动,且波动具有幅度大、大周期内有小周期、波谷深度有变浅趋势、扩张期短、收缩期长等特征。该结果是进一步研究分析湖南省历次生猪生产波动的深层次成因的必要基础。     

美国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

本文首先考察了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和货币政策的演变历史,并利用HP滤波法分离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GDP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成分,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更多的时候,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反而成为经济波动的触发因素之一。因此,在利用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同时要注意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特别是要避免因调控产生新的市场扭曲,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波动。     

基于HP滤波法的我国人均GDP增长速度周期波动研究

本文通过对1990年至2015年剔除价格影响因素的我国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分析,利用HP滤波法分解出我国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循环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表征人均GDP增速周期与我国经济、政策、文化的关联,发现我国的经济政策和世界市场经济的波动对我国人均GDP增速有重大影响.建议我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能从长远出发、全面衡量利弊,在应对国际市场经济波动方面能提早预测、准备更加充分.     

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协动性分析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其国内的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HP滤波法并使用1978—2009年度数据以及2008—2010年季度数据对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研究后发现,中美经济周期协动程度随周期变动且呈现出明显的增强趋势,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高于美国且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减小。为此,应加强对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预测与中国货币政策制定、施行时机的把握,从而做到提前反周期操作。     

中国转轨时期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筛选了反映国民经济各领域波动的多个重要宏观经济月度指标作为景气指标,首先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Kalman滤波方法,构建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率循环的景气指数(SS_GR)和物价景气指数(SS_P);其次利用HP滤波和BP滤波计算景气指标的循环要素,并且进行比较,认为BP滤波更适合作为分解趋势循环要素的方法;最后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Kalmsn滤波方法,构建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偏离长期趋势程度的增长循环景气指数(SS_BP),尝试把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二者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反映两种不同类型增长周期波动的景气指数进行了比较,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

文章通过H-P滤波分离出实际GDP的趋势项和波动项,计算实际GDP的波动率,并依据渡动率划分经济周期、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1978-2005年中国经历了3个朱格拉周期和1个基钦周期共4个经济周期,且最后一次经济周期仍在继续.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如下特征:一是高位平稳运行,波动幅度减小、周期加长;二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是稳定且衰减的阶梯波动;三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主要来源于内部传导.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的HP滤波方法,对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序列数据进行趋势分离,得到了其周期波动的具体形态,并结合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对FDI的周期波动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北京市今后吸引外资的方向和目标提供一个基本的参考.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的HP滤波方法,对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序列数据进行趋势分离,得到了其周期波动的具体形态,并结合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对FDI的周期波动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北京市今后吸引外资的方向和目标提供一个基本的参考。     

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

本轮经济波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作为衡量经济过热的重要指标之一的通货膨胀并不明显。本文以宏观总供给的形成、宏观总需求的形成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为线索 ,在历史地回顾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前四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特征的基础上 ,指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已进入一个新时期 ,具有与以往经济波动不同的新特征 ,并着重从推动本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内在矛盾角度给出了对本轮经济波动的新解释     

中国房价波动、股价波动对经济波动及居民消费影响的揭示

房价和股价波动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又如何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这是很多人都感兴趣却又让人迷惑的问题。本文运用相关性检验、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1998-2010年间中国房价、股价、居民消费和经济波动的特征及根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互动研究。结果发现,四者关系复杂,各变量均呈现出一定的顺周期特性且互相关联,房价和股价波动会早于经济波动和消费波动,这说明房地产和股票确实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研究还发现,房价和股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和经济波动冲击的影响力度不大,而居民消费与房价波动和经济波动之间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且,房价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复杂,可通过消费和股价波动两个传导途径间接作用于经济波动。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时变参数模型的经验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平稳化趋势有着显著的熨平效应,并且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不断推进,这种熨平作用亦趋明显。TGARCH模型的深入分析发现三大产业对我国经济波动幅度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第一产业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几乎没有影响;第二产业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存在杠杆效应,而这种杠杆效应主要是由重工业带来的;但第三产业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存在明显的熨平作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及除五大类之外的其他服务业对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最为显著,而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因其自身的波动较大,对经济总量波动的熨平效应较小。本文结论的政策性启示是,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化增长势头,必须进一步优化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深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地方政府竞争、投资冲动和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研究

利用国民收入核算公式,采用HP滤波分析方法,得到国民收入恒等式中各变量增长率的波动项,并依此构建了一个计量模型。然后利用各变量在1990-2004年间的分省数据,分析了各省GDP增长率波动的原因。结论表明,在我国的大多数省,投资增长率的波动是引起GDP增长率波动的主要因素。为剔除地域差异的影响,做了分区域的实证分析,其结果依然显示投资波动是各省GDP增长率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竞争是导致各省投资冲动、进而造成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深层原因。     

中国经济与美、日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

中国经济与美、日经济波动有很强的相关性和长期的均衡关系，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间有正向关系；日本与中国经济间却是负向关系。美、日两国经济的共同波动会通过资本流动的渠道影响中国。因此，为了降低美日经济波动对中国的影响，中国贸易必须走多元化的路子，而且应减少对国外资金流入的依赖。     

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分析

随着20世纪后期以来经济虚拟化进程的加速，需要一种新的宏观分析方法，能够将资本市场理和宏观经济理论更好地结合起来。本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试图将资本市场作为经济中内生的一部分，与居民、企业和银行等经济中其他部门联系起来，从而更好的分析和解释宏观经济波动。     

中国货币政策绩效的短期分析与预测

根据对经济的不同作用,货币政策可分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过去的6年里,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处于相对稳健的状态。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就是因为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对2004年中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回顾及对货币政策及其工具的实施效果的分析,我们判断,在2005年或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区域创新能力、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首先,建立4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Moran′I检验证实了农业生态环境空间相关性;其次,构建基于库兹涅茨曲线的空间计量模型,将区域创新能力纳入研究框架,运用2005-2013年我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区域创新能力、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关系,并对各影响因素空间效应进行分解;最后,对统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呈正U型曲线关系,而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将显著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并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轻、重”之辨

在1949—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轻、重”关系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在1949—1978年的求强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重重轻轻”①;在1979—1997年的求富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农、轻、重”同步发展;在1998—2005年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政府和企业都在通过结构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快速发展。通过对工业化三个阶段的分析,提出要纠正有关“轻、重”问题的五个认识误区。     

Assessing the role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shocks in China’s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a high growth rate and low information has been observed since the late 1990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Should the fact be considered as a result of greatly improved supply capability or should the fact reflect the improvement in the government’s aggregate demand management?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assess the role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shocks in China’s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We use a bivariate structural VAR model to investigate macroeconomic dynamics for China within the aggregate-demand and aggregate-supply framework, using the quarterly data in the period of 1996Q1–2005Q4. Our principal findings are following: (1) China’s high growth shall be associated more with greatly improved supply capability, especially after its WTO entrance. The expansionary aggregate demand policies may have limited effects to raise the growth rate in the post-1996 in China.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we need a more pro-growth policy stance in order to maintain a high and stable growth. (2) The low inflation in that period is driven primarily by weak aggregate demand rather than supply factors.     

企业微观波动及其对宏观政策的含义*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测度了中国企业的微观波动现状，讨论了企业微观波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研究发现：（1）金融危机后企业微观波动（不能通过宏观、行业或企业特征所解释的企业层面的波动）显著增加；（2）企业收入、利润和就业波动的程度和趋势有所不同，就业波动相对平稳；（3）从企业波动对宏观政策的含义看，微观波动可能加剧企业“等待-观望”，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具有更大的短期效应，更小的真实效果。     

货币和资产收益的联动效应——源自通缩与通胀时期的证据

文章建立一个由货币供应、通货膨胀、证券以及房地产市场指数收益指标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利用中国通货紧缩时期以及货币流动性充裕、通胀水平相对较高时期的月度数据,对这些参变量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调整动力学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提示:(1)宏观当局在实行货币政策时,必须同时防止出现严重的货币流动性过剩或不足;(2)有效抑制国内物价水平短期内的大幅波动,维持国内经济和社会稳定;(3)完善国内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维护投资者信心,使其保持稳步上扬的态势;(4)加大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避免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大起大落,使其逐步与其他宏观经济金融变量建立起比较稳固的长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