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影响因素

本文使用Hummels和Klenow (2005)二元边际分解法,对2000-2013年中国农产品HS-6分位贸易数据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的贡献,但扩展边际也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借鉴Chaney (2008)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农业经济规模、贸易成本、农业生产率主要影响集约边际,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有显著负面影响.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

利用1995—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的HS92六位编码数据,采用H-K测度方法测度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增长由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共同拉动,但集约边际起主要的贡献作用,其贡献率在2003年以后到达70%以上。经济规模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贸易成本、经济危机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与中国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贸易成本、人均GDP年增长率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经济危机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扩展边际具有"稳定器"作用,这为解释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脆弱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具有丰富政策含义。     

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新新贸易理论"为研究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其成为研究贸易增长方式的新维度。文章运用2001-2011年中国与30个主要国家(地区)的HS-6位数细分产品贸易数据,在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的基础上,通过细分贸易成本的各种构成要素,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各组成部分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主要归功于集约边际的拉动作用,与扩展边际相比,集约边际更具有"绝对主导、小幅震荡、稳步增加"的特征;不同贸易成本构成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不同。总体上看,"距离在消亡"的同时,与一国实体经济相关的成本因素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扩展边际则更多地受到外部冲击以及文化、法律等软环境因素的影响。     

贸易成本、企业出口动态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2000-2005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层面将中国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出口企业数量)与集约边际(单位企业的平均出口额),描述了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和二元边际结构,并考察不同贸易成本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2000—2005年间尽管扩展边际的波动幅度远大于集约边际,中国出口的增长仍大部分是由持续出口企业的贸易额扩大实现的;各种因素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程度不尽相同,经济规模、距离和贸易成本的变动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贸易流量。     

贸易便利化与FDI对中国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影响

笔者将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并利用中国1995年~2010年HS-6位数出口数据,实证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和FDI对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影响。双边贸易便利化对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的影响,并且中国贸易便利化作用较大,而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价格边际影响不显著。FDI对三元边际都存在正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数量边际。识别各因素的作用为中国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和质量的升级提供了经验支持。     

国际分散化生产导致了扩展边际增长吗?——来自中国出口产品层面的证据

本文利用CEPII BACI数据库中1996～2005年HS-6位数产品层面的中国出口贸易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其中总出口的扩展边际份额在减少,而制造业出口的扩展边际份额在增加.同时,通过中间产品贸易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可知制造业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的程度日趋加深,这正是导致制造业出口扩展边际增加的主要原因.运用引力模型考察中国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在总产品和制造业贸易中,贸易国的GDP与出口扩展边际显著正相关,两国之间的距离与扩展边际负相关,而不同的出口目的国对扩展边际的影响不尽相同.积极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有利于中国出口沿着扩展边际增长,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与稳定出口

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和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理论模型,本文认为转型国家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的原因与其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越多,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大、扩展边际越小。利用Tobit模型对1995-2009年中国出口到123个国家的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的效应确实存在。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人民币升值、区域经济一体化、外部冲击、语言的相通性、政治体制等变量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不完全相同,表明要提高出口增长中的扩展边际比重,出口企业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将目标市场从传统高收入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     

自由贸易协定真的提高出口二元边际了吗

基于2002-2017年中国与147国家/地区HS4位码产品层级的数据,利用高维固定效应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技术评估自由贸易协定(FTA)引致的进口贸易自由化(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消除)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FTA引致的非关税壁垒消除促进了出口集约边际,而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消除均抑制了出口广延边际;FTA对出口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和对出口广延边际的抑制作用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FTA对出口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而对出口广延边际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FTA生效5年后,其对出口的总体促进作用在22％左右;异质性分析表明,FTA对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仅体现在工业品、发展中国家和生效时间长的FTA上,而对广延边际的抑制作用均存在于工业品、农业品、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和不同生效时间的FTA.     

中国反倾销申诉寒蝉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GMM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2001年-2008年对外反倾销案例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横截面单元为中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应用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了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及其贸易自由化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效果非常显著;中国反倾销立案调查对进口贸易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并未起到限制进口贸易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对外反倾销并非是要构筑贸易壁垒体系,更没有将之作为抵消贸易自由化效应的政策工具。     

贸易成本如何影响贸易扩张路径——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二元边际考察

依据Kancs改进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构建了不同贸易成本对贸易扩张路径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和20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和发展数据模拟估计固定和可变贸易成本对贸易扩张的二元化路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在2003-2009年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集约的贸易边际,而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实现的。与可变贸易成本相比,出口固定成本的下降更能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这一结论反映出当前中国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指明我国未来的贸易扩张路径应向贸易扩展边际方向转变。     

中国汽车产品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三元边际分析框架对21世纪以来中国汽车产品出口增长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张拉动,价格提升和种类增加对出口的贡献很小.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对三元边际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发现,中国的经济规模对汽车产品出口增长的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对价格边际存在显著负影响,而进口国的经济规模对汽车产品扩展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行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对价格边际和扩展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对价格边际存在显著负影响.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保持目前出口数量带动出口增长的同时,必须通过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工艺水平和培育自主民族品牌等手段,提高出口的价格边际和扩展边际,以从根本上提高中国汽车产品出口的持久竞争力.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5—2010年CEPIIBACI数据库的农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层面上将中国农产品出口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然后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运用混合OLS、随机效应模型和Tobit模型估计了影响贸易增长的多个变量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所占的比重只有15%左右,但发展迅速,因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可变成本、自由贸易协定、经济冲击、农产品中间品属性等因素对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对华农产品反倾销影响因素——基于条件Logistic回归的实证研究

中国是一个外贸大国和农业大国,反倾销已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安全。在全面统计对华农产品反倾销案件的基础上,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对我国农产品反倾销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实证研究中重视农产品微观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农产品出口价格增长率、农产品在进口国占比为显著影响因素,且农产品在进口国占比的影响更大。     

反倾销被诉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与比较——基于1998-2008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SYS-GMM估计

在整理全球反倾销案件的基础上,通过收集相关贸易数据,利用1998-2008年被诉反倾销案件为样本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12个主要国家和地区被诉反倾销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通过SYS-GMM估计进行回归估计得到稳健性结果。实证结果表明,反倾销措施对贸易额和出口市场份额的影响远大于关税措施的影响,成为多数国家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国内产业的主要贸易政策。反倾销对中国、日本、中国台湾和俄罗斯的负面影响较大。最后考察反倾销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发现,反倾销申诉和反倾销措施对申诉方的产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反倾销措施的影响远大于反倾销申诉的影响。     

中国出口贸易面临的三大壁垒及应对策略

我国对外贸易在中国加入WTO后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2003年中国贸易总额达到8512.1亿美元,名列世界第四。随着我国产品竞争力上升,出口扩张日益受到其他国家的关注和牵制,也决定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局部冲突矛盾将长期存在,并外在反映为进口国对我国出口采取的各种贸易救济措施和贸易壁垒。从当前国内外的情况分析,我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遭遇到反倾销、保障措施与特别保障措施和技术贸易壁垒这三种贸易壁垒交叉使用的严峻局面。因此,积极应对有关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的种种限制措施,妥善解决我国出口增长引发的有关纠纷是当务之…     

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以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利用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1996-2011年我国对十六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微观层面出口数据,将出口增长总量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促进机构对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出口增长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集约边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比驻外使领馆对出口增长发挥的效力更为明显;贸易促进机构对中高技术行业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中低技术行业产品。因此,我国应增加贸易促进机构的数量,尤其要增设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遭遇反倾销的宏观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效应

美国、印度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在现实的贸易往来中,美国、印度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影响效应很大,其反倾销的宏观决定因素有发起国的GDP增长率、从中国进口渗透率、对人民币的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比重等,但由于发起国各自的深层次经济因素影响,各因素的影响作用又各不相同。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以蔬菜出口为例

采用Hummels和Klenow（2005）二元边际分解法对2003—2011年中国蔬菜产品出口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来自扩展边际的贡献,但集约边际在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后发现,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是数量扩张,价格边际的贡献相对较小,表明中国蔬菜出口还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不仅各自影响因素不尽相同,而且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强度也不相同。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相对出口结构的非对称性影响——来自产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分析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借鉴Kancs(2007)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考察2004-2007年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谷物磨制品制造业双边相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相对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了相对扩展边际,抑制了相对集约边际,且对相对扩展边际促进要大于对相对集约边际抑制。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稳健。另外,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相对扩展边际,抑制相对集约边际;而中国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相对集约边际有显著促进作用,却显著抑制相对扩展边际。由此,文章认为中国应根据贸易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的需要,选择有针对性的贸易便利化政策和国际合作。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入世”是否促进了出口参与?

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理论框架,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本研究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并进行多角度的稳健性分析,结果均支持了这一结论;(2)贸易自由化通过竞争效应与成本效应两个不同渠道促进了企业出口参与,其中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显著地推动了企业的出口参与,其中对本土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并且入世主要是通过集约边际的途径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