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来自中国非流通股转让市场的研究

现有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文献表明,公司的控股股东一般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从中获取种种隐性收益。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中,控股股份与非控股股份在转让价格上的差异,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水平约为流通股市价的4％,相当于非控股股东的非流通股转让价格的28％。研究还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越强,则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便越高;而公司流通股规模越大,则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便越低。同时,公司负债并不能成为约束大股东掠夺行为的有效工具。     

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的源流考察与市场路径

启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其基本目标是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机制,消除A股市场股份转让的制度性差异。这无疑是解决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问题的又一次难得的机遇。该文提出: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应当尽快开放证券市场,使流通股与同股同权的非流通股特别是国有股,能有效地按照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在流通、转让中实现其最大的资本价值。     

大股东减持、股权转让溢价与控制权私利

本文以中国 A 股市场的数据,对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减持的股权转让溢价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与测度.研究发现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均通过减持获取股权转让溢价,但控股股东的减持获利水平显著高于非控股股东,减持成为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一种新途径.实证研究显示,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受控制权程度、股权制衡度、股权性质和公司资产管理效率的影响.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程度与股权转让溢价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经营绩效与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本文建议加强对非国有控股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转让行为的监管,并积极推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     

政府干预、同属管辖与自利性股权转让市场反应研究——基于控制权转让溢价和内幕交易的视角

本文采用2001-2006年发生的407起上市公司大宗股权协议转让数据,研究了实际控制人性质、股权性质变更和控制权转让方式对转让溢价的影响,发现政府作为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具有与非政府实际控制人所不同的掏空方式;政府实际控制人将控制权转让给不具有政府背景的并购方时,更倾向于收取较高的转让溢价;在政府普遍干预控制权市场的制度背景下,异地出让控制权带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并购方收购目标公司的溢价越高,内幕交易越严重,宣告日前的累计超额收益成为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最终实现形式。     

我国上市公司股改对价的公平性研究

在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给流通股股东的对价水平在总体上是公平的,不公平成分占整个对价水平的比例很小。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未来发展前景与公司股改对价水平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严格控制公司出台对价承诺方案,并对有对价承诺方案的公司加强监督,以及加强对机构投资者、非流通股大股东和上市公司之间内幕交易的监管,将是本次股改和股改后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     

终极控股股东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08年间发生大宗股权交易的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事件124起作为样本,就我国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等因素对控制权私有收益获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成负相关关系;两权分离度越高控制权私有收益也越高,终极控制权对私有收益的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丰富了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     

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对股权价值的影响

本文建立了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的理论模型，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两类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经理控制和大股东控制以及“一股独大”的股东结构，运用博弈论方法探讨了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对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价值的影响。本文首次提出了配股的“再分配效应”——配股导致价值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转移，配股的“股权成本效应”——在非流通股股东不认购的情况下配股能降低公司的平均股权成本以及“配股中的搭便车现象”——流通股股东明知配股有损于流通股价值，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仍然认购配股。本文揭示了股权二元结构与现行配股制度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我国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的一些重要实证现象。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问题研究与建议

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是造成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问题的根本原因。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股权分置普遍存在国有股股东产权虚设，流通股股东“股小言微”的问题，市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上市公司的所有决策实际上主要围绕控股股东代理人的利益最大化展开?资产置换型的并购重组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是以股权分裂和非流通股的非市场化交易即场外协议转让为基础的。     

中国股票市场流通性价值研究——基于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与限售股转让的证据

文章利用股权分置改革前的非流通股协议转让样本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限售股票转让样本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流通性价值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流通性存在价值,股权分置改革前,股票流通性价值水平均值约为66%,流通股市场的流动性显著影响股票流通性价值,但流通股的流动性与流通股价格波动率对股票流通性价值没有显著影响;股改后的股票流通性价值水平约为56%,流通股的流动性与波动性水平显著影响流通性价值。     

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对股权价值的影响

本文建立了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的理论模型,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两类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经理控制和大股东控制以及“一股独大”的股东结构,运用博弈论方法探讨了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对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价值的影响。本文首次提出了配股的“再分配效应”——配股导致价值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转移,配股的“股权成本效应”——在非流通股股东不认购的情况下配股能降低公司的平均股权成本以及“配股中的搭便车现象”——流通股股东明知配股有损于流通股价值,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仍然认购配股。本文揭示了股权二元结构与现行配股制度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我国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的一些重要实证现象。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北京市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企业资本结构作为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决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实证分析,用多元回归等统计学方法研究35家北京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包括总资产、股东权益、流动比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每股净资产、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增长率等7个指标。结果显示,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规模呈正相关性,与偿债变现能力、企业盈利能力、企业投资价值呈负相关性。     

我国上市公司选择可转换债券的融资偏好研究

对2001—2004年相关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流通股比重和每股净资产值五个变量,对公司是否选择可转换债券融资有显著性影响,其中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的影响是负向的,其他三个变量的影响是正向的,这一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对可转换债券的选择基本上是理性的。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的实证分析

对沪深两市2009年度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情况进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如公司规模、上市年限、审计机构、大股东股权比例都对公司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产生影响。其中,规模越大,大股东股权比例越高的公司越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相反,审计机构规模越大,上市年限越长,越不愿意披露。     

上市方式、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家族企业数据的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金字塔型的股权结构,使得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发生分离,这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本文以我国金字塔类家族上市公司2008-2010年的有效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家族上市公司的上市方式、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程度、现金流权、控制权以及两权分离程度、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研究结果表明,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绩效整体上优于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家族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程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现金流权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诉讼风险、资金持有与企业资产配置

本文以企业的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配置为切入点,选用2001—2015年所有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诉讼数据,实证检验了诉讼风险对企业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诉讼风险对企业资产配置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尤其显著缩减了金融资产的配置规模和比例;诉讼风险对非国有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资产配置的冲击更为明显;诉讼风险的作用机理是资金削弱效应,即减少内部可用现金流和提高外部可融资金成本。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完善和企业投融资决策提供了启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相较于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更高。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股权质押引起的掏空行为发挥着中介作用,还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股价崩盘风险较高、上证A股指数较低、熊市年度组、信息质量较低组更加明显,这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引起的掏空行为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引起的。最后,本文发现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会促进企业创新吗

利用创业板公司数据，研究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也诱发了大量逆向选择问题；非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不仅不会发挥促进作用，反而会对上市后的被投企业表现出“盘剥”行为，阻碍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探讨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后发现，从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控制权角度而言，政府参股的风险投资可以促进被投企业创新投入，而政府控股的风险投资却呈现出显著的逆向选择现象；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的参与度而言，通过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企业的持股比例不会显著影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