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乡村治理的模式解读与经验借鉴--基于乡村公共品提供机制的研究

本文是从乡村公共品提供机制的角度去研究匈牙利乡村治理模式的。为了对匈牙利乡村治理模式有一个粗线条的理解,我们首先描述了1990年后匈牙利地方政府结构的演变,进而在总结地方政府基本职责及其履行形式的基础上,对乡村公共品提供机制的权力结构、融资结构与责任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匈牙利地方政府关于乡村治理的若干经验教训。     

乡村治理的国际比较--德国、匈牙利和印度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应用治理的分析框架,比较研究了中国与德国、匈牙利和印度的乡村治理状况,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制度、政府间责权分配、乡村治理结构、乡村公共事业融资结构以及乡村治理的监督机制等几个方面比较了各国的成绩和问题,重点讨论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     

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区县面板数据和19个城市群数据，研究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主要通过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影响乡村振兴，集聚效应对乡村振兴具有抑制作用，扩散效应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2)实证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19个城市群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抑制作用，但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其中，成熟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发展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抑制作用，培育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不显著。(3)进一步分析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5个子系统的影响发现，成熟型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通过提高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指数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型城市群通过抑制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指数制约了乡村振兴，培育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指数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指数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上述发现，现阶段中国城市群多中心化空间布局应综合考虑城市群发展阶段，实施差别化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技术提高了乡村治理水平吗?——基于“自主治理”理论视角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成为社会基层治理新趋势,但现阶段关于数字技术应用能否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仍莫衷一是。本文基于“自主治理”理论,利用CRHPS2019数据,考察了数字技术的乡村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技术应用能显著促进乡村制度供给、改善村民信任承诺,一定程度上破解乡村自主治理难题,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然而,数字技术应用仍无法实现对乡村治理的有效监督,其乡村治理功能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数字技术应用能显著促进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有成员外出务工家庭的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同时在中等规模村庄,数字技术应用对乡村治理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第三,数字技术应用会通过网络扩张、社会动员和信息沟通机制间接缓解乡村自主治理失灵困境,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本文研究结果为引导数字技术发挥乡村自主治理功能、推动乡村善治提供理论启示。     

社会流动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主体研究综述

社会流动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主体研究为乡村治理主体的研究方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文章通过对社会流动理论的介绍引出社会流动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前提和可能,并应运乡村社会治理多元化的趋势,充分发挥乡村治理主体的作用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基层治理的问题研究——以甘肃省敦煌市肃州镇河州堡村为例

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于乡村的治理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作为有效推动乡村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和形成基层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因素，乡村治理成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乡村建设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困境，必须从提高自治主体治理水平，夯实乡村治理经济发展基础，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支撑体系，实现以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等方面提出治理对策，构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的现代化科学治理机制。     

内部治理结构、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基于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在考虑区域经济环境差异的基础上,以西部地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资本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法人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成U型关系;大股东治理机制和独立董事治理机制对公司绩效没有影响;高管人员治理机制和资本结构同资本结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同时联立方程实证结果显示,法人治理机制、大股东治理机制和资本结构同公司绩效具有互动性关系。这一研究结论为完善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治理、优化资本结构和提高公司绩效有着一定的实证意义。     

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逻辑、作用机制及实践路径

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促进作用已在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但对其内在逻辑和机制的经济学解释有待深化。文章从经济学视角探究了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并据此分析了相应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基于乡村产业升级的综合效应是旅游业在乡村重构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定位，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起点和关键分别在于高效却欠发达的乡村生产要素组合和以土地要素为切入点的要素重组，基本逻辑在于乡村人地关系的变动；在城乡双向互动的背景下，旅游业通过乡村物质、社会、文化、生态等资本的引入，对乡村生产要素进行重组并为土地赋能，进而缓解欠发达的特殊均衡，助推乡村经济、社会、空间的多维度重构；应根据旅游业介入下的乡村要素重组思路，从拓展重组来源、区分重组方向、把握重组抓手、完善重组环境等方面探索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实践路径。     

浅议基层社会中的乡村“混混”及其治理

近些年来,随着乡村社会运作的逻辑从传统的以人情、舆论为基础转变为靠金钱、权势为支撑,乡村＂混混＂这一群体开始卷土重来,成为影响乡村秩序的重要角色并成为法社会学界普遍关注并研究的一个特殊群体。以山东半岛某村庄的＂混混＂为例,试图阐释乡村＂混混＂存在的原因及其在基层社会运作中的利弊,并论证乡村＂混混＂限制与治理的可能途径。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类型结构及影响因素

以全国首批32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样本,借助ArcGIS软件,运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等空间分析模型,就其空间分布特征、均衡态势、分布密度进行定量化表征。在此基础上,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目的地类型、旅游产品结构进行了梳理识别,并揭示了其空间分异规律与类型结构特征。最后,运用地理联系率、矢量数据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剖析了其内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全国的分布呈现两个高密度区和三个次级高密度区。②重点村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自然资源富集的东部地区,多以省会城市、主干路网为核心呈寄生状向周围扩散。③乡村旅游重点村目的地类型结构中,文化民俗类乡村旅游地所占比例最高,各目的地类型在全国的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城郊休闲游憩型在西北地区所占比例最高,特色产业主导型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④乡村旅游重点村产品结构中,文旅融合型产品占比最高,各类型产品形态在全国的分布呈现集聚性特征,体验观光型产品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休闲度假型产品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⑤资源禀赋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客源市场规模、交通区位条件、政策及创新环境是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和类型结构差异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