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国际比较--德国、匈牙利和印度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应用治理的分析框架,比较研究了中国与德国、匈牙利和印度的乡村治理状况,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制度、政府间责权分配、乡村治理结构、乡村公共事业融资结构以及乡村治理的监督机制等几个方面比较了各国的成绩和问题,重点讨论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     

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户参与和乡村治理——基于12省1447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户对当前水利、道路、农技服务、农村文化活动等公共品的满意度较低。民主参与是乡村公共品提供及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调查发现农户在当前的乡村治理及已有公共品项目建设中的参与程度都很低。对未来公共品再建中参与意愿的调查发现,农户对项目预算管理以及监督的参与意愿很强,但是在融资和项目决策上对政府依赖度较高、参与意愿较低。通过有序Probit模型回归发现农户对项目的监督会显著提高农户对项目的满意度。本文结论认为促进乡村治理转型,提高民主参与水平尤其是扩大农户对公共事务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地方治理中的公共品供给--以德国莱茵-法尔茨州A县为例的分析

本文根据实地调研的材料，并参考德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幕，以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为线索，对德国地方治理过程中的权责络构、财政关系，以及监督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作者通过总结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的特点与问题，旨在为中国地方治理的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

本文通过对构成乡村治理基本结构三方面的要素，村庄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系机制、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以及乡村关系状况的考察，区分出四种可能的乡村治理类型：原生秩序型、次生秩序型、乡村合谋型和无序型，然后讨论了乡村治理类型的区域分布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的方向。本文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分解乡村治理的结构，为抽象的乡村治理制度研究具体化、为可以实证展开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可能。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乡村治理模式嬗变与中国乡村治理政策选择

乡村治理研究的不足导致中国乡村治理实践缺乏理论指导,迷失方向,效果较差。只有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对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嬗变进行系统分析,总结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才能为当前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当前中国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乡村治理的目标是提高政府反哺资源利用效果,增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缩小城乡差距,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中国国情与东亚模式地区相近,应选择乡村自治+综合农协乡村治理模式,中央政府应尽快补齐历史欠账,为乡村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只有依据中国国情选择合适的乡村治理政策,有效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提高政府反哺资源利用效果,才能扭转中国乡村衰败趋势,顺利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统治风险与国家治理结构调整——基于民国时期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前后央地分权结构的对比分析

本文以统治风险为视角,分析了在民国特定的央地关系下,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前后国家治理结构的变化.由于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民国早期中央政府与军阀控制的地方之间互不信任,二者仅存在着松散关联,中央无法形成一统性的权威治理.为了化解地方治理的压力,军阀控制的省级政府率先向体制外的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授权,将其吸纳到地方治理之中.伴随着中央政府治理压力和统治风险的增加,在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之后,中央政府亦通过分权来化解自己的统治压力,但这一分权并不是直接向省级政府分权,而是向体制外的乡建派知识分子和与省级政府存在一定张力的县级政府分权.     

浅议精准扶贫语境下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贫困县乡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是新时期贫困治理的重要模式,它不仅是对以往扶贫工作方式与方法的调整,也是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路径的创新,这给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带来了挑战。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方式和手段,也有效地提高了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效率。精准扶贫工作是阶段性的,但贫困县的乡村社会治理是长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以精准扶贫为契机,积极探索贫困县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     

路径依赖与多重锁定下的乡村建设解析

以旅游业为导向的乡村振兴活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乡村异化现象让学界逐渐意识到政府主导、资本驱动的乡村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基于经济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构建乡村发展演化的解释模型。以乡村旅游业中率先崛起的南京市江宁区石塘村为例,分析典型旅游型乡村的发展演化历程与路径依赖形成机制。发现自我强化机制的存在,使得石塘村的建设模式出现认知锁定、经济锁定和治理锁定。多重锁定之间交叉重叠、相互增强,最终导致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不可持续。乡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和资本的介入固然重要,但路径突破的根本在于乡村善治与社区精神的重塑。     

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关,乡村治理中的各利益主体行为逻辑及相关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变化是,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乡村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若是不采取有力措施,这一结盟的全新结构将吸取大部分自上而下输入农村的资源,并不断侵蚀乡村社会的公共利益,由此导致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困局与出路

中国现行的乡村治理模式,与农业现代化的趋势和农民的发展需求明显存在着"短板"效应,以致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解决办法仍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层面。文章以日本农协的乡村治理模式为案例,应用系统控制论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我国现行的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由此揭示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困境,提出了建立农协组织、确立土地产权私有化的产权机制、推广晏阳初平民教育模式、建立乡村治理评估体系和以多元化治理取代一元化治理的改革途径。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介绍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的前身为青岛海洋大学经贸学院会计学系，成立于1995年1月6日，在此之前系青岛海洋大学经贸学院管理系下设的财务会计专业，于1978年开始招收专科生，1994年设置会计学木科专业，并于同年开始招收木科生。     

我国财政职能观评述

财政职能问题是我国财政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它对我国财经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介绍了我国财政职能论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概况。50年代初,从前苏联引入了财政职能论,这主要是“使命观”、“作用观”的“财政职能论”。此后经过数十年发展演变,到70年代末转到“客观功能观”上来了。到了90年代,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财政理论界呈现出愈益强烈的转向“职责观”、“任务观”的趋势。这些变化,是由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等不同经济体制背景所根本决定的。     

农民增收的曙光初露——苏州市吴中区农民增收问题调查

前一阶段，我们围绕农民增收问题，对吴中区进行了调查，我们总的印象是：农民较大幅度增收的曙光初露，2004年能不能成为农民收入增长从滞缓到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不断扩大到逐步缩小的历史性拐点，还有待时间验证，但不管未来的发展如何，2004年农民收入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势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一个关注“三农”问题的人们喜上眉梢的年份。     

董事会的性质与国企董事会的出路

公司是企业演变的一个更高级形态。现代意义上的董事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性,董事会一方面是股东力量互相抗衡的场所,另一方面是联结各利益相关者的中枢机构,具体而言应具有战略性、调和性、独立性、问责性。国企董事会尚存在政企不分、职责定位不清、独立董事功能有限等问题,政府应首先让董事会独立行事,然后对其问责,同时寻求高素质的董事,促使独立董事主动为小股东利益代言。     

畜牧投资纵向一体化项目后评价创新初探

文章以畜牧投资纵向一体化项目的特点为基础，从体制因素、评估主体、资源约束、评价体系四个方面分析当前中国畜牧投资纵向一体化项目后评价的缺陷；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揭示了该项目后评价的意义所在。最後，着重从项目的影响后评价和可持续後评价两方面探讨了完善其后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     

浅析大学生生命观教育

大学生是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大学生生命观教育不可忽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实现人生价值,培养大学生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至关重要。本文浅析目前大学生生命观缺失的主要表现,如部分学生缺乏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把具有创造性的生命看成是线性的动物水平的生命;大学校园中不时出现自杀或杀人的现象,这都体现了大学生缺乏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如今部分大学生缺乏对生命的反思,容易走极端,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究其成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家庭和社会忽视了对孩子进行生命观教育,其次是学校缺少完整的生命观教育体系,再者是我国生命观教育领域资源紧缺。针对大学生生命观教育现状及成因,本文提出了其解决途径及方法,即转变观念,加强家庭教育及引导;加强相关师资力量和课程建设;灵活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实践教育。     

公共支出宏观效果评价框架

公共支出效果评价是公共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如何建立公共支出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是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只有在厘清公共支出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职能中的作用机制基础上，才能建立公共支出宏观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公共支出宏观效果评价，就是对公共支出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职能中实际发生的作用进行评价。宏观经济稳定的指标具有多维性，且公共支出对宏观经济稳定作用的机制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所以公共支出宏观效果评价呈现出综合性、复杂性、事后性、长远性等特点。     

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若干问题

本文理论联系实际地探讨了房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中计息周期与计息次数的确定、税收变动的影响、内部收益率的试算和不确定性分析等疑难问题,对进行房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指导作用.     

高校学生科技创新成果权属的职务发明制度之殇

学生群体是高校科研工作的重要力量,我国长期采用职务发明制度来规制科技创新成果权属,却忽视了学生与高校间不具备雇佣关系的逻辑前提,加之高校凭借强势地位进行扩权管理及师生群体默认“代际补偿”等原因,共同导致以补偿制度掩盖权利对价不公的非逻辑理性制度长期存在。因此,重构高校学生科技创新成果权属模式应摆脱职务发明制度思维的桎梏,重新回归发明权属一般规则。同时,基于学生对教师依附性及高校对科研过程物质支持的考虑,构建两层次法律规范——科技创新成果权属依据学生创造性贡献进行初次分配,再由高校与学生约定权属划分,法律仅规定“缺省规则”兜底。该模式既符合权属分配正义,又可以促进成果转化,是较为理想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