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土地非农化问题研究

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农地非农化理论是土地征用过程提出的重大命题。据此命题,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要求,应该突出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征地合理补偿机制。应该从完善征地程序、提高补贴标准、正视征地行为等方面完善征地制度,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良好的条件。     

我国征地制度的制度悖论与创新路径

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必然会发生农地从农业用途向非农用途的大量转变，农地用途的改变，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地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现阶段我国农地用途向非农建设用途转变除个别例外，主要是依法通过国家征地的方式实现。由于农地征用补偿标准由政府制定，没有真实地反映农地资源的稀缺程度，影响了农地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过低的征地补偿费导致国有土地的出让价格和征地补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差，有关利益主体对征地收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加速了农地的非农化进程。这一制度引发的社会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生产和交易低效率等问题，已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征地制度改革已经提上决策层的议事日程，成为重大政策课题。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将农地非农化过程带给地方政府的效用划分为制度收益和发展收益,通过比较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东、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以判别驱动地方政府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东、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表现为制度驱动型,制度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发展收益,而中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则表现为发展驱动型,发展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制度收益。中央政府要达到控管农地非农化进程的目标,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以经济管理手段来约束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违规谋取制度收益的行为,引导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节约与集约利用非农用地。     

基于空间的省际农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9—2008年农地非农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运用Moran’sI指数测度出我国农地非农化与其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空间效应为一种趋同效应,省际间农地非农化存在正的空间相关关系。根据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通过对比得出,地区总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政府收益、城市化水平、耕地资源禀赋对农地非农化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地非农化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农地保护政策对农地非农化的控制效果并不明显。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地资源优化配置探析

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如何优化农地资源的配置,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农地资源重新配置的现状、城镇化对农地资源的影响、农地资源配置的困境进行分析,阐述了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应该建立和健全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建立土地开发整理新机制,同时应推广农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实现"农地非农化"配置与"农民非农化"的协调,保障粮食安全,加强对优质农地、生态重点地带的保护力度等问题。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但哪些建设项目应当纳入公共利益范畴缺乏明确规定,这种土地征用制度上的抽象性及范围和目的的模糊性为地方政府任意解释“公共利益”的概念进而滥用征地权提供了法律空子,也为房地产商炒地、圈地、乱占滥用农地扫除了制度上的障碍。不少地方政府征用土地并非是用于公共利益,而是出于商业目的,土地征用权的行使超过了公共利益边界,造成土地征用范围过宽,耕地锐减,农地非农化的趋势几乎失控。当前,我国正在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从国外发展的经验看,正是耕地减少最快的时期。现阶段,我国农地征用中的问题总的来说不是征地不够而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的问题,而是土地征用的过多和过滥以及不恰当使用的问题。     

农地过度非农化背后的地方政府行为机理研究

农地过度非农化虽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威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地方政府无疑是造成当前农地过度非农化的重要主体.本文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促使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动机,并具有促使农地过度非农化的现实途径.因此,要遏止农地过度非农化,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削弱地方政府促使过度非农化的动机,并割断它的现实途径.     

我国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农地非农化与碳排放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我国31省(市、区)1998-200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算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整体而言,农地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将会增加碳排放量,但也存在区域差异,从样本考察期来看,中、西部农地非农化现象显著地增加了碳排放。但对东部地区来讲,从整个样本期来看,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但是近年来该地区农地非农化增加碳排放的趋势却逐渐减缓。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大中城市周边农地非农化进程驱动机制分析——基于中国13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收集1999-2006年全国13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地非农化进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就全国范围而言,非农人口的增加、产业集聚的形成、政府自身利益的推动、房地产投资的上升是导致大中城市农地非农化过程的主要原因。对大城市来说,由于需求关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影响,产业集聚和房地产投资是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对中等城市而言,城市非农人口的增加才是农地非农化过程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应根据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别制定相应的城乡土地发展政策。     

基于供需理论的土地征收补偿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土地征收补偿问题是保障农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问题。文章基于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理论以湖北省为例探讨征地补偿标准,通过从供给角度的农地总价值测算和需求角度的农地功能价值测算,得出征地补偿的参考值。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供给角度测算的湖北省农地总价值为80—150万元/hm2,以此作为征地补偿的上限值;基于需求角度测算的湖北省农地功能价值为27.7—85.93万元/hm2,为征地补偿的合理值,二者均远高于目前执行的征地补偿标准。     

城市扩张剧烈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农地作为人类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的基础,其数量和质量的特征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分析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途径入手,基于增长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构建了有限分布滞后模型,并应用北京地区1987-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北京市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显性贡献率为8．42S,表现在每年农地非农化产出弹性系数达0．0659,滞后期为三年。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隐性贡献率为24．73％,表现在其对催生非农劳动力的弹性系数达0．0465,滞后期为2年。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制度安排、价格机制与农地非农化研究

本文在考察中国农地非农化途径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市场结构及其价格形成机制,认为中国土地市场结构不合理及其价格扭曲是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原因。形成这种土地市场结构的深层原因则是土地产权不清晰,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和土地管理体制不完善。我们运用苏南G市的数据对土地市场发育、土地产权和土地管理体制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我们的理论推理。     

财产税、税源替代与耕地保护

我国在土地利用上实施土地利用管理制度,耕地保护存在着保护不力的制度性根源,地方政府既是耕地保护的实施者,又是农地非农化的驱动者.在农地非农化的利益扭曲中,地方政府是土地增值收益的主要捕获者,其中,不彻底的财税体制改革所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是地方政府农地非农化的重要诱因.所以,消除地方政府对农地非农化的驱动,积极保护耕地,必须为地方政府寻求财源替代.本文认为,财产税的全面实施为这一同题的解决提供了制度性的思路.     

农地发展权视角下失地农民补偿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用地征用变的越来越普遍,然而我国的征地补偿标准始终没有改变,农民并没有随着农地被征收后土地出让价格的增长而获得较高的征地补偿.因此,在进行国内外征地补偿标准对比的前提下,从农地发展权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应该是,在原有补偿基础上再加上分享到的农地发展权收益这一计算方法,以解决农民未来发展和保障问题.具体操作模式是:通过采取农地发展权收益收归国家,然后由国家统一分配给农民和集体,从而达到提高我国征地补偿标准,增加被征地农民收益的目的.     

制度安排、价格机制与农地非农化研究

本在考察中国农地非农化途径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市场结构及其价格形成机制，认为中国土地市场结构不合理及其价格扭曲是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原因。形成这种土地市场结构的深层原因则是土地产权不清晰，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和土地管理体制不完善。我们运用苏南G市的数据对土地市场发育、土地产权和土地管理体制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我们的理论推理。     

中日农地非农化政策的比较研究

农地非农化是一种全球现象,是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中日两国不同时期农地非农化政策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相关经验,加强经济性调控,使政策与区域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特点相符合.     

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适度性研究

贵州省农地非农化程度不在最适度的区间里,贵州省应争取政策支持,统筹规划耕地保护与基本建设用地指标管理,突出县(市)在农地非农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对县市或乡镇进行适当合并,以增加县级政府对城乡建设的统筹空间,发展特色产业,走农村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政府驱动——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地级以上26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需求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变量的基础上发现各地房地产开发、以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提供为内容的城市竞争形成了农地非农化的压力;高校园区扩张、开发区热和土地出让收入不仅是城市化土地需求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递增作用.这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具有明显的政府驱动.分地区计量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中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显著,西部地区表现出房产开发和高校园区的扩张驱动.     

构建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长效机制的思考

高度重视和解决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既是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必须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立法,改革农地征用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加强征地工作管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教育与培训,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构建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     

农地非农化流转宏观决策理论模型构建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视角下,本文认为农地非农化流转是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不仅需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同时要求国家相关法规等制度的调整.基于上述认识和根据农地漉转的宏观决策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以农地资源优化配置与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目标、农地流转宏观决策的程序与方法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利益来源等为主要内容的农地非农化流转宏观决策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含义是:实现农地流转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和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其充分条件是国家对土地市场的科学宏观调控,即国家综合运用规划和税收等手段对土地流转利用的主体行为及其利益进行调节,使其达到一致性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