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减税降费的理论内涵、演进逻辑及基本特征

减税降费是我国深入推进现代财税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具体阐述了我国减税降费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落实税收中性原则的理论内涵。结合政策关键节点和具体实践，分析了我国减税降费改革从结构性减税到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再到组合式税费的演进模式。在厘清减税降费演进模式的基础上，归纳出我国减税降费具有税率税基双管齐降、税费红利惠及各行各业、减税降费政策行之有效的基本特征，系统总结了减税降费工作的实践成效与理论内涵，以期为完善我国现代财税体制，形成中国特色的税收理论提供注解。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而且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及资本无序扩张是新时期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之一,但鲜有研究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此次减税降费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文章基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区划禀赋特征,深入探讨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降费政策对扭转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效应,理清财税政策在引导社会资本"脱虚还实"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金融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非国有产权、非制造业行业、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减税降费通过有效弱化企业的金融偏向性"投资替代"动机和"实体中介"动机促进社会资本回归实体领域,但并未对企业投资"蓄水池"动机产生显著影响.(3)减税降费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虽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实物资本投资,但在引导金融资源回流而促进创新投资方面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文章对于进一步科学优化财政政策设计以引导产业资本流动,以及构建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体系和协同有效的现代宏观治理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企业税费负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来自我国制造业的证据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减税降费是推动经济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政策工具.以2013-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企业税费负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税费负担的降低能够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降低增值税与所得税负担,能够增加企业现金流与科技研发投入,进而提升生产效率;而社会保险费用负担的降低仅通过增加现金流的方式刺激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税负降低对小规模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而社会保险费负担降低对大规模企业更能发挥作用;税费改革多措并举能够产生更大的政策激励效果.因此,在巩固现有减税降费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减税降费政策的成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差异化减免企业所得税负担;提高社会保险费的财政补贴,优化调整涉企收费,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与地方财政压力

规范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提质增效与保持地方财政压力适度性是"十四五"期间财税体制完善的重要环节.基于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与地方财政压力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以财政分权治理理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地方财政压力机理为导向,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揭示财政分权治理与减税降费之间的三重关联性,以及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路径及其效应.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系统性减税和规范清理收费是财政分权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要件,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及其方向取决于传导机制.为此,应进一步规范财政分权治理的保障机制,适时调整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以确保地方财政高质量运行.     

中国减税降费的作用与关键环节

从2012年的结构性减税迈向今天的减税降费,中国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3万亿元,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正在路上。面对不断推出的政策红利,各方对中国减税降费重要作用的理解尚停留在减负层面,对如何把握减税降费的关键环节还有一定分歧。为此,本研究从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战略高度,以及缩小名义税费负担与实际负担间差异的角度,探讨现阶段减税降费的重要作用。提出应努力打通宏观减负战略与中微观减负成效间的联系,妥善处理体制变革、支出压力与财政稳定下的减税降费,这是保证减税降费措施全面起效、持续发挥政策引领作用的关键。     

中国减税降费政策制度与体系研究——基于文本分析维度的研究

文章依据中国2008-2020年间521份减税降费政策文本,从政策发文年度、政策适用领域、政策使用税(费)种、政策优惠措施四个方面运用文本分析法进行量化分析.在揭示减税降费政策发展历程的同时,发现减税降费政策总体发文的频率和密度阶段性明显;减税降费政策适用领域广泛,在促进企业发展和改善民生领域表现出侧重性;政策使用税(费)种和政策措施单一,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是减税降费政策操作的主要税(费)种;税收减免和减少收费项目是主要政策措施,并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     

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增值税税率降低的视角

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是政策支持的关键。以2018年5月实施的增值税改革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增值税减税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增值税减税在2018年政策出台当年及之前年份中政策效应并不明显，而在2019年与2020年政策效应更为显著。从具体机制来看，增值税减税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提升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减税政策体系，落实落细相关政策，通过减税政策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增强企业长期经营信心，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新一轮减税降费的实施路径分析

源于不同的目标导向,减税降费操作可分为基于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式操作、基于供给管理的税制优化式操作以及基于供需两端管理的预期引导式操作。自2008年以来,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分别遵循了扩内需、降成本与稳预期的操作脉络,当前新一轮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在稳预期导向下,以供给侧改革为重心兼顾需求侧调控的普惠性、实质性与精准性减负。推进新一轮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应明确政策实施的需求导向、实体导向与效果导向,以主体税费改革推动制度性减负,以清洁优化税费优惠完善宏观调控,以理顺传导机制打通减负传递通道,切实增强减税降费实质获得感。     

养老保险降费改革的经济效应评估

近年来，我国开展大规模减税降费，评估降费改革的经济效应是未来持续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2019年养老保险降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以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使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养老保险降费改革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降费后，实验组企业的市场价值提升了2 000亿—3 100亿元，该结果在排除一系列同时期事件的影响后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养老保险降费对企业市场价值存在缴费负担效应、缴费转嫁效应和征管预期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养老保险降费改革导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损失约为3 800亿—4 800亿元，经过纳入非上市企业收益数据的综合测算后，养老保险降费改革促使企业市场价值提升了4 000亿—6 000亿元，养老保险降费改革带来的所有企业价值提升能够弥补其给政府带来的收入损失。本文揭示了养老保险降费改革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机制，对认识和推动我国养老保险缴费制度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     

养老保险费率下降、缴费遵从度与企业异质性反应——基于全国税收调查的微观证据

"减税降费"有利于纾困中小企业和稳定就业,也有利于形成全覆盖和可持续的社保体系,还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对过往养老保险降费政策进行科学评估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浙江省出台的基本养老保险降费政策为切入点,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全面评估了降费对企业的参保行为、人均薪资、雇佣和投资水平的影响.本文稳健地发现降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缴费遵从度这一途径对企业的参保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降低政策缴费率使得企业参保遵从度上升,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和大中规模的民营企业;另一方面,降低政策缴费率对企业人均薪资和投资水平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国有企业雇佣了更多的职工而非国有企业提高了职工工资和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表明,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以大幅增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有稳就业、促投资的积极作用.     

结合常规削减和生态削减方法的湖泊流域营养盐优化削减

将生态削减方法与工业企业、城市污水处理厂削减方法结合起来解决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提出了湖泊流域内的营养盐初始削减指标的优化分配模型,寻求流域内各地区的最优削减量,通过转移费在各地区间为初始削减指标的转移进行补偿。本模型的优化解可以充分发挥流域内地区间、部门间营养盐削减的成本优势,可以促进地区间、部门间营养盐的合作削减,降低流域内营养盐削减成本。实证研究表明,该优化模型切合我国湖泊流域的实情且具有很好的优化效果,如将该优化模型用于太湖流域的氨氮削减,可在2005年节约削减成本10 540.08万元人民币,节省比例高达16.6%。     

Welfare Effects of Tariff Reduction Formula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negotiations rely on tariff reduction formulas. Formula approaches are of increasing importance in trade talks, because of the large number of countries involved, the wider dispersion in initial tariffs (e.g. tariff peaks), and gaps between bound and applied tariff rat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two country intra‐industry trade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subject to high and low tariffs. We examine the welfare effects of applying three different tariff reduction formulas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that were used and proposed in previous and curren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WTO negotiations (1) a proportional cut, (2) the Swiss formula and (3) a tiered formula. No single formula dominates for all conditions. The ranking of the three tools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in the industry and the achieved reduction in the average tariff.     

当前的结构性减税研究

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于2009年将结构性减税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作为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税制结构以及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结构性减税是一种有别于全面的减税,是一种有增有减的税种结构性调整,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的削减,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增值税、改革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消费税和房地产税等。     

Agreeing on Efficient Emissions Reduction

We propose a simple contest‐based mechanism providing incentives to reduce harmful emissions to their efficient level without infringing upon productive efficiency. Participation in the most stylized form of the scheme is voluntary and individually rational; all rules are mutually agreeable and are unanimously adopted if proposed. The scheme balances its budget and requires no principal. In a perhaps more realistic stochastic output version,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inform policy decisions, we show that the transfers required by the efficient mechanism create a mutual insurance motive that can serve as an effective rationale for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浅谈国有股减持

1999年10月26日,2001年6月,国有股的两次减持试验均以失败告终。     

国有股减持新思路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重约2/3.这种股权结构不利于上市公司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股需要进行减持,但即使是存量调整,资本市场也无法承受.国有股减持新思路可以有效解决资本市场容量不足这一过去国有股方案所无法克服的障碍.同时,有利于规范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使现代企业制度事半功倍.     

Timing of Public Information and Cost Reduction

Received July 31, 2000; revised version received July 18, 2001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考量

税收政策实质上反映的是税与经济的关系.目前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既区别于全面的、大规模的减税,又不同于以往的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它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从量上看是减税负,从质上看减税的根本目的是完善税制,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减税的同时应注重强调有选择的减税,在减税收的同时注重控制预算赤字以及在税收调整中优化税收制度.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进一步优化,从而使税收政策工具更好地发挥“稳增长”的作用.     

国有股减持的新方案:"网上竞价+折股"

本文分析了国有股减持中的焦点问题，指出如何坚持“市场化”原则才是问题之关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国有股减持的新方案：“网上竞价＋折股”，并对该方案如何实施及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减税:分析与抉择

<正> 税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宏观经济理论中,关于税收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之间的关系,历来有两个所谓“稳定器”的基本概括:一个是“自动稳定器”。就是通过税收制度上的巧妙安排,可使税收自动地产生抵消经济波动的作用。如实行累进制的所得税,在经济萧条和繁荣时期,税收数额会自动地趋于增加和减少,从而分别产生减缓经济萎缩程度和抑制通货膨胀之效。另一个是“人为稳定器”。即指通过不同时期税收政策的相机确定,如在经济萧条时期减少税收,经济繁荣时期增加税收,可使税收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维系总供求之间的大体平衡,促使宏观经济得以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