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致贫”悖论解析及相关精准扶贫策略研究——以甘肃14个贫困村为例

以甘肃省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t模型分析家庭劳动力不同受教育水平对贫困的影响和家庭子女上学与贫困的关系,回应和剖析"教育致贫"问题。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农户子女上学显著增加了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特别是家庭有2~3个上学子女时对增加贫困的效应更为明显。"教育致贫"是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家庭教育刚性支出所导致的消费支付性贫困,属于暂时性、支付性贫困。最后,针对西部地区"教育致贫"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中职)、资助政策等方面提出教育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子女升学压力与母亲收入损失

在家庭教育投资中,除现金性的显性教育支出外,家庭也会通过放弃潜在收入并增加子女陪护时间的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这种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其对理解中国家庭的教育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子女升学压力对家庭教育重视程度的外生冲击作为识别框架,估计了母亲由于子女教育压力而放弃的潜在收入,为识别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证据.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月收入显著下降19％,同时父亲收入没有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发现,高学历、非国有行业、育有男孩或独生子女的母亲收入更容易受到子女升学压力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在子女升学压力下母亲会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降低工作时长以及增加家庭照料时间等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进一步利用地区重点高校录取率反映地区升学压力,发现子女升学压力越大的地区,母亲收入下降幅度越大.本文研究识别了子女升学压力下的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为更好理解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和家庭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医保政策精准扶贫效果研究——基于URBMI试点评估入户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并以家庭为考察对象,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对现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居保)的扶贫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对大病冲击下城居保对不同阶层的收入影响及其滞后效应进行了动态分析。研究发现,城居保政策对低收入城镇家庭具有明显的扶贫效果,尤其是对受到大病风险冲击的困难家庭,在避免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上能够起到显著的缓解作用,而且这种作用随着时间延续并通过影响家庭教育培训支出和劳动力健康状况还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但其扶贫效果在不同收入家庭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中高收入参保家庭的影响尤甚,出现了"目标上移"现象,扶贫的精准性与预期存有差距,这为未来的精准扶贫工作指明了改进方向。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关乎中国精准扶贫与全面脱贫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论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作为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2美元作为贫困标准,互联网使用均显著降低了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同时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概率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水平进而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因此,在全面脱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应不断推进"互联网+精准扶贫",并且使其成为贫困农户后发赶超的重要抓手,从而助力贫困农户增收,以实现全面脱贫目标。     

精准扶贫提升贫困家庭发展韧性对脱贫巩固的启示——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以贫困家庭发展韧性为切入点，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发展福利的长期影响分析框架，并基于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实证考察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升了贫困家庭发展韧性，提升幅度达到6.86%，这一结果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动态效应分析显示，精准扶贫成效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强化，政策实施后的第五年，贫困家庭发展韧性提升了11.66%。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效果兼具时效性与持久性特点。从静态视角看，精准扶贫政策提升贫困家庭发展韧性主要有提高家庭资产积累与促进人力资本培育两条路径；从动态视角看，精准扶贫政策有序保障了贫困家庭向上流动，从长远上降低了返贫概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效果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该结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塑造“韧性小农”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对基金投资的信号作用

借助我国2016年系列精准扶贫政策，并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模型，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了上市公司披露精准扶贫对基金投资的信号作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精准扶贫确实能够对基金投资产生积极的信号作用，且作用效果不因精准扶贫方式而改变；对于民营企业，这一信号作用更为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准扶贫披露对基金投资的信号作用由于企业模仿现象的加剧而逐渐减弱甚至消失。本文对影响机制进一步剖析发现，公司披露精准扶贫向消费者传递了积极的信号，进而增加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基金确实能够认识到这一信号传递机制并进行投资，并且投资于精准扶贫公司对基金的业绩和资金净流量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本文证实企业披露精准扶贫传递了积极的信号，为深入挖掘企业精准扶贫的内在动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汇聚企业力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启示。     

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本文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3个省8个县的准实验研究数据,采用DID分析了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理论上,产业扶贫项目通过直接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经营性收入,通过就业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工资性收入,通过资产收益和补贴可以增加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扶贫项目对家庭人均总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具体而言,产业扶贫项目对人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人均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影响不显著。通过PSM-DID模型以及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该结论反映了当前产业扶贫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基层政府和执行主体在成本、收益、风险等因素影响下偏好资产收益模式,所以带动贫困农户发展产业和劳动务工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为此,需要让贫困户更多地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中,同时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并培育经营主体和农村的精英人才,增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户脱贫致富。     

家庭教育支出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文章识别了家庭教育支出中的邻里效应,并对相关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基于OLS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户主和社区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支出每提高1%,家庭教育支出大约提高0.307%.在利用工具变量解决遗漏变量问题、考虑社区居住的群分效应以及同社区居民面临相同的教育宏观政策等可能性之后,该结论依然非常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在农村样本中,中高收入家庭间以及中低收入家庭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得家庭的教育支出对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支出更为敏感,这说明家庭追求社会地位动机是邻里效应在农村样本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而在城市样本中,追求社会地位动机以及同社区居民对教育重视程度的趋同都不是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机制.文章为理解近几年来中国居民家庭不断增加的教育支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非农就业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了吗？——基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

目前，中国城乡教育投资和教育结果尚存在较大差距，非农就业作为农村居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对其家庭教育和投资行为有着深刻影响。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知识积累、技术内生的人力资本投资假设，构建了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投资的二元结构模型，从教育投资角度剖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教育和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增长，并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教育投资差距；非农就业对农村教育投资的促进效应和对城乡教育投资差距的弥合效应，主要来自于短期非农就业，长期非农就业的农村家庭会产生对子女教育的忽视效应而削弱非农就业的教育投资效应；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效应与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伴随非农收入的增加，或将吸引农村劳动力较早地外出打工，由此可能产生一定的“中等教育陷阱”问题。研究为非农就业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为完善非农就业政策和促进城乡社会统筹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启发。     

公共教育、社会保障与收入分布

本文使用一个世代交叠模型揭示了公共教育与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布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教育能够有效地缩小家庭教育投资差距,从而降低收入差异;社会保障则通过减少低收入家庭的劳动供给、增加其有效家庭教育时间来降低收入差异。本文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同样的支出水平下公共教育调节收入差异的能力比社会保障更强。并且当存在财政预算约束时,从降低收入差异的角度来看,若财政预算规模较低则应当将资金优先用于公共教育;若财政预算规模较高则应当在公共教育与社会保障之间保持平衡。     

农地确权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

使用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结合全国范围内分省份实施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农 地确权颁证政策如何改变农户家庭的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研究发现：领取农地确权证书后，家庭的收入 相对剥夺指数显著下降，说明农地确权颁证政策能够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效果 受到农地资源禀赋的影响，对平原地区和土地破碎化较为严重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 析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农户家庭流转土地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土地租金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实 现农村内部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展性分析也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对收入相对剥夺指数的降低作用会受到农户家庭社 会保障状况和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调节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以制度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生产活力，推动 低收入农户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是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条可行路径。     

城镇居民区域收入流动、税收负担及收入分配动态均衡

文章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和盖尔顿收入均值模型,梳理税收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理,利用动态面板系统GMM和面板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多维收入流动性与税收政策之间的联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税收负担是影响城镇居民绝对和相对收入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其作用程度受到各地区家庭人口结构的影响.地区平均家庭就业人口少于2人时,减税政策能够增加地区绝对收入的流动性,但降低了地区收入位次向上移动的概率,这一结果与家庭就业人口为2人及以上的地区相反.(2)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占家庭人均月收入的比重高的地区,其绝对收入的流动性和收入位次向上移动的概率均低于其他省份.(3)历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提高绝对收入流动性的正向效应较为显著.此外,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收入来源结构、产业结构及城市化程度等因素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也呈现出阶段性和异质性.这意味着税收制度设置应凸显家庭及地区的特征因素,注重横向和纵向公平课税原则,促进居民收入区域间的流动,降低收入固化程度,实现收入分配的动态均衡.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西部289个自然村的调查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西部地区289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户的问卷调查及2000-2007年西部各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就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进行统计与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具有积极效应;劳动力流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及农村人力资本提高等因素对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具有积极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作用最大。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基于S省三县贫困户建档立卡微观追踪数据

本文基于西部S省G市三县贫困户建档立卡微观追踪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渐进DID方法，系统评估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并基于配套精准扶贫项目和帮扶人制度的双重视角，对促进搬迁政策效果的精准扶贫项目渠道作用和帮扶人制度保障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并提升了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表现出显著的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三县的本土化集中安置特色模式，比分散安置表现出更好的政策效果。搬迁政策除了直接效应外，还通过配套精准扶贫项目发挥作用，主要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公益岗位项目等渠道发挥作用，但短期内教育扶贫、金融扶贫项目的渠道作用不显著。帮扶人长期帮扶是搬迁政策起效的制度支撑，搬迁政策效果仅在长期帮扶样本中显著。     

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1986—2010年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最完整家庭数据,研究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表明:多维收入流动性指标得出的结论都显示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最低收入群体呈现收入固化态势,中等收入群体进入低收入群体的概率大于进入高收入群体的概率;受教育程度改善、非农就业程度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扩大、家庭赡养比提高和税费负担减轻对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位置的提高影响显著。     

精准扶贫政策的隐性价值评估——基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溢出效应视角

作为人类一次大规模的准自然实验,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其政策效应和历史经验需要深入总结。跳出仅聚焦精准扶贫政策效应“显性价值”的传统视角,从更广阔的视域来审视其可能带来的“隐性价值”,评估其“看不见的效应”。基于对脱贫县非贫困户外出流动人口这一非政策群体可能是外溢对象的观察,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其收入的外溢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对外流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收入溢出效应。群体异质性研究发现,这种外溢存在“马太效应”,高收入流动人口的溢出效应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流入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获得的外溢效应最小;流出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老家处于村庄或乡镇的人口具有显著的收入溢出效应,而县城及以上区域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外溢效应可以通过同群影响、东西部地区协作、公共服务完善等渠道产生作用。因此,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应继续优化传承精神扶贫、区域协作、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村贫困治理方略。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农机补贴的效率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两部门生产模型和RCK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农机补贴的资源效率在减损，但人力效率在提高；同时，两种效率都有利于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城镇居民收入较低地区的农村。其作用机制为：农机补贴更多地促进了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收入较低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该地区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提高，农机补贴的资源效率减损更少，人力效率提高更多。同时，本文主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运用耕地坡度作为工具变量，分组测算和分析了农机补贴的效率特征，印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因此，中国的农机补贴政策应该向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收入较低地区的农村倾斜，在资源效率减损和劳动力转移的情势下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