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控制与公司投资效率

在考虑了各级政府的动机和行为影响的前提下,以沪深两市3183个上市公司的观测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法治与规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方面的微观机理及其影响后果。研究结果显示,与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扭曲程度更大。法治的改善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且这种作用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但从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影响来看,不管是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还是地方政府或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法治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改进并没有最终反映到公司价值的提升上,显示出其只能够降低而不能消除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因而法治在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是有限的。     

应该明确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关系

国有资本金预算首先要解决预算编制审批主体与执行主体的权利与责任问题,这实质上是明确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委托代理关系。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权归全体国民,因此国有资产管理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委托授权管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国有资产由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根据这种精神,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全可以将中央政府理解为地方政府的出资人,地方政府将它管…     

财政分权、政府层级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地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2001-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与国有公司所属的政府层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越不充分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相对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更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GDP增速越慢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对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思考

本文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历史回顾为基点,依据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国家所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分别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出了如何构建“国家财务总公司、国家财务子公司、国有参与企业”三个层次的管理模式。     

代理问题、股权结构与公司多元化

本文以深沪两市1031家非金融公司作为样本,对股权结构和代理问题对公司多元化经营决策和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研究表明,在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多元化程度与国有股权所占比例呈U型曲线关系,这种关系在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国有企业控制的公司中尤其显著。而在非国有控制公司中,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这种关系。我们进一步发现对地方政府和国企控制的公司来说,多元化经营会显著降低公司的资产收益率;而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多元化经营没有显著降低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多元化经营也没有降低公司的资产收益率。结果表明我国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公司采取不合理多元化经营策略的动因。     

政府控制、市场环境与会计稳健性

笔者以2007年～2009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樊纲等人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考察了政府控制、市场环境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低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市场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提高政府控制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受市场环境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表明,减少政府干预并提高市场化进程,有利于提高政府控制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政府管理与政企关系的调整与重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在国有经济明确定位的前提下,重新调整和重构国有资产管理中政府之间的关系与政企关系,因此必须进一步从理论上疏理清楚这两个层面的关系。一、国有资产管理与政府关系的重大调整十六大报告确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建立国有企业改革所需要的出资人制度。围绕这一目标,需要在国有资产管理层内部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国资专司机构与政府、国资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首先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目前有人认为可以将中央政府理解为地方政府的出资人,地方政府将它…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多元化经营与地方政府干预

本文以2007-2012年中国境内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区分国有上市公司及民营上市公司两种所有制不同的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研究了地方政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考虑了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多元化表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会干预国有上市公司,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越显著;多元化经营是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多元化经营的相关程度更大,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更容易导致多元化经营。在控制了过度投资与多元化经营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解释了经济转轨期间我国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及盲目多元化经营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终极控制人性质视角下的盈余管理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年和2011年的经验数据,检验了不同终极控制人性质下盈余管理的差异以及盈余管理不同度量方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比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低,其主要差异体现在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总额和操控性经营现金流量上；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比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有着更高强度的真实盈余管理,而在应计盈余管理上则无明显差异；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两种盈余管理手段存在互补关系,而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则存在替代关系.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和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的,因此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减少政府干预是解决上述现象的根本方法.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Loan guarantees and the cost of debt: evidence from China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f loan guarantees and the nature of ownership on a company’s cost of debt. Using data on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4, we find that guaranteeing another entity’s deb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guarantor’s cost of its own debt.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ownership,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st of debt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is lower than that for non-SOEs. Among SOEs, firms control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ve lower cost of debt than firms controlled by local governments. We also find some evidence that local government ownership mitigates the effects of loan guarantees on the cost of a guarantor’s own debt.     

附属于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基于西部上市公司的分析

对西部上市公司的统计分析发现,附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其财务绩效总体上好于非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集团公司控股可以降低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成本,缓解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国有上市公司的所有者缺位,以及可利用集团优势对上市公司进行业务提携和其他支持.集团公司控股上市公司也带来一系列治理问题,文章探讨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分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2009-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种机制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规模而非比重上；金融资产渠道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房地产投资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股东价值导向渠道对企业创新未表现出显著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的研究表明，金融负债渠道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次之，中央国有企业不显著；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渠道没有表现出产权异质性。因此，可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严控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推进股票市场改革、探索更为多元和有针对性的创新支持措施4个方面不断提升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Provincial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underpricing of IPOs: Evidence from political interventions in China

We examine the underpricing of 2,131 Chines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 between 2005 and 2017.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controll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local SOEs) offer significantly higher underpricing when they go public than SOEs control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non-SOEs do. This phenomenon is evident for local SOEs from less developed provinces,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direct effect of reg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se results suggest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underpric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to make regional companies successfully go public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economy.     

资本投资、控制特征与利益攫取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控制背景,本文实证考察了不同控制特征下资本投资规模对控制权收益形成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央企所辖上市公司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程度显著低于地方所辖的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程度高于中央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低于地方企业集团和国资委控制的上市公司;地方企业集团所控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责者的共事利益.而且损害了企业价值.     

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资的融资约束——基于规模和所有权的实证分析

构造了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资的融资约束模型,利用2008—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从R&D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的视角,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上市企业R&D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并进一步按企业规模和所有权的不同将样本企业分组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R&D投资面临明显的融资约束,依赖于企业内部现金流量;相比大型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R&D投资更依赖其内部现金流量,面临更严重的外部融资困境;相比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的R&D投资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提出: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政府应着力建设、完善与高新技术企业相匹配的多层次融资体系,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加。     

我国A股上市公司增值额分配比率差异——基于产权、行业和地区差异的视角

运用2003—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增值额及其相关比率数据,从产权、行业和地区差异的视角,研究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增值额分配比率方面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政府报酬率、债权人报酬率和企业留存率高于国有上市公司,而前者的员工报酬率和股东报酬率却低于后者;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增值额分配比率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的政府报酬率和企业留存率越高、员工报酬率与债权人报酬率越低,但没有发现股东报酬率存在类似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