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驱动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识别

当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制造业企业逐渐显现出“脱实向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为明显。本文使用2009—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实物期权和委托代理理论，进一步识别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程度；（2）融资约束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客户集中度、银行监督程度均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正向影响。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本文在考虑所有制和规模异质性、政府补助的影响后，其主要结论仍然稳健。本文针对监管部门政策实施、流动性支持、资金流向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资本脱实向虚矫正新思路：基于市场结构的非对称性

资本“脱实向虚”严重制约着实体经济发展,优化资本配置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脱实向虚”现象的成因机制展开分析,探讨治理资本“脱实向虚”的新思路。运用动态优化方法推导出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最优垄断加价率计算公式,并对比分析1998—2020年中国、美国、德国多部门最优垄断加价率与实际加价率间的量化关系。研究发现：(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资本“脱实向虚”的起点;(2)中国、美国、德国实体经济产品的实际利润率普遍低于最优利润率,并且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实际利润率低于其他国家;(3)美国和德国虚拟经济实际利润率的增长并未导致其实体经济实际利润率的相对(相对于最优利润率)下降,虚拟经济的发展并未以牺牲实体经济为代价,而中国存在生产性资本逃逸至虚拟经济现象。因此,应深化改革当前金融体系,调整市场结构非对称性,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在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或控制模型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国有企业和低绩效企业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形成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企业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财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对实物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且该效应在持有更多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企业应充分认识金融化对实物投资的影响，不断合理分配资金和优化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避免“脱实向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商业银行杠杆顺周期效应研究

2007年金融危机促使巴塞尔委员会迅速启动了新一轮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本次改革中，杠杆率监管作为集“逆周期”和“宏观审慎”于一身的新型监管工具，引起了学术界、监管部门和银行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我国14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对商业银行杠杆与经济增长、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2年间，我国商业银行杠杆具有顺周期变动效应。因此，笔者建议将杠杆率指标作为我国商业银行一个长效监管机制，不断坚持和改进。     

金融杠杆、杠杆波动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68个国家1981—2012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金融杠杆及其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杠杆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金融杠杆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速会先升高后降低,存在一个"拐点"。与此同时,金融杠杆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金融杠杆波动性的加大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根据相关实证结果推算,预计中国将于2019—2020年进入拐点区域,此后宏观经济可能面临经济"保增长"和金融"去杠杆"两个基本问题。为此,应积极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同时采取稳健有序的"去杠杆化"策略,以实现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双重平衡。     

企业并购能否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基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微观层面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导致金融领域的风险集聚,因此如何抑制经济“脱实向虚”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企业并购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采用三重差分法检验境内并购和海外并购对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企业并购对于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和长期金融化行为均有抑制作用,且海外并购的抑制作用更强；境内并购主要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和“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海外并购主要通过“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 和“技术协同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并购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从而从根本上治理经济“脱实向虚”问题。     

生产性-非生产性活动、报酬结构失衡与脱实向虚

本文在界定“脱实向虚”的内涵的基础上,指出目前我国“脱实向虚”主要表现在资金、企业家人才和人才三个方面.而报酬结构失衡是导致目前生产要素“脱实向虚”的主要原因,需要推动报酬结构再平衡,营造有利于生产要素向实体经济配置的报酬结构.     

银行资产负债表、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双支柱调控框架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部门(银行)的无限期动态新凯恩斯模型,并在该框架之下引入内生资产泡沫。在理论视角下,本文将银行资产端所包含的资产泡沫简称为银行泡沫,并构建了“加速—缓冲—挤出”分析框架,用以刻画银行泡沫波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传导效果和对应的理论机制。加速机制是指银行泡沫会通过资产负债表的传导,致使金融系统放大经济波动;缓冲机制是指银行泡沫会降低经济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挤出机制则是指银行泡沫会挤出银行对于生产资本的配置,导致宏观经济“脱实向虚”。宏观调控政策方面,本文重点研究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通过调节资金成本和银行资产负债表来应对资产泡沫。基于参数校准和贝叶斯估计的定量分析表明,当银行泡沫的加速和缓冲机制占主导时,逆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均能有效维护经济金融系统稳定,实现“防风险”和“稳经济”的双重政策目标,且两类政策间的有效协作与配合能更大幅度地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当挤出机制占主导时,最优政策组合则需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及波动来源进行调整,进而在“防风险”和“稳经济”之间寻求平衡。     

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此外,资管新规对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较多的企业。本文为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为进一步释放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红利,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信贷扩张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暴跌风险视角

中国多次使用以逆周期调控为主的信贷扩张来平滑社会信贷供给和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本文以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股价暴跌风险视角研究信贷扩张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信贷扩张有助于降低股价暴跌风险，且信贷扩张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节作用能显著放大这种风险抑制作用。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信贷扩张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投资机会以及提高会计信息的稳健性来提高金融市场稳定性，且显著提高了企业债务融资水平。但信贷扩张仍存在潜在风险，一方面加强了高资产可抵押性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另一方面加剧了企业商业信用二次配置以及“脱实向虚”的程度。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如何科学合理地通过信贷供给来实现资本市场微观层面稳金融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建议。     

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再探讨

从经济、制度、技术和国际层面分析了我国出现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以及这种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我国商业银行应对不断深化的流动性过剩的措施：提高风险定价能力,拓展新的贷款业务、尝试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开展混业经营以及加快金融创新,增强商业银行管理能力。     

我国区域金融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与对策研究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高度货币化和信用化基础上的金融经济。区域经济结构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与区域金融结构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区域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推动区域金融经济协调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金融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Liquidity default,liquidity management and smooth dividends policy

Our article models liquidity financing constraints with the real options framework. By conducting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s of shocks to liquidity constraints on the firm’s optimal investment, financing and dividend policies, our model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liquidity management and extends the liquidity management approach to hedge liquidity default risk. We find that being concerned about liquidity default risk will significantly change a firm’s behaviours, including those related to investment and the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A firm that is concerned about its liquidity default risk will become more cautious: it will choose to delay investment and have higher leverage when internal liquidity is very low, but choose earlier investment and lower leverage when liquidity is high enough. The dividends policy can alleviate risks from both the external market and internal project volatility and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for the ‘smooth dividends policy puzzle’ commonly reported in empirical research.     

数字金融能否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效用识别、特征机制与监管评估

针对缓解企业融资困境的现实要求,本文采用2011-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数字金融视角切入,深入考察其与企业融资困境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至关重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缓解效应将得到显著加强;在考虑到企业自身属性的条件下,数字金融发挥的融资缓解效果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地,数字金融不仅能通过改善融资结构和市场化水平等宏观路径缓释企业融资约束,也能借助降低企业融资费用和杠杆水平等微观路径缓解融资约束;特别地,相较于数字金融弱监管环境,在强监管环境下数字金融的融资缓解效应更强,同时也更有益于疏通宏微观传导机制。为此,应围绕数字金融政策扶持、金融领域创新赋能、监管科技体系建设等方面内容,重点关注数字金融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有效纾解企业融资困境。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三对相互关联的“两难选择”：“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资金“脱实向虚”与“脱虚向实”之间的矛盾、金融整治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向经济金融运行注入流动性，难以破解这些“两难选择”，甚至有可能引致南辕北辙的效应。破解之策在于：拓展商业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身份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将金融服务对象从法人机构向居民家庭扩展，推动实体企业的暂时闲置资金从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转向现金管理（或资金管理）；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行为监管机制和监管沙盒机制。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资产价格的非平衡溢出效应

本文采用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美联储QE对采用不同货币政策框架、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管理制度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影响。“货币政策钉住货币供应量+宽松钉住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其货币政策应兼顾本国物价水平稳定，同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逆周期调节，避免出现实体经济紧缩而金融繁荣的现象。“货币政策钉住通货膨胀+浮动汇率+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应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调节以应对金融资产泡沫。     

我国城市房价上涨的深层原因与对策

2004年以来,我国城市房价成倍上涨、房价租售比差距加大、房价收入比严重失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过多、家庭联合购房倾向的普遍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要求、部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政府政策不配套等。必须合理疏导流动性,强化住房市场需求管理,优化财政结构,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以有效抑制投机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价格的理性回归和市场的正常发展。     

脱虚向实背景下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研究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不断创新,规模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本文基于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的特点和风险,运用TVP VAR模型研究银行同业业务创新如何造成了“脱实向虚”,同业业务对“量”更敏感还是对“价”更敏感,以及如何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研究结论表明：现阶段的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避了金融监管,弱化了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同时同业业务发展提高了利率的敏感性和传导作用,对于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更为有效;对于实体经济,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更为有效。     

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刺激”效果下降,而“强刺激”带来了严重后遗症,导致这种状况的关键原因是政策框架在整体上出了问题。重构我国宏观政策框架的战略定位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短期应对不断加剧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2）中期应对结构调整的负面冲击;（3）长期构建高效的、可持续的和动态一致的宏观调控模式。重构政策框架的原则性要求包括：（1）宏观经济及金融的稳定性与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成为显性目标;（2）财政政策主要指向结构调整期的短期阵痛,货币政策指向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性;（3）宏观政策应该遵循市场化、可预期的操作模式。在具体策略上可以选择国债市场作为突破口,通过改变国债发行规模和方式,推动国债市场的大发展和大开放,以此拓展整个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开放程度。     

流动性过剩:分层界定、判定指标及成因分析

流动性过剩应区分为银行体系和市场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的流动性过剩具有完全不同的判定指标。尽管二者具有因果关系并相互影响,但它们同时并存并不是一种必然。在分析流动性过剩的成因时,人们可能忽视了以下三个重要因素:邮政储蓄资金运用方式的转变,以土地为载体的财政收入信贷化,各类新支付工具的发展等。而实行"藏汇于民"政策,增加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优化信贷结构等,将有助于缓解我国的流动性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