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货币政策效果优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金融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效果优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并使用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货币政策仍是当前宏观调控框架下的核心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针对金融冲击设计的扩展工具,它是货币政策的补充而并非替代品。我国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经验,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处理平台以完善我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信贷资产证券化、杠杆率与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12-2020年中国17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力度更大；杠杆率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信贷资产证券化主要通过提高银行杠杆率渠道来促进银行风险承担，“信贷资产证券化-杠杆率-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宏观审慎政策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宏观审慎政策力度提高会减弱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宏观经济景气度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宏观经济景气度提高会减弱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     

资产数字化、银行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资产数字化是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将资产数字化因素和监管因素纳入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资产数字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讨论“双支柱”调控的效果。研究发现资产数字化能够有效抑制银行部门的风险积聚，资产数字化程度越高，银行风险降低程度越明显；监管强度和监管范围会影响资产数字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银行资产数字化后，监管强度的增加和监管范围的扩大更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相比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工具更有利于降低数字化后的银行风险；相比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组合更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与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在资产数字化过程中，“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更好地防范银行风险，增强政策有效性。     

基于银行风险承担视角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2009-2021年中国88家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双支柱”政策在银行风险承担方面能够产生较好的协同作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整体能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银行风险承担上升;不同类型的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不同,银行流动性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更为显著;“双支柱”政策的协同效应因经济周期存在非对称性,经济下行期的协同效应要强于经济上行期;政策协同效应存在银行异质性,对于全国性银行“双支柱”政策协同作用不显著,而对于地方性银行则显著影响其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资产价格的非平衡溢出效应

本文采用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美联储QE对采用不同货币政策框架、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管理制度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影响。“货币政策钉住货币供应量+宽松钉住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其货币政策应兼顾本国物价水平稳定，同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逆周期调节，避免出现实体经济紧缩而金融繁荣的现象。“货币政策钉住通货膨胀+浮动汇率+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应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调节以应对金融资产泡沫。     

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的理论模型与微观经济基础

货币政策信用传导主要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其核心是考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贷款对经济的影响。本文用CC-LM模型对信用传导进行分析,试图让银行资产和负债在模型中都发挥作用,信用传导机制发挥作用需要现实微观经济基础的支持,满足三方面前提条件。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研究 ——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是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本文将资本缓冲率纳入DSGE模型对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从政策效果看,同时考量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最优,仅考量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次之,中央银行仅执行货币政策效果最差.因此,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应同时将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纳入政策视野.     

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货币政策无法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金融稳定管理。宏观审慎管理侧重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并维护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侧重维护价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二者并非完全独立而且相互影响。为了更好地提高宏观政策配合有效性和实施好经济管理,要把握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定位、执行和测度的兼容性,加强宏观审慎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在种类设置、使用规则、使用时机上的配合,统筹实施主体的权责设置、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政策边界及国际合作,在政策目标、操作工具、组织安排、微观机制等方面促进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金融稳定。     

货币政策立场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2000—2010)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0年间的经济金融数据,应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法,考察我国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立场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且受市场结构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特征的影响。这说明从金融稳定的视角来看,货币政策并非中性,我国应将货币政策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加强其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以促进经济金融稳定。     

货币政策与审慎监管的配合机制研究

本文立足宏观审慎思想将货币政策立场和资本充足率要求引入信贷传导模型,拓展剖释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工具的配合机理,并以2001-2013年37家商业银行为样本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会促使商业银行提高风险偏好,增大信贷投放,加剧其亲周期性,反之亦然;货币供给调整、货币政策立场转变时,“大而不倒”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响应尤为积极;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能够有效抑制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和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高风险承担.因此,货币当局需兼顾调控目标和稳定需求,全面研判银行体系的复杂性,谨慎选配政策工具,精准操控旋钮力度,有序牵引银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规模,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稳妥性与针对性.     

“双支柱”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作用：基于Co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双支柱”调控框架逐渐成为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示剂,防范银行风险溢出已成为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但“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尚不明晰。因此,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的CoVaR方法度量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基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抑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该抑制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银行特征来看,“双支柱”调控对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盈利水平较低的银行的调控效果更显著;从经济周期来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因经济周期具有明显不对称性,经济下行期政策效果明显高于上行期;从宏观政策工具类别来看,各类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结果不同,使用信贷类宏观审慎工具会使得“双支柱”调控的风险抑制作用失效。本文基于微观和宏观的异质性视角,为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协调搭配并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文章研究了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论述了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及其传导机制,并讨论了央行是否能够通过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进行有效控制来防止资产价格泡沫损害宏观经济。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的研究综述

2008年金融危机使各国监管部门和学者认识到单独的货币政策不能使经济平稳发展,由此引入宏观审慎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两政策如果合理搭配,则可以使经济平稳发展。文章主要对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目标、工具、传导机制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为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双支柱”调控框架与影子银行风险溢出：抑制缓释还是累积加剧

如何搭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基于我国上市银行数据,本文采用CoVaR方法衡量影子银行导致的银行系统性风险,系统考察“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影子银行风险溢出的影响。结果显示,针对借款人和银行信贷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对影子银行风险溢出起到显著的“抑制缓释”作用;影子银行规模是“累积加剧”和“抑制缓释”效应的渠道,流动性分层则是“累积加剧”效应的渠道。结合银行性质、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情景下,“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影子银行风险溢出的有效性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结论对于“防风险”目标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完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现代中央银行政策:理论、挑战与重构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一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现代中央银行政策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及功能的主要体现。中央银行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具备了为政府提供贷款、货币发行、最后贷款人、制定货币政策、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等现代中央银行的功能。现代中央银行政策作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核心构成,其理论框架主要包括最终目标、操作目标、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等。由于现代中央银行政策具有目标多元、工具复杂、从工具到目标间接传导等特征,因此提高政策精准度至关重要。中国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现代中央银行政策框架,但在金融适度分权改革环境下,地方政府、企业、银行、居民等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使现有的中央银行政策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尤其是需要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包括提高政策基准变量计算的精准性,提高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精准性,提高"双支柱"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国际金融政策等政策工具组合的精准性。     

宏观审慎政策及货币政策效果探讨:基于DSGE框架的分析

文章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下,通过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贷款价值比动态化,以及引入对家庭和企业进行区别调控的思想,探讨了4种政策组合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在传统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不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目标;在非传统冲击下,遵循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配合,对于通胀目标还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2)宏观审慎政策会改变各部门的资产配置,从而部分改变经济体的格局,但不会对经济体的总体运行状态产生结构性影响,因而具有中立性特征。     

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理论述评

近年来,随着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存在着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该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对风险识别或风险容忍度的影响,进而影响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以及风险定价.大量研究证实在低利率的环境中银行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具有承担更多风险的意愿.本文将对有关货币政策传导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理清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以期为政策当局完善货币政策调控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与信贷波动研究

随着资本监管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实施,资本充足率标准成为影响银行行为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由于资本监管的存在,会使得经济周期内银行信贷的波动幅度加大,进而加剧经济周期波动。次贷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考虑,一方面提高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另一方面要求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本文从银行的监管机制出发,考察在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受资本充足率提高和建立资本缓冲的影响,通过银行信贷最优选择的比较静态分析表明,资本缓冲的大小是银行信贷对经济波动的敏感性的根本性影响因素,提高资本充足率会增强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波动。     

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检验——基于GMM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72家商业银行2006-2013年面板数据,构建商业银行在资产和负债选择上的风险承担代理变量,运用GMM方法,检验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完整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整体上看是存在的,且受宏观经济和微观银行特征影响:一方面,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表现在资产选择行为上,而非负债选择行为;另一方面,银行资产风险承担上升会引起信贷投放增加,而负债风险承担增加会鼓励信贷投放减少。这意味着从金融稳定角度看,货币政策非中性。因此,我国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的货币政策设计时,应当兼顾金融稳定目标。     

货币政策对金融生态的影响机理及实证检验——基于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分析

传统的货币理论忽视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及金融生态的影响,文章从商业银行的微观视角出发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金融生态的影响机理。理论层面,金融生态与货币政策制度供给、传导机制和有效性相互关联,货币政策则通过资产价格或估值机制、收入及现金流机制、追求收益机制、杠杆调整机制、道德风险机制和风险转移机制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实证层面,构建了货币政策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和风险承担的数理模型,选取国有和股份制两类共12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规模增加、风险承担意愿增强,有利于优化金融生态,反之则反是;国有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变化更敏感,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金融生态更敏感。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