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能成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能吗 —基于互联网发展的机制分析

运用中国283个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分析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互联网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及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正向显著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互联网发展具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这两种效应具有阶段特征和区域异质性。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和网络溢出效应。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土地资本化和中国地区金融扩张

过去十余年中国金融中介扩张的速度非常引人注目,文章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土地资本化角度对此进行了解读.文章基于不同的模型设定——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以及不同的工具变量策略——滞后期工具变量、外部工具变量以及动态面板模型设定下内部工具变量和外部工具变量的组合,控制了有关变量的内生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均收入和其他反映中国省际经济差异的重要特征,以及有效解决有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土地资本化显著促进了我国省际金融中介的扩张.中国式土地供给不仅具有“土地财政”效应,还存在宏观资本金融效应.     

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能力指数,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以及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金融能力能够显著抑制贫困的发生,且城镇地区相较农村地区更明显。（2）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既存在“抑制效应”,也存在“偏离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3）经中介效应模型计算可知,在“抑制效应”下,金融能力可以通过改善金融决策来缓解居民贫困状况。具体而言,在三种不同的贫困状况衡量方式下,金融决策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542%,2296%和2160%。     

互联网金融、货币政策与银行流动性创造——基于2011-2018年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演化发展,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为更好把握其中的规律,透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黑箱.文章将互联网金融与货币供需模型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选择2011-2018年中国75家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静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11-2013年,互联网金融促进了银行流动性创造,并有助于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但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不显著或作用有限;2013-2018年,互联网金融抑制了银行流动性创造,并制约了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但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作用显著;异质性研究:受互联网金融影响,货币政策经由非上市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优于上市银行.     

互联网金融、货币政策与银行流动性创造——基于2011-2018年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演化发展,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为更好把握其中的规律,透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黑箱.文章将互联网金融与货币供需模型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选择2011-2018年中国75家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静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11-2013年,互联网金融促进了银行流动性创造,并有助于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但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不显著或作用有限;2013-2018年,互联网金融抑制了银行流动性创造,并制约了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但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作用显著;异质性研究:受互联网金融影响,货币政策经由非上市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能力优于上市银行.     

科技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基于地区创业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科技金融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意义重大。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系统研究科技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科技金融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为了控制内生性，以地区中华老字号认定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结论一致；且科技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存在区域异质性，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增；进一步分析发现，科技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地区创业和城乡收入平等化，最终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     

借贷约束、金融素养与中国家庭股票市场“有限参与”之谜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了借贷约束与金融素养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并验证了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会缓解借贷约束对家庭股市参与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1)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重要因素。与无借贷约束家庭相比,借贷约束降低了家庭股市参与的意愿,尤其是通过借贷方式参与股市的意愿,同时也降低了股市的投资金额和投资时长;(2)金融素养是影响家庭股市参与的重要因素。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家庭股市参与的意愿、投资规模和投资时长,并增加了家庭股票市场获利的可能性;(3)随着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家庭借贷约束对家庭股市参与意愿和参与规模的抑制作用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与消费金融市场改革,提高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引导家庭合理配置股票资产,从而促进家庭财富的不断增长。     

城市信息化与制造业转型: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采用2003—2013年中国283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城市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非线性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城市信息化与制造业转型关系中的"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限效应:当金融发展低于门限值时,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负效应;当金融发展高于门限值时,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研究还发现,总体上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存在负效应。     

互联网时代下消费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设置虚拟变量将互联网消费金融纳入分析框架,进而结合作用机制与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分析消费金融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消费金融总体上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且互联网消费金融与传统金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性;在消费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中,消费起到了一...     

互联网消费金融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促进作用研究

基于消费金融的本质功能从理论上分析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使用了2000年至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设置虚拟变量将互联网消费金融纳入实证分析框架,进而构建了动态GMM回归模型研究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消费金融模式的产生与发展能够正向促进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而且互联网消费金融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即互联网消费金融对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促进作用最大,而中部次之,西部则最小。     

城市金融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古寺院金融的研究视角

本文选择寺院金融作为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准确识别金融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从理论上分析了古寺院金融通过多条渠道对现代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我国2004—2016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会通过“竞争效应”显著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该抑制效应在初始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外商集聚程度较高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更为显著。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以上结果依然成立。政策分析表明，促进金融发展的政策通过调节不同地区外资流入的增速有助于实现我国区域间协调发展。     

中国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我国省区1999至2008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规模、银行集中度、直接融资比例以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我们发现,目前金融规模扩张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改善金融结构,降低银行集中度,提高中小金融机构在银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会增加银行业内部的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我们还发现,改善我国所有制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互联网金融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效率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8年全国30个省份（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少剔除）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加速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等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该影响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近年来，随着农村互联网加速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这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首先，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其次，互联网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且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最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性，互联网对西部地区和青年人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宣传和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提出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离岸金融中心演进的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了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九大典型并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离岸金融中心作为研究对象,以协调证券资产调查和外部贷款作为离岸金融发展变量,使用2001—2012年面板数据验证了离岸金融中心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检验了离岸金融中心金融发展对国内生产总值、总投资和进出口额3个核心指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离岸金融中心金融发展对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不仅提升了样本地区经济效应,还佐证了离岸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且对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和加快全球金融创新发挥了积极作用。     

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对比

本文构建传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率、渗透性和可持续性四大维度展开，选取了12个指标加以综合评价，结合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出全国各省份的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本文构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研究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影响更大；但从区域层面来看，传统普惠金融对三线以上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数字普惠金融更大；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传统普惠金融更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中国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精准性，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助力全面深化改革和共同富裕。     

中国城镇居民金融素养的性别差异——典型事实与影响因素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金融素养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使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将性别差异分解为禀赋效应、参数效应和交互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金融素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主要源于男性和女性在家庭收入和资产水平、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和风险感知上的要素禀赋差异。相关政策既可以通过区别对待这些因素源头上的性别差异,也可以通过阻断这些因素影响金融素养的路径,来缓解金融素养的性别差异。通过金融教育项目改善女性在这些要素禀赋上的弱势,是缓解金融素养性别差异和改善女性长期金融福利的重要选择。     

数字渗透、金融普惠与家庭财富增长

数字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形态之一,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财富增长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家庭总体财富规模的增长,运用工具变量的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房产净值;数字普惠金融在货币基金和电子支付方面的使用深度能够增加家庭财富规模;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家庭及中西部家庭的财富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金融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吗

互联网金融作为基于互联网的新金融模式，通过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企业研发创新。基于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互联网金融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探究产业发展、传统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对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可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发现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发展、传统金融发展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与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补性，有利于增强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此外，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在科教水平较低的城市和级别较低的城市具有显著创新效应，区位因素并不是影响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的显著性原因；互联网金融在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创新效应大于其它城市。     

智能手机使用与相对贫困家庭金融参与行为

金融可及性不足导致相对贫困家庭难以获得发展机会,本文探究智能手机使用在相对贫困家庭金融参与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对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使用智能手机的相对贫困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与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更高,而其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概率会降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的结论依然成立。渠道分析显示,智能手机的使用通过增加家庭社会互动、正规金融获得和金融知识素养提高相对贫困家庭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智能手机促进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的效果与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密切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智能手机主要依靠移动互联网对相对贫困家庭的金融行为产生作用。建议加快推进金融创新与移动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正规金融市场在缓解相对贫困问题中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