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差异形成的经验分析

文章选取2000-2010年我国有关区域金融发展方面的数据,计算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市场化相关比率RFMR,分析了我国各区域间金融发展状况和金融结构水平。研究发现,我国三个区域金融相关比率都在逐步上升,但是地区之间发展速度并不平衡,东、西部地区金融深化较快,而中部地区相对落后,我国区域金融结构在过去30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文章采用基于中央政府行为的数理模型,对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进行了解释和经验分析。建议中央政府要因地制宜,转变政府职能和干预方式,根据地区差异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鼓励金融制度创新,引导金融资源合理配置。     

中国区域金融结构矛盾及其化解

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之间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差距巨大。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资产存量水平上的差距较大,在股票市场的融资水平上也有较大差距,而金融资产内部的比例,如金融相关比率、贷存款比例却没有太大的差距,甚至西部地区在这些指标上略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目前。我围区域经济金融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特征,并且这一特征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建立基于我国31个省1978—2009年数据的面板模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东、中、西部划分标准,采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方法分别对这三个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不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在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接下来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我国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经济发展对信贷增长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

对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对于探索经济金融协调发展之路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选取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最具代表性的GDP和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信息变量之一的信贷规模,建立东、中、西部地区相关回归模型,分区域对经济发展促进信贷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会导致区域金融发展也存在差异.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在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金融发展理论,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度量,得出了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最高,西部其次,中部第三,东北最低的结论。利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法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进行了度量分析,发现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在1992—2009年间呈“U”字型走向。最后利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证明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是外生因素（政策因素）和内生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1999—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各区域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推行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的区域化战略,在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实施有差别的科技金融政策;重视中部和西部科技金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协调,构建中部和西部经济与科技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建立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性科技金融机构。     

我国三大区域科技差异解析——基于回归分解方法

区域间科技发展不平衡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结合1997-2007年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解方法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科技差异进行分解,量化了相关决定因素对空间科技差异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造成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科技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地区间禀赋差异,而造成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科技水平差距的因素则由地区间禀赋差异和投入要素的边际影响共同决定;通过市场化调整促进区域科技协调发展,对中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明显,对西部地区则效果次之。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关系的区域差异

利用1978—2009年我国省级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方法、协整检验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其城乡收入之间的关系,并比较分析了两者间关系在三大地区的区域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对于东、西部地区而言,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地区金融发展效率负相关,与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正相关;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其金融发展效率正相关,与其金融发展规模负相关,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规模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在不同的区域条件下,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存在区域差异。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差异

通过对我国28个省份1990-2004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考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以及与金融联系紧密的财政分权对于这种影响的作用.结果表明:在东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却没有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而财政分权对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也各不相同,其中仅在东北地区和西部有利于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他地区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还考虑了金融政策因素,以及经济的非国有化等反映市场经济制度的变量对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区域金融的角度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再研究——基于我国三大区域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

笔者基于我国东、中、西部1978年～ 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的金融发展,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能助推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但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负效应;中西部的金融发展虽然在长期能引导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化进程,但短期因果关系并不成立;中部金融塌陷明显,而西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贡献最小.     

环境规制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部门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2001-2010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区域经济增长细化为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区域研究环境规制对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水平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对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东、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和西部地区的第一、三产业的增长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各区域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本文构建了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的实证研究框架,以面板协整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空间误差修正模型(SpECM)和面板动态最小二乘回归(DOLS)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具有显著的研发创新效应,但区域差异显著,西部地区省份相对滞后,分产业的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也与中、东部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空间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以金融发展促进中西部省份服务业的产业技术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区际及国际贸易联系、促进省份层面技术引进与研发创新、共享技术空间溢出效应是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地区间公共福利基尼系数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1995—2007年我国31个省(市)的福利性财政支出数据,应用基尼系数方法测算了我国省(市)间的公共福利差距。通过分解计算基尼系数的地区构成,发现东、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是我国福利性财政支出差异的主要表现方面。鉴于此,本文利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计算并比较东、中、西部地区福利性财政支出基尼系数的经济增长效应差异性。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公共福利基尼系数的经济增长效应正负交替出现,但最终负向且趋于平稳;而西部地区公共福利的经济增长效应则一直是负向且稳定的。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关联性与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提出了区域间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定义,并以此定义为基础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四大政策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西部与东部及东北地区间均形成了良好的相互促进的经济增长关联性。同时,中部、东部及西部等三大地区之间也形成了较好的经济增长关联性。除此之外,其他区域组合之间不存在经济增长关联性。②西部经济增长是东部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东部、东北及西部同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③利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分析了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受到干扰后对其他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发现,发达的东部地区对欠发达的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然而,这些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对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产生较强的推进作用,而且,欠发达区域之间也没有形成相互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最后,提出了增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程的政策建议。     

我国省域科技活动效率的实证分析——基于引入理想点的DEA模型

提出运用理想点法评价DEA有效的决策单元的方法,对2007—2008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技活动效率进行了分析并排序。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省份的规模效率排名比较靠前,而中、西部地区省份的纯技术效率排名比较靠前;中、西部地区省份科技活动的人力投入更多,当地有限的经济水平使得地区提供给高技术产业的财力和物力支持相对较少;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水平较高,对科技活动的经费和资源支持力度更大;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开展科技活动的路径依赖不同,中、西部地区比较偏重基础性的研发工作,而东部地区则更重视专利和技术成果转让。     

论山东省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变动及发展对策

本文借鉴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通过分析山东省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的变动特征与趋势，提出实现山东省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     

基于经济增长模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最大经济增长率下的财政支出结构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东部、中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应该削减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中部地区要合理配置财政支农支出资金,提高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而西部地区支农支出远未达到最优支出规模,因此,更要采用多种方式增加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东、中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西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小;东、中、西部的行政管理支出均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这表明,三个地区行政管理支出有很强的产出弹性,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积极干预。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新经济地理、要素流动与经济政策

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区域间差距的扩大,而非区域内部差距的扩大。这一现象的发生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生产要素进行跨区域流动,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因此,中央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以便在全国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进而达到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