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建立基于我国31个省1978—2009年数据的面板模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东、中、西部划分标准,采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方法分别对这三个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不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在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接下来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我国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和22个东道国面板数据,基于国际R&D溢出模型和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金融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中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且与金融发展水平、国内R&D活动和经济开放度对TFP均呈现显著正向效应,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二是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显著正相关,中部地区显著负相关,而西部地区溢出效应不明显;三是中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TFP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虽表现出正相关性,但不显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高于中部地区,地方经济增长水平与金融发展并不呈现显著相关性。如何充分利用OFDI与金融发展来有效推动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检验

从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角度,对2001—2010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融资已经可以对旅游产业投资效率的提高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在西部地区,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依旧对旅游业的发展发挥主要作用。中国不同地域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差异,体现了旅游产业在不同地域发展方式上的区别。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旅游产业,已经实现了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而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仍旧严重依赖要素的外向型投入。     

金融发展、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差异

通过对我国28个省份1990-2004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考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以及与金融联系紧密的财政分权对于这种影响的作用.结果表明:在东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却没有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而财政分权对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也各不相同,其中仅在东北地区和西部有利于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他地区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还考虑了金融政策因素,以及经济的非国有化等反映市场经济制度的变量对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区域金融的角度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br#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有助于县域经济增长,而其发展过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本文运用2014-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干预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子指标回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单向的,西部地区则为倒U型,本文分析了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

要实现以金融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需厘清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基于2002 ～ 201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不同区域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金融集聚显著地促进了实体经济增长,且东部地区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区域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31个省域面板数据的检验

文章分析了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选取2008-2017年31个省(市)(除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面板数据,探讨了我国整体、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科技投入对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技术进步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针对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不断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改善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金融体系效率纳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框架,运用基于松弛变量效率测度模型(SBM)对我国1995—2008年29个省市区金融体系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面板协整检验考察了金融发展、金融体系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金融体系效率整体上呈波动型上升趋势,且依次由东部、西部、中部递减,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体系效率呈近似倒U形关系;整体上我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其促进作用在区域层面上具有门槛效应: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金融体系效率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且在东部地区金融体系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更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其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高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东、中、西部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单向的长期因果关系和短期因果关系;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和单向短期因果关系;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和双向短期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化发展战略规划、政府引导、税收政策以及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部门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2001-2010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区域经济增长细化为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区域研究环境规制对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水平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对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东、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和西部地区的第一、三产业的增长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各区域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旅游业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旅游业人力资本是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就全国层面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旅游人力资本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全国层面和西部地区的高等旅游人力资本、中等旅游人力资本与国内和国际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旅游业从业人员与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与国际旅游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显著;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高等旅游人力资本、中等旅游人力资本与旅游业从业人员均与国内和国际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面板数据回归分析表明：在全国层面,高等旅游人力资本对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区域层面,高等旅游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和中部地区的国际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等旅游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的国内和国际旅游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业从业人员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制定我国旅游业人力资本政策时在坚持因地制宜、有所侧重原则下不同区域应采取的相关对策。     

金融发展、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通过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从金融发展、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角度对我国1985~2011年省份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整体而言,金融发展、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按照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类估计得出,区域金融发展、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存在自东向西逐次递减的现象,而能源消费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最大,西部居中,中部最小。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再研究——基于我国三大区域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

笔者基于我国东、中、西部1978年～ 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的金融发展,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能助推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但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负效应;中西部的金融发展虽然在长期能引导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化进程,但短期因果关系并不成立;中部金融塌陷明显,而西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贡献最小.     

FDI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性与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2000-2012年期间,东部地区受来自于FDI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总体上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不过东部地区从FDI上获得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慢慢衰减;中部地区而言,FDI外溢效应虽然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对中部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效应;西部地区由于区位劣势、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FDI外溢效应的发挥程度相对较低.     

城镇居民资产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差异的分析

由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住房资产和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笔者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0年~2010年季度数据,采用面板协整方法,研究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住房资产和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住房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性正向关系,地区间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股票资产与居民消费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股票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股票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不大,中部和西部地区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则不显著。     

我国三大区域科技差异解析——基于回归分解方法

区域间科技发展不平衡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结合1997-2007年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解方法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科技差异进行分解,量化了相关决定因素对空间科技差异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造成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科技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地区间禀赋差异,而造成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科技水平差距的因素则由地区间禀赋差异和投入要素的边际影响共同决定;通过市场化调整促进区域科技协调发展,对中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明显,对西部地区则效果次之。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以及制约因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向量分解分析

文章运用省际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向量分解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现状,分析了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等影响变量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政府消费增长率、居民消费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缓,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文章的研究结果对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意义。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协整分析与区域政策选择--兼论"中部塌陷"现象

文章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协整分析和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是西部经济增长与中部、东部经济增长均有协整关系,但中部与东部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协整关系;西部经济增长促进了东部经济的增长,东部反过来也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增长,但对中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大;中部不是东部和西部经济增长的葛兰杰原因,由此显示出我国区域经济非协调发展的基本特征。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还对中国区域经济非协调发展及“中部塌陷”的机理作了理论分析,并给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西部大开发投资政策为例

基于中国省区水平上的面板数据,借鉴Kiel处理面板数据的方法,对西部大开发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政策进行评估,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的物质资本投入虽然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该政策并没有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西部大开发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并没有显示出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     

科技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基于地区创业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科技金融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意义重大。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系统研究科技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科技金融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为了控制内生性，以地区中华老字号认定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结论一致；且科技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存在区域异质性，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增；进一步分析发现，科技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地区创业和城乡收入平等化，最终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