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商业信用与科技创新投资

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科技创新投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及在不同货币政策期的异同。研究发现：总体上，商业信用能够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在货币紧缩期，商业信用对创新融资约束有显著缓解作用，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较之货币宽松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能利用商业信用促进创新投资，且在货币紧缩期通过对商业信用的利用，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创新投资；该现象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可能与国有企业对商业信用有更强的获取及控制能力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商业信用的经济后果内涵，为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管理层权力配置下上市公司创新决策动因研究

选取2013—2016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经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管理层权力配置视角探索企业创新决策动因及其规律性，结果表明：①基于研发与营销的职能区别，随着管理层权力配置程度增加，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两类创新行为的决策倾向呈现差异化演变，具体表现为管理层权力与技术创新行为正相关，与市场创新行为负相关；②公司成长状态对管理层权力与技术创新行为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公司经营风险水平较高时，管理层权力对技术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会被弱化，公司盈利能力较强时，管理层权力对技术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会被强化；③公司成长状态对管理层权力与市场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即管理层权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不会因公司经营风险水平和盈利水平的差异而发生改变。     

管理层权力配置下上市公司创新决策动因研究——成长状态差异化情境下的权变思考

选取2013—2016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经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管理层权力配置视角探索企业创新决策动因及其规律性,结果表明:(1)基于研发与营销的职能区别,随着管理层权力配置程度增加,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两类创新行为的决策倾向呈现差异化演变,具体表现为管理层权力与技术创新行为正相关,与市场创新行为负相关;(2)公司成长状态对管理层权力与技术创新行为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公司经营风险水平较高时,管理层权力对技术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会被弱化,公司盈利能力较强时,管理层权力对技术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会被强化;(3)公司成长状态对管理层权力与市场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即管理层权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不会因公司经营风险水平和盈利水平的差异而发生改变。     

企业投融资决策内生机制的实证研究: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的视角

笔者以2001年～2009年708家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的视角实证研究了企业投融资决策之间的内生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受税收利益的作用,负债融资会显著地增加企业的投资支出,这种正向作用在高负债水平下将交得不再显著;为了利用负债利息税盾的价值促进作用,投资会增加企业的负债融资,但是受高负债水平下高破产成本的影响,这种促进作用变得不再显著;考虑到折旧的税盾替代效应,折旧将会弱化投资对负债融资的促进作用,并最终导致高折旧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融资负相关的关系.     

数字化转型能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商业信用融资视角

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作用机制之一。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战略差异度、成熟期和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提升作用主要是在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有助于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为商业信用融资研究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视角，同时也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政府创新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选取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实证分析政府创新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可以正向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相对于国有战略性新兴企业和大型战略性新兴企业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非国有战略性新兴企业和中小型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在政府创新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产品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创新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基于此，建议合理配置政府创新补贴、弱化信息不对称问题、强化市场竞争调节效应，以深化政府创新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行业特征、负债来源与 企业投资支出关系研究——以批发零售和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为例

本文以我国批发零售业和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负债及负债来源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两个行业都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但负债比例越高,企业投资支出越少,负债对企业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明显;债务来源方面,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商业信用对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强于银行借款;批发零售业银行借款对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强于商业信用。     

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决策的互动关系:税收因素视角的实证研究

利用联立方程模型,本文从税收因素视角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与投资支出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负债融资会通过对有效税率的负向影响正向地作用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反过来,由于投资支出会增加企业的折旧税盾,因而会通过其"替代效应"降低负债税盾的价值,进而抑制负债融资的水平;此外,投资支出也会增加经营收入水平、提升企业的有效税率,从而促进负债税盾价值的增加,产生负债税盾的"收入效应",然而这种"收入效应"只会对非财务约束企业的负债融资产生促进作用,对财务约束型企业的促进作用却并不明显。     

管理层权力、内外部监督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5—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风险规避的倾向越明显，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良好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能弱化管理层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渠道测试表明，管理层权力通过削弱企业的融资水平规避风险，而对企业投资无显著影响。本文拓展了管理层权力的经济后果及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领域的文献，对引导管理者积极承担风险、加强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体系建设、维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产能治理与企业债务结构再平衡—基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关系视角

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关系存在长期互补特征,但信号理论对互补强度的演变过程缺乏有效的解释力.为探索信号理论之外的互补机制,反思企业债务结构的信贷偏移效应,文章提出了产能驱动假说,利用面板门限模型,得到了以下结论:(1)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会随产能增长而呈现从"替代"到"互补"的演变特征,且互补强度(单位商业信用上升伴随的信贷上升)会随产能膨胀出现从"弱"到"强"的二次突变特征,即产能扭曲会使企业债务结构快速向银行信贷偏移,这为理解企业信贷依赖的形成路径提供了产能层面的微观解释.(2)企业债务结构再平衡能力具有异质性,高研发投资及低调整成本企业借助产能治理来修正信贷依赖的能力更强,因此降低调整成本、扶植企业创新应成为优化融资结构的重要政策路径.文章在信号理论之外提出了产能驱动假说,解释了我国企业债务结构扭曲的动态特征,并从技术创新与调整成本视角为推动企业实现债务结构再平衡提供了政策参考.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其必然受到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方式,是否影响研发投入？以我国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商业信用带来的短期偿债压力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偿债压力带来的风险效应,而不是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效应更为显著。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短期融资难以支持企业长期投资,因而政府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短期负债偿债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持续创新企业的信用画像特征——基于关键词迭代法

持续创新是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信用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从信用角度深入探讨持续创新企业具有的特殊信用画像特征，采用关键词迭代法，利用CiteSpace分析持续创新和企业信用两类中文文献的关键词，发现企业合法性、践约度和企业信用文化3个维度对两类文献关键词具有交叉重迭性。为了验证上述假设，进一步细化3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全面筛选2010—2019新三板和创业板企业数据，选择符合持续创新条件的189家企业共1890个面板数据，应用Bootstrap模型验证持续创新企业信用画像3个维度特征，取得创新性理论成果。结论进一步拓展了创新研究视角，丰富了信用理论体系，可为企业开展持续创新活动提供实践指导。     

CEO权力强度与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决策——市场化水平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如何选择合适的创新策略,是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以市场化水平和内部控制为调节变量,基于2014—2017年中证高新技术企业指数成分股数据,研究CEO权力强度与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决策关系,结果发现：CEO权力强度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相较于利用式创新投入,结构权力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抑制效应更显著,所有制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相较于探索式创新投入,市场化水平对CEO权力强度与利用式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相较于利用式创新投入,内部控制对CEO权力强度与探索式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结论拓展了CEO权力与双元创新研究领域,可为企业利用CEO权力调节双元创新投入水平提供实践指导。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技术投入惯性与企业绩效

选取深沪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以技术投入持久性为视角研究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外部环境、企业规模和财务杠杆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技术投入惯性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外部环境动荡时,惯性的积极作用表现〖JP〗更加显著;企业规模抑制了技术投入惯性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财务杠杆对技术投入惯性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还因企业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研究提示,制造企业应运用高水平投入,采取持续不变的技术投入策略应对动态环境。大规模企业要关注技术创新,增加技术创新投入,防止盲目执行技术投入策略。针对“预算软约束”问题,国有企业应注重合理利用负债融资,发挥负债的治理效用。     

企业发展预期的创新效应：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

基于2010—2018年沪深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运用计算机文本挖掘技术并结合情感分析，测算企业发展预期指数，进而揭示企业发展预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企业发展机遇预期、前景预期、计划预期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风险预期提高会抑制创新产出，但没有证据支持资金预期对创新存在影响；②基于财政刺激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并未显著放大企业发展机遇预期、前景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未缓解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但会强化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政府补助有利于强化企业机遇预期、前景预期、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未缓解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③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发展机遇预期、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未强化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④不同行业性质和股权性质下企业发展预期对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     

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

基于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在这一影响机制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能耗约束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且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能耗约束目标下,国有企业侧重于绿色发明专利研发,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研发的关注较少,民营企业则二者兼顾。此外,在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中,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发挥显著调节作用,削弱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而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动态风险视域下商业信用融资与研发投资逻辑关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化战略体系的内在要求。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深入探究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资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商业信用融资与研发投资呈倒U型关系，企业风险动态变化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供应商集中度高的企业中，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供应商集中度有助于增强企业风险的中介效应。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创新能力和双维绩效的影响存在最优阈值。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REGIONAL ANTI‐CORRUPTION EFFORT,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FIRM INNOVATION EFFORT: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l anti‐corruption effort moderate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on enterprises’ private R&D investment using data from 2,587 Chinese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cal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moderates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nterprises’ private R&D investment. Firm characteristics (i.e., firm size and firm age) also show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enterprises’ private R&D investment; larger and older enterprise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innovative resources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partners, and thus are able to reduce their degree of reliance on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government funding.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suggest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transparent and fai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enterprise innovation activ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