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互联网+”变革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利用2013-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房地产和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探讨“互联网+”变革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实证识别了“互联网+”企业改变自身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主导动机.结果 显示:“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提升,参与变革的企业增持金融资产主要是出于“替代”动机而非“蓄水池”动机.“互联网+”变革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快速推进“互联网+”的企业之中.因此,监管部门应警惕“互联网+”企业金融化倾向,在专项基金拨付时进一步强化行政审查力度,并督促相关企业披露更多的变革细节信息以加强来自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督,确保扶持资金进入微观实体的生产改造环节;应制定更具结构性的差异化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各有分工,引导国有企业攻克“互联网+”核心技术及搭建公用平台,向“互联网+”变革力度更大的企业倾斜更多的社会资源并着重监督.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

以2014-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考察高管激励方式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并基于产权异质性作进一步检验。引入ITCV方法测量内生性问题是否改变了回归结果，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研究发现：①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不产生蓄水池效应；②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开发式创新挤出效应受到产权异质性的影响；③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对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④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有助于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挤出效应，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这一调节效应并不显著；⑤相对于探索式创新，薪酬激励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开发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

以2014-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考察高管激励方式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并基于产权异质性作进一步检验。引入ITCV方法测量内生性问题是否改变了回归结果,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研究发现:(1)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不产生蓄水池效应;(2)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开发式创新挤出效应受到产权异质性的影响;(3)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对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4)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有助于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挤出效应,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这一调节效应并不显著;(5)相对于探索式创新,薪酬激励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开发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     

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嵌入对参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绩效的影响

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平台搭建者视角探索工业互联网的优势，对参与企业在嵌入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后为何能够提升创新绩效的原因探讨不足。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探讨平台生态嵌入对参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嵌入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有助于参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绩效提升。其中，异质性资源获取和能力重构在两者间均发挥中介作用，且异质性资源获取和能力重构具有链式中介效应。结论有助于打开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嵌入行为对参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黑箱”，不仅能丰富平台生态嵌入相关研究，而且可为参与企业嵌入平台生态进行创新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依据。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动机研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的检验

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凸显.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可能出于"蓄水池"或"替代"动机持有金融资产.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首次从金融周期的角度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金融化动机.结果 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与金融周期正相关,繁荣的金融市场对企业金融化具有促进作用;低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周期波动更敏感,企业金融化的主导动机是"替代"而不是"蓄水池";企业持有长、短期金融资产均出于"替代"动机,且短期金融资产"替代"效应更显著.本文所得结论对引导非金融企业回归实体经济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互联网+”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面板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

基于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采用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在5%的水平上对工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效应。由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可知，“互联网+”既可以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也可以通过绿色发展这一传导机制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依然成立。据此，建议加强“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推进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工业企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促进工业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组织冗余、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组织冗余是企业通过构建资源优势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基于组织理论与资源约束理论框架，以“资源—能力—行为”为理论逻辑，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并以风险承担能力为中介变量，以数字化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呈U型关系；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环境正向调节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为重污染行业企业通过组织冗余建立风险屏障并顺应数字化环境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环境规制、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波特假说"和双元理论,以双元创新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内在影响机理,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支持了"波特假说";(2)探索式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开发式创新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显著性体现;(3)环境动态性不仅增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分别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多样性如何影响企业探索式创新——技术多元化的中介效应

运用协同创新和三螺旋等理论，划分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多样性及其维度。以452家中国制造业高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多样性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直接关系，并探讨技术多元化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协同创新网络成员主体多样性和区域多样性均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创新，技术多元化在主体多样性与探索式创新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区域多样性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则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创新型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能从微观层面提高其运营效率,而且能够在宏观层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俨然已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本文选择兼具“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双重属性的ESG表现为锚定对象,重点分析其在促进企业有序数字化转型并进而实现创新型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基于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其创新绩效提升,且ESG表现有助于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该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小、治理效率较高以及资源冗余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更利于促进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本研究有助于企业借力数字化转型、强化ESG表现以提升其创新绩效,进而为促进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互联网对制造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在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中国制造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企业创新理论分析框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互联网促进制造企业创新的机制。结果发现，互联网对制造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互联网可以通过成本和人力资本的中介促进制造企业创新，即互联网能通过加速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交易成本和代理、治理成本，成为制造企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拓展性分析中，制造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传统公司治理方式显著负向调节互联网对制造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从降低成本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方面，解释互联网如何激发制造企业创新活力，为解析互联网促进制造企业创新机制的“黑箱”提供新视角。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弥补研发投资市场失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2015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增加内部现金流缓解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动机，通过提高主业业绩削弱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投资替代”动机，从而抑制了金融化。与国有企业和成熟期、衰退期企业相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更能够抑制非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的金融化。本文从金融化视角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作用效果，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对于重塑金融化政策范式，进一步科学优化政策设计具有积极意义。     

数字技术驱动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组织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数字技术给企业发展和创新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学界呼吁构建新理论解释企业数字创新形成机理。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传统非互联网企业如何通过匹配技术资源(IT能力)和社会属性资源(组织合法性)实现数字化转型以获取数字创新绩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对275份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并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IT能力和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IT能力和数字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组织合法性对IT能力、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具有进一步调节作用。结论说明传统非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技术投资构建IT能力以促进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而通过技术资源和具有社会属性的合法性资源匹配实现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取更多数字红利。     

金融资产配置动机:“蓄水池”或“替代”?——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投资,势必减少对经营资产的投资,这是否会导致实体经济被"挤出"?本文选择2002—2014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GDP周期变量显著负相关,与广义货币M2周期变量和法定准备金率显著正相关,与股票指数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以"蓄水池"动机为主,即基于预防储备目的。企业对非现金的其他金融资产的配置与GDP周期变量显著正相关,而与M2周期变量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对其他金融资产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动机,即以减少实体经济投资为代价,追求金融资产上的收益。一些经营运作良好、财务状况较佳、托宾Q较高的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比较多。     

数字化领导力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SEM与fsQCA方法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组织认同理论和情感—认知评价理论，检验数字化领导力各维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绿色组织认同的传导作用和数字化威胁的调节作用。为更好地理解变量间统计关系和集合关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238份问卷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领导力的4个维度均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绿色组织认同在数字化领导力4个维度与绿色创新之间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威胁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绿色组织认同间发挥负向调节效应，数字化威胁调节绿色组织认同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绿色创新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得出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的9种前因构型。     

集团背景下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选取深沪上市集团中高科技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集团背景下债务融资是否具有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投资假说”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与组织结构下,验证了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挑选胜者”效应的中介作用;最后,实证检验了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在发挥关联担保效应中的调节作用。该研究结论丰富了集团背景下债务融资与创新投入关系的研究。     

财政激励、投资战略与公司价值

基于政府规制理论、投资战略理论和价值创造理论,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财政激励、投资战略与公司价值之间的路径关系,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高管薪酬激励在“财政激励→投资战略→公司价值”路径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①财政激励能够同时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和规模投资,创新投资对公司价值具有创造作用,而规模投资对公司价值具有毁损作用;②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能够增强财政激励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进而增强对企业价值的“创造效应”;高管股权薪酬激励能够遏制财政激励对规模投资的促进作用,进而削弱对企业价值的毁损效应.     

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研究

整合组织动机和期望确认理论，从购买动机视角探讨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将购买动机分为效率动机、规范趋同动机和模仿趋同动机，阐述购买动机对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影响的微观机理。以198家购买过云计算技术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购买动机与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间的关系，并检验满意和认知锁定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购买动机正向影响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满意和认知锁定在购买动机与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各购买动机的中介作用路径呈现差异化。其中，效率动机的作用路径被满意和认知锁定部分中介，模仿趋同动机的作用路径被满意部分中介，规范趋同动机的作用路径被认知锁定部分中介。研究结论打开了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黑箱”，对于企业深入理解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促进突破性技术在持续采用过程中发挥真正价值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研究

整合组织动机和期望确认理论，从购买动机视角探讨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将购买动机分为效率动机、规范趋同动机和模仿趋同动机，阐述购买动机对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影响的微观机理。以198家购买过云计算技术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购买动机与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间的关系，并检验满意和认知锁定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购买动机正向影响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满意和认知锁定在购买动机与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各购买动机的中介作用路径呈现差异化。其中，效率动机的作用路径被满意和认知锁定部分中介，模仿趋同动机的作用路径被满意部分中介，规范趋同动机的作用路径被认知锁定部分中介。研究结论打开了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黑箱”，对于企业深入理解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促进突破性技术在持续采用过程中发挥真正价值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