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的关系

随着经济的增长，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的需求欲望，需求结构将发生变化。而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导致第一次产业国民收入及劳动力比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低。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对食品的需求增加，不断落后于工业消费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的增加，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使第一产业的产品的消费额在人们的消费总额中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了第一产业产品所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断下降。而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等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高，“服务”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为劳动力进入第三产业成为必然。     

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基于需求收入弹性基准的选择

高技术产业为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以及为传统产业的再生都提供了新的契机。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是衡量高技术产业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收入变化对高技术产品需求变化的敏感程度。通过建立双对数模型,在对高技术产业需求收入弹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测算,并分析和比较所得计算结果的经济含义,以此预测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趋势,为各地区选择合适的高技术产业优先发展领域提供指导。     

开拓消费市场重在调整收入差距

当前 ,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 ,一是城乡居民消费增长放慢 ,不良的收入和支出预期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二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总体消费水平降低。三是有效供给不足制约了消费增长。这是因为实际供给大于需求 ,但是其中有效供给 (合格的产成品 )却不足。四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限制了投资的增长。在我国第三产业与国外第三产业所占比例相差甚远 ,然而第一产业农业还是占有相当部分的比例。这种形式的产业结构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五是城市化滞后制约了有效需求的扩大。找到了需求不足的症结就为扩大内需 ,启动消费对策的提出奠定了…     

基于市场供需角度分析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趋于零,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开始进入稳态,今后推动上海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就是生产型服务业.但是,目前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强的服务需求.本文依托上海历年的统计年鉴,使用1978年~2009年上海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从市场供给和需求角度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我国文化出口贸易结构变迁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影响

国内产业结构布局影响商品和服务的国内国际市场供给,同样国际市场的供给需求引导着国内市场产业结构的布局.笔者基于1997年～2008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文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变迁以及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认为我国文化贸易产品结构长期以来以文化商品为主;文化服务贸易中传统文化服务增速较大,高附加值的文化服务类产品出口比例很小;第一产业比重一直比较平稳,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重变化比较契合.笔者在此基础上利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计量方法研究了我国文化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得出主要结论:我国文化服务出口与第二产业比重变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协整关系不稳定.笔者对这些实证结果做了进一步解释,并相应地提出了优化文化贸易出口结构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政策建议.     

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收入弹性分析

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与重视程度,随经济发展而变化。已有研究显示收入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和消费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收入弹性度量需求和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反映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对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文章以黑河流域为例,测算了不同收入阶层生态系统服务支付意愿的收入弹性。研究发现: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收入弹性大于1,说明收入水平提高,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将以更大的比例增加;各收入阶层支付意愿收入弹性不同;其中,中、高收入组收入弹性大于1,低收入组收入弹性小于1,表明不同收入阶层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偏好具有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等公共政策时,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对象的偏好纳入政策制订与完善之中。     

产业结构转换研究述评

产业结构转换长期受学术界关注,在产业结构转换的现实表现及其理论解释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依然存在着争论和分歧。本文首先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维度归纳了驱动产业结构转换的重要因素,需求侧驱动强调消费结构变化、需求收入弹性和消费外部性等引致的收入效应会驱动产业结构转换,供给侧驱动强调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引发的替代效应能够推动产业结构转换。进一步地,本文系统考察了产业结构转换的动态过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转换的国际关联与国际差异,并归纳了产业结构转换的测度方法。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评价产业结构转换研究的关键问题、寻求理论模型拓展的未来方向、探讨产业结构转换的多重驱动机制、深化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等提供了文献基础。     

提高我国制造业工资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高工资水平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内在动因,它可以通过收入一供给、收入一需求、成本一利润这三种作用机制来促进产业高级化.我国制造业低工资水平导致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缓慢,总体结构不合理,进而阻碍了经济发展.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必须通过提高我国制造业工资水平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建议.     

货币需求弹性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企业和家庭层面的货币需求异质性,对传统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修正,分析货币需求收入弹性和利率弹性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和经济开放度不但直接影响货币需求规模,而且通过货币需求弹性间接影响货币需求的变化,产业结构主要对货币需求收入弹性显著影响,而经济开放度对货币需求收入弹性和利率弹性均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将弱化对货币需求收入弹性的影响,而加剧对货币需求规模的影响。经济开放度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将逐渐由正转负,并最终导致货币需求下降。     

论主导产业的选择

概括和总结国内外科研成果,确定一个区域主导产业的主要基准有四个: (一)关于收入需求弹性基准。 简称收入弹性,指国民收入每增加1％时,所引起的对各产业最终需求增长的百分比,即各产业最终需求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不同产业的收入弹性不同,增长率一般是表明产业潜在的市场容量。只有弹性系数高的产业,才能不断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这种收入弹性高的产业往往代表着结构变动的方向,因而成为战略产业选择的必备条件。 据计算,我国收入需求弹性系数大于1的产业是化工、电力、建材、交通、冶金以及农业等基础产     

信息技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信息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消费需求、创新驱动、劳动力禀赋、劳动生产率等效应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能有效推动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引导或倒逼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但存在“产业结构演进无效率”现象，且信息技术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以产业结构为中介的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

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思想，借鉴Aghion创新模型分析方法，揭示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8—20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3SLS法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中介作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2）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创新的影响强度较大，东部地区所处的创新阶段更加领先，进一步突破前沿技术，容易遭遇瓶颈；（3）理论和实证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突出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的有效发挥。     

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外部金融依赖度、有形资产率两个与金融市场相关的指标对金融发展水平与贸易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把贸易行业SITC 4位分类数据转换成工业行业ISIC 3位分类数据后,利用多国行业面板数据,对出口贸易结构进行了回归。6个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回归系数都表明,金融发展会促进外部金融依赖度高的行业出口和形成比较优势,但是金融发展不利于有形资产率高的行业出口并且会降低其比较优势。对行业净贸易额和净出口比较优势表示的贸易结构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明了金融发展是影响贸易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汇率风险和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

在新发展格局下，现代产业发展更加注重发展和安全的平衡。本文采用2005—2018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各行业面临的汇率风险暴露和国外产业竞争。研究发现：中国有426%的行业面临汇率风险暴露，资源品行业受到汇率冲击的影响最为严重，可贸易品行业受益于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但汇率的敏感性远低于日美贸易战时期。中国有389%的行业面临来自美国的产业竞争，产业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产业的竞争力。除美国外，中国的产业竞争主要来自英国、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后疫情时代企业国际化的困难和应对。本文的研究对于汇率风险管理和产业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CONCEPTS AND PROBLEMS OF CONSISTENCY IN TERMS-OF-TRADE ANALYSIS*

The debate on how to deal with changes of relative prices in national accounts has, so far, remained inconclusive,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measure gains from changes of terms of trade. Keep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 1970s in mind (i.e. substantial changes of relative prices sparked off by increased oil prices), this state of affairs is not considered tenable. On this background, the paper takes up the old debate on how to deflate figures of domestic product, total as well as by industries. It tries to argue that deflated figures should be presented not only as real product figures by industries (using the double deflation method), but also as real income figures, obtained by deflating the current-prices figures of a certain year by the same general price index. When this is done according to procedures spelled out in detail, gains/losses from changes of the terms of trade in foreign trade will show up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ramework. In the paper,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concept of industry terms of trade. On the basis of simplifying assumptions (which are, however, relaxed in the final part of the paper), it is shown how the ratio of real income divided by real product of a certain industry will be proportionate to the terms of trade of the industry concerned, when the latter concept is defined in the appropriate way. Furthermore, the sum of the industry gains/losses from changes of their terms of trade will be equal to the gain/loss of the economy taken as a whole from changes of the terms of trade in foreign trade.     

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来自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及其质量视角研究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现象。首先，基于DS垄断竞争框架和Koch & Smolka(2019)的研究，本文重新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模型，发现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各国劳动工资。其次，借鉴Feenstra & Romalis(2014)的研究，本文构建全新的测度产品—行业—国家层面进口中间产品质量GEKS 指数法，估算1995—2011年37个国家从248个出口市场进口的制造业四位码中间产品质量指数，发现全球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分化严重，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上升，高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下降。最后，本文从跨国—行业层面定量识别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进口国制造业工资的具体影响，发现：(1)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全球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中级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劳动者以及进口矿物类中间产品制造业的工资降低效应最大；(2)进口中间产品质量通过“就业破坏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两种机制造成全球制造业工资下降；(3)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造成制造业工资下降是全球化中的市场性经济规律和暂时性“全球冲击波”。上述发现解释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并启示各国须尊重全球化的市场规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冲击，提高民众福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效应仍处于探索阶段，且定量评估不足，缺少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Acemoglu&Restrepo(2018)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并引入行业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对称性变动，从智能渗透和边界延展两方面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与技能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理，并通过2003—2020年中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显著大于对高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3)人工智能通过提升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水平增加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     

我国就业结构变动与技术升级研究*

本文利用一个全国代表性数据库，计算了2003—2013年间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变动情况，并从人口学视角进行了变动原因的分解分析。本文发现过去十年我国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劳动参与率下降。相反，除了常规操作性工作，其他三类就业占比都在增长。增长原因既有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构效应”，也有需求变动带来的“倾向效应”。从绝对值看，由于目前我国常规性就业占比仍然远大于美国，这意味着如果人工智能等技术大力推进，仍然可能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大冲击。因此，笔者也参照已有文献做法估计了我国就业中可能被替代的潜在数量和比例，以及未来行业间就业转换的方向。基于这些计算和讨论，本文对当前技术进步采纳及就业应对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 在于发展模式的革命 ——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与反思

按照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有关经济追赶的两种机会窗口理论，“第一种机会窗口”不可能存在追赶机会。但是，由于产品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第一种机会窗口”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也大量地出现了，那么，这是否有追赶成功的可能呢？本文通过对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认为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模式无法承担起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重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仍然试图通过“第一种机会窗口”即继续沿袭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应对新工业革命。为了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二种机会窗口”，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亟须重大变革。     

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

20世纪末以来，中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南北关系，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世界格局的演进。客观上，中美分别作为产业资本第一大国和金融资本第一大国，其大国关系的实质乃中国对美“双重输出”：中国向美国输出廉价工业品和对美输出资本投资；美国向中国输出低成本资金和服务。双方因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形成战略上紧密的经济互补关系。但这一关系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中美“相向转型”--中国向金融资本经济升级，美国向实体产业回调--而渐进向互斥竞争转化。处于对立矛盾却难以对抗的中国客观上只能对内依次转嫁“输入型危机”所引发的制度成本，近期需要借生态文明和城乡统筹转向国家综合安全战略调整，使这种危机借助乡土社会实现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