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就业质量与收入差距——基于流动人口数据的研究

通过将宏观层面数据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匹配，本文实证考察了政府管制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管制越严格，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越低，表现为就业稳定性下降、更难到正规就业部门就业和劳动收入减少，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地，政府管制导致的就业扭曲不仅产生了流动人口内部的性别收入差距，还拉大了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代际差距的角度看，受政府管制影响，流动人口的低就业质量还降低了未成年子女随迁的概率，加剧了留守儿童问题。最后，地区劳动保护的加强与流动人口自身议价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政府管制对就业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改革有利于继续释放“流动人力红利”,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健康增长。     

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步缩窄背景下,需要对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进行评估。通过构建一个劳动力多元化流动决策的分析框架,阐释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城乡再配置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一轮户籍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未放开户籍管制的城市相比,放开落户限制城市持有农业户口且在农村地区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3.4%,该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持有非农户口劳动力比重增加1.9%,流动人口比重增加1.5%;户籍改革引致的落户门槛降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降低迁徙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迁徙收益,促进了劳动力城乡间的再配置;城市财政压力、户籍所在地的农地价值、迁徙的心理与社会融入成本以及不稳定就业均会对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形成制约。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间落户政策差异引致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会进一步扩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人力资本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一线城市落户门槛,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释放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潜力。     

迁移类型、户籍身份与工资收入水平*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考察各类迁移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OLS及PSM估计结果均表明各类迁移有利于工资收入水平的提升;采用局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迁移范围来看,市外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市内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分户籍类型来看,农村户籍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城市户籍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综合比较各种迁移类型的收入增长效应,由强至弱可以将其排列为：永久移民市外迁移、农村户籍市外迁移、本地居民市外迁移、城市户籍市外迁移、农村户籍市内迁移、城市户籍市内迁移、本地居民市内迁移、永久移民市内迁移。城市化的核心在于满足居民的自由迁移意愿,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鼓励就近城市化而妨碍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城市化模式尚未得到收入增长激励的支撑。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应注重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进一步完善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系。     

城镇化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基于流动人口的视角

利用2016、2017年流动人口数据,从流动人口个人"农转非"承包地成本和劳动力市场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农业户籍相较于非农户籍的成本及收益,并讨论了户籍农转非的预期净收益。研究表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相较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更差,但农业户籍人口相较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有着更多的承包地,地级市层面的承包地转租收入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如果将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之间的工资差异看作户籍转换的收益、将失去的承包地看作户籍转换的成本,户籍转换的流动人口个体预期将获得每年3200元的净收益。加快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不仅有助于户籍转换个体预期收入的增加,还有助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加快经济的发展步伐。     

厦门市流动人口分布研究

以福建省典型外销城市——厦门市为研究对象,分析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受历史因素影响,户籍人口呈现岛内老城区聚集度高,岛外均衡分布的态势;流动人口分布则表现了沿主要入岛交通干道或岛外工业园区聚集的特征。确保工业区与人口居住区的环境隔离,提升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教育环境将对各区协同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户籍身份、公共服务政策与居民幸福感

本文使用一种新的离散模型估计方法,基于1989²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城市居住人口数据,检验了户籍、公共服务政策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居住在城市的农村户籍居民更加幸福,同时这种幸福感也更加稳定;户籍身份对居民幸福感存在两种传导机制:进入城市享受更好公共服务政策让城市外来群体感到更加幸福,而户籍歧视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市外来人口幸福感的提高。破除与户籍身份捆绑的各种城市特权政策,是逐步推进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社会公平、增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户籍管制、城市规模与城市发展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两难政策选择:放开户籍管制所产生的农民工市民化效应将促进城市发展,但同时产生的公共服务拥挤效应也将对城市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运用2005~201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放松户籍管制,对小城市的发展具有正的净效应,而对大城市的发展具有负的净效应;规模较大的城市倾向于加强户籍管制,而加强户籍管制又提升了大城市的规模潜力,使其规模进一步增大,即大城市户籍管制具有自我强化特征。户籍改革的突破口在于中小地级城市,前提在于促进中小地级城市发展,缩小与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我国非户籍迁移人口的结构与数量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流动的数量逐年增加,流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流动人口的数量规模、内部结构和来源去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章利用1990年、2000年第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经济数据,通过自行汇总统计,对我国的非户籍迁移人口流向和原因作简要分析,并在对迁移人口与城乡收入差距、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规模过大的非户籍迁移人口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应对建议。     

流动人口的特征、现存问题和公共政策思考

由于现有户籍制度与城市各项政策的影响,即便在同一区域中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也形成相对隔离的两个群体,在经济利益、社会交往上形成两个互不相同的体系,造成心理与文化上的隔离与互不认同。如何增强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促进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融合就成为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关键。     

城市化背景下经济活动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对照组6城市户籍人口调查数据,通过性别的视角,对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积极参与市场活动、非正规就业的分布情况以及工资差异情况进行了分析。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和多水平方法进行分析,发现女性仍然未跳出传统的"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分工模式;个人的家庭角色选择对是否从事非正规就业有较大影响;工资差异主要源自于个体,地区差异不显著。     

农民工自雇就业与举家迁移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农民工自雇就业对其实现举家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农民工比受雇农民工更倾向于举家迁移，这一现象在女性、新生代、未受过高等教育、跨省迁移和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控制潜在内生性、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同时，自雇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选择其他家庭化迁移程度较高的迁移模式，自雇就业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农民工自雇就业促进举家迁移主要是通过城市独立居住和农村土地转出的家庭空间资源再配置机制实现，而配偶不工作和老人随迁等家庭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机制的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积极扶持自雇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工实现举家迁移，为自雇就业农民工提供城市居住、农地转出等方面的便利有助于这一机制的实现，而城市则应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自雇就业农民工特点的公共服务政策。     

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视角探讨了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有助于提高本市人口规模,但对周边城市却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且专业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多样化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提高了本市和周边城市人口规模,而且能够在城市人口增长中与产业集聚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且产业集聚模式越符合当地优势条件,其集聚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得就越充分。其中,专业化集聚主要基于第一自然集聚优势、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空间共享机制而发挥作用,而多样化集聚则主要基于中间服务的空间共享机制和空间技术外溢效应而产生影响。在适宜性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作用下,多数Ⅰ型及以上大城市拥挤效应得到明显缓解,依然具有很强的人口吸纳能力;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特征更为匹配,有助于扭转结构错配、持续推进人口城市化。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六城市的调查

利用国家人口计生委2010年基于全国六城市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居留年数、随迁人口数、收入水平、城市公共服务以及融入意愿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要加快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强职业和文化培训、加快社会融合、解决好＂返乡＂流动人口就业问题等政策建议。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07—2019年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动态空间收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时空分布、收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基本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五大城市群间表现为非均衡特征。(2)从区域差异来看,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差距,但城市群内部差异不大。(3)从收敛特征来看,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显著的β收敛特征,加入影响因素后,收敛速度增加。(4)政府治理效率、地方政府竞争、数字普惠金融、人口规模和地方财政自给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和人口规模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人口流动性、公共收入与支出——户籍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本文分析了人口流动性的内生决定 ,以此解释中国户籍管理政策变迁的动因。文章表明 ,分权框架下的区际竞争将推动政府降低人口流动成本。一般而言 ,集权 ①框架下的最优流动性水平普遍低于分权框架下的流动性水平。与我国近 2 0年来户籍政策变化相一致的是 ,跨区劳动力配置需求的上升增加了户籍管制的效率损失成本 ,将推动人口流动成本下降。我们认为 ,除了协调地方公共品供给外部性、限制地区间税收竞争以最大化税收收入这两个基本原因之外 ,我国户籍管制的另一个特殊原因是便于执行地区差别政策。而设置流动成本的效率性取决于政府目标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致性程度。     

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不同省、市、自治区的跨省流动人口和分省户籍人口分布状况,以及分省迁入率和迁出率进行了估计。通过构造常住地-户籍地迁移矩阵,并计算相应的流出和流入人口在区域上的分布,通过对几个流入人口大省和流出人口大省的人口流入和流出状况进行分析,回答了他们是从哪来的,以及他们到哪里去了。同时对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状况,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时间也进行了描述。最后还对迁移率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支出责任及其分担机制——以城市非户籍人口为中心

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将城市非户籍人口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之内,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在对主流财政学中的"公共物品"概念进行反思和重新解读的基础上,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流动性程度和边际成本高低来对其进行分类,并据此来确定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及成本分担机制。其中,流动性高且边际成本高的公共服务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供给责任,同时考虑到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允许地方在全国统一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反之,则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供给责任,而上级政府则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财力补助。     

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人力资本素质不高、文化与社会认同缺失以及带有城乡二元分割色彩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共同构成了由禀赋约束构成的功能性排斥和由制度约束构成的结构性排斥这两种社会排斥存在的原因.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的必然路径在于政府通过制度革新破除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桎浩,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引导帮助其实现城市融入.     

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就业质量差异研究：现状、来源与成因

当前流动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已成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公平对待流动人口,缩小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就业质量的差距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问题。文章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就业收益、环境、保障和感受四个维度构建了劳动者层面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对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进行对比分析和差异分解。研究发现：（1）流动人口的劳动者就业质量显著低于本地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差距较大且逐年增大。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差距较小。（2）就业质量的组间差距主要来源于就业环境、保障和感受,就业收益的差异并不显著。（3）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差异主要是由中等就业质量人群的差异引起的。（4）人力资本是导致劳动者就业质量组间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但也有着明显的地区户籍分隔和城乡户籍分隔因素。文章的研究为流动人口政策制度提供了实证经验,也可为流动人口政策的评估提供参考。     

城市品牌与流动人口就业选址决策

城市品牌作为保持和增强城市竞争力,加强地区间战略关联和聚集高端生产要素的重要管理工具,已经成为各地城市建设的重点方向。文章以“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3-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了城市品牌对流动人口就业选址决策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显示,当城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流动人口到该城市就业的概率显著提高1.13%。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后,该城市公共品供给增加,环境质量提高和就业机会增多,同时短期内流动人口对文明城市的关注度显著提高,两者共同促使流动人口向文明城市集聚。而“全国文明城市”品牌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基础较好的户籍省份、年轻人群体或育有子女的群体之中。流动人口来到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地区工作之后,他们的公共医疗保险本地参保概率与子女本地入学概率均显著提高,对城市的满意度与融入当地的意愿也显著提升。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地方政府出台相关人才集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