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具有同质同源性——以雾霾现象为切入点

雾霾现象与现行经济体制机制的反生态性缺陷相关,体现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冲突.经济利益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需求;环境利益表现为环境保护的利益需求,二者均源于发展的需要,属于正当性利益冲突.解决环境法领域的利益冲突问题应奉行“权衡”之原则,通过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平衡机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注重保护环境.但是,由于环境利益的紧缺性,有必要通过建立环境法律制度保障其实现,并走向生态文明.     

从经济角度谈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

中央与地方政府代表了不同层次的利益,而存在于两者之间并非正向相关的关系,现今二者的利益冲突愈加明显且复杂.所以,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需要重构,在二者之间找到利益平衡才是完善社会利益的需要.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思想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围绕经济利益这一核心问题构筑了相应的理论体系,虽然它们对利益冲突的性质、根源及化解途径的认识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都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的本质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长三角区域合作:基于“合作理性”的动力分析与思考

区域合作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普遍形式,区域合作的逻辑起点在于有别于“经济人”理性的“合作理性”.在市场层面,长三角区域合作动力源主要来自市场利益主体的理性选择,合作博弈所达成的“共同利益最大化”成为区域合作的基点;在政府层面,区域合作的动力来自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合作的动机,既有来自自身利益(包括地方利益)的追求,也有来自其承担的政治和社会责任,政府的推动和干预会导致区域合作的双重后果.通过区域善治式政府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是长三角区域合作的理想状态,建立平等对话、多元参与和矛盾仲裁等机制对完善区域政府合作至关重要.能否将市场动力和政府推力有机整合,形成目标一致的驱动合力成为长三角区域合作成败的关键.     

从财政体制改革角度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而财政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获取与分配，从而影响着各级政府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配。财政分配集中体现各种政治力量利益、矛盾与冲突。财政体制是经济利益转化为政治利益的“转换器”。每一次的财政制度变更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都是一次调整。     

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探析

黑色旅游是新兴的旅游活动,处理好各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对发展黑色旅游至关重要。从社区参与和旅游伦理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当前完善黑色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应以政府为主导,增强社区参与旅游活动,加强黑色旅游的公益性、教育性,坚持旅游伦理理论,形成合理的黑色旅游利益分配模式,走旅游可持续发展道路。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衢州古民居保护与利用研究

浙江衢州是龙游商帮兴盛之地,留下众多具有价值的古民居。而目前古民居保护状况堪忧,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是古民居没有获得有效保护的重要原因。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古民居保护与利用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造成当前保护与开发不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建立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利益协调机制,制定古民居保护与开发策略,才能使古民居得到有效保护和持续发展。     

基于循环经济的区域合作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长三角区域合作“困境”与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一定的关联,主要表现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合作难以调和利益冲突、粗放增长方式下的区域合作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单一数量目标下的区域合作难以拓展发展空间等方面.发展区域循环经济,有利于拓展区域合作空间,有利于破解区域合作困境,也有利于提升区域合作内涵.以循环经济范式推进长三角区域合作,首先要在长三角区域层面制定并实施循环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并以循环经济范式推进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以制度和机制消解循环经济的合作困境.     

重构新的利益协调机制

中国当前的社会利益严重分化，利益纠纷和利益冲突加剧，利益问题已经到了激化矛盾并引发社会危机的地步。掩盖与压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尽快建立公开、公正、公平、合理、能够激励社会各阶层成员获取正当利益的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大多数公民的利益。     

我国PPP项目合作中的利益关系及分配方式研究

PPP项目融资模式的成功运用,离不开其利益相关者的收益与风险利益关系的协调。从激励角度考虑,将利益分配作为解决公私双方利益冲突的途径之一。通过对公私双方利益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双方利益协调的必要性。以公私合作利益分配原则为前提,建立起基于风险调整的利益分配模型,提出了基于资源投入和风险分摊等因素的合作双方收益公平分配方法。     

基于利益关系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利益,利益关系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两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地方经济增长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许多新的利益集团和利益群体。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与利益集团联盟,在经济上为GDP和利税进行竞争,在政治上为晋升而竞争。为了改变地方政府从辖区利益出发解释和执行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现象,我们有必要从制度上创新,构建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

随着竞争的加剧,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获取竞争优势、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区域经济合作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的缺失,直接影响到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作为不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平衡、协调各方利益的制度安排,是突破现有制度瓶颈、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     

产出损失和政策效应分化下的G20合作

在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实体经济产出损失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本文着重从经济基础层面对当前G20合作的现实困境加以解释.笔者认为,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形成了G20深化合作的内在动力,但与此同时,冲击的不对称性以及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也造成了当前G20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现实困难.此外,在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分化特征更为显著的背景下,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而围绕市场开放和外部经济失衡调整的利益纷争也必然会有所加剧.     

云南三江并流重叠保护区间利益冲突的法律分析

云南三江并流地区是具有全国生态重要性的区域,该区域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保护区域,且存在诸多重叠之处,这加剧了原本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会居民的利益冲突,利益相关者的数量增加,利益冲突加剧.本文在此基础上,指出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和冲突,并分析了利益冲突背后的深刻根源.     

利益集团与集体行动:一个文献述评

现有研究表明,集团利益的公共性会导致集团成员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形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认为小集团、有选择性的激励、提供非集体收益、强制、组建有正规组织的社团、意识形态、利他主义和社会资本等能克服搭便车行为,促进合作,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     

Is group selection necessary?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homogeneous Middleman groups: Comments on Janet Landa’s paper

This article critiques the efforts by Janet Landa, David Sloan Wilson and others to use group selection paradigms to explain the success of homogenous middlemen groups (HMGs). It argues that group selection theory cannot explain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s that arise within HMGs or why they dissolve in certain occasions. Landa’s earlier explanations, which stressed the combination of genetic (kinship) and social bonds in the creation of trus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extension of credit and the creat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 better predicts both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es of HMGs.      

Borders of Peace in Policy and Practice: Nation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of Israel-Jordan Border Management

Border-management policies are designed to balance national interests of border control with the costs of monitored cross-border interaction. These policies, formulated by national authorities, are often based on constructed definitions and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rather than wider understandings of the components of human security. This is especially evident in post-conflict borders where local initiative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ross-border interaction are posed to contribute to regional stability and secur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civilian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the Israel-Jordan border regio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local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regarding border management. Focusing mainly on Israel's policies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despite the vision of good neighbourly relations and their potential contribution towards regional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local cross-border initiatives have been inhibited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case study demonstrates the mechanisms and ramifications of exclusive securitisation policies of post-conflict border management.     

探讨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何为“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公共利益”？这是近年来农村土地征收中的焦点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失地农民数量急剧增加,引发了大量的冲突和社会矛盾,而导致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深层原因在于公共利益被泛化,使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经常出现滥用征收权、征地范围扩大化以及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要保障农民的权益,必须明确地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通过探讨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方式及界定主体,最后对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程序提出建议。     

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同利益体对环境政策的博弈分析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为了各自区域经济的发展,仅追求自身利益,造成自然资源不合理地被开发利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些制约了整个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同利益主体间利益关系以及各博弈主体可能的行为,为政策当局制订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一定参考性意见。     

我国区域经济开放的特性与区际利益整合

市场分割条件下,我国区域经济开放具有多重的性质。开放经济理论形成了丰富的思想成果,国家层次上的开放经济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开放同样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地方利益的驱使是导致区域保护和区域经济分割的重要诱因,市场分割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会带来国民利益的损失。因此,我们应采取战略性调控措施,推进区域经济开放和区际利益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