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

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财政分权是财政改革中上下级政府财政权力分配的测度。从财政分权制度安排来看,由于制度供给的缺失,自上而下形式,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留下了博弈空间,具体表现为财权争夺中的机会主义与商业化倾向和事权分担中的相互推诿,导致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和政府形象的损害。中央政府要从多个方面完善财政分权制度,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县级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的财政分权模式选择研究

自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在地方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财政分权在保增长的同时也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一些与财政分权体制相配套的辅助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省以下改革相对滞后,降低了财政分权体制的实施绩效。推进县级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理顺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建立合理而持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率,还可在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财政分权制度能促进高技术产业增长吗

财政分权制度体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高技术产业发展重要的制度支撑.通过构建一个财政分权制度内生到高技术企业决策的理论模型,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分权制度对高技术产业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运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收入型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的增长,但支出型财政分权对高技术产业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证实了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是财政分权影响高技术产业增长的重要途径.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反映出财政分权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财政集权的趋势;当前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错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不当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造成了我国财政纵向不平衡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但税收控制度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未来的改革还需要在进一步权衡分权和集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适当的分权是大势所趋。     

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在联系,对2004-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估算,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等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和2008年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也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起到一定作用;剔除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城镇化和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债务增长更为迅速.鉴于此,本文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官员考核机制、中期预算平衡和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政治影响力、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

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务员规模受到政府间政治关系和财政关系的显著影响。地方相对于中央的政治影响力由关联中央委员的政治影响力加总而来,它对"官民比"指示的公务员规模发挥正向作用。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财政分权,测度指标包括收入分权、支出分权和财政依赖,亦均对公务员规模发挥正向作用。因此,控制和优化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可行的策略包括优化各种权责利配置、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完善地方自主制度建设和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财政分权:促进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可置信承诺机制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改革。财政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导致地方政府间争夺经济资源的竞争。这种竞争提高了救助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可以作为一种承诺机制,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双刃剑”上的中国财政分权——基于经济增长和波动效应的研究

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政府诱致型的波动是对这些年中国经济最合理的刻画,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波动的根源.利用1994-200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经济具有双面作用,一方面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导致中国经济的波动,而波动的根源是分权体制本身.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相互作用会激励地方政府无论在经济衰退期还是繁荣期都采用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正是这种财政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来自云南106个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以云南106个县为例,对地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地方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行为进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以上级补助为主的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以上解支出为主的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主要取决于经济环境所决定的财政支出行为。进一步挖掘发现,地方财政分权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传导过程中的财政支出行为存在明显的经济行为依赖和地区特征依赖,其中:前者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增加以及城镇化推进,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改变财政支出行为,提升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财政努力;后者表现为越是重点发展或富裕地区,越有利于财政分权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作用的改善,但针对民族、边境等特殊地区却不然。最后,文章提出了强化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引导和激励作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财政分权的数量化度量及其地区间差距——基于197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

厘清1978年后中国的财政分权到底"分"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涉及一个财政分权程度衡量的问题。本文通过特定的指标设计,采用1979—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各省级地区以及四大区域(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进行了数量化度量,得到了各省级单位的平均财政分权度以及各地区间的财政分权度差距,这可以加深对中国财政分权的理解。     

Fiscal crises,decentralization, and indiscipline

How 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fluence fiscal discipline and the probability of a fiscal crisis? Discrete choice analysis used with panel data reveals that crisis probability is associated positively with spending decentralization and negatively with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These effects are prevalent in countrie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tax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while a stronger rule of law mitigates such adverse decentralization effects. The findings imply that reduced risk sharing against local shocks under tax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destabiliz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a nation's fiscal system. Therefore, policymakers should be cognizant of the undesirable impacts of decentralization on fiscal crisis and indiscipline.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解释逻辑:从理论述评到实践推演

本文采取文献述评的形式梳理了分权、财政分权与财政联邦制的一般理论,并结合当代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对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称谓和特征进行了解析。对于能否用中国式财政分权来解释从财政包干制时期的财力分散走向分税制时期的财力集中的现实,本文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予以了阐述,指出虽然当代中国践行的是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但是政治集权体制下的财政分权却塑造了地方财政自治权和中央财政控制权同向增加的特色。     

中国式分权下的区域创新绩效研究---基于资源获取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

依据资源基础理论,财政自主权作为一种有价值、稀缺、不可完全模仿、组织可利用的财政资源,是地方政府取得良好区域创新绩效的来源;使用2007—2016年中国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考虑财政分权异质性、创新绩效异质性、创新强度、内生性等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②地方政府在运用支出自主权为获取良好的区域创新绩效时,存在"软约束"问题,即收入分权对支出分权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约束作用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转移支付的"公共池"效应与创新锁定效应。     

分权、区域竞争与倒U形分权效应曲线研究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吗?分权能够一视同仁地促进不同地区相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吗?文章通过构建区域间追赶模型指出:(1)财政分权在带来区域竞争激励并促进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从而使得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倒U形"曲线状.曲线背后的逻辑在于"政治锦标赛"下的竞争压力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并不一样,不同压力来源可能诱发出地方政府的不同努力水平.(2)利用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造四类财政分权指标,证实了分权促进区域内经济增长且依据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倒U形曲线的基本推论.     

财政分权与地区市场分割实证研究

财政分权对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实证上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首先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测度了378对省际间的市场分割度,随后,利用1986~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经济分权、对外开放、FDI、相对财富、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和地理距离对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重点研究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度,尤其是收入分权,而经济分权则降低了市场分割度,有益于市场一体化进程。此外,FDI、对外开放、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而相对财富的提高则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Do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 the size of the shadow economy?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r OECD countries

In this article, we stud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as driving forces of the shadow economy in advanced economies. Our empirical analysis suggests that a reduction in income inequality will contain the shadow economy, whereas expenditure and tax decentralization do not significantly impact it. As decentralization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increase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is result is indicative of already highly effici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s. Our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positively affect the size of the shadow economy, whereas the tax burden does not have any discernible effect on the shadow economy in our sample.     

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and local fiscal indisciplin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Based on Chinese city-level panel datase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s (VFI) on local fiscal indiscipline in a part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etting. We find that higher VFI induces a form of fiscal indiscipline: a reduction of tax collection effort by local governments. In addition, by exploiting the unique Chinese fiscal institution of “extra-budgetary” revenues, we show that in this case higher VFI does not alter local governments’ tax collection effort. Even though local governments also possess full taxing power for “extra-budgetary” revenues, these revenues do not contribute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central fiscal transfers to local governments, thus creating very different incentiv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VFI. Our results shed light on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the VFI and provid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olicy in China and elsew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