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数字化能促进链上企业间的融通创新吗——基于智慧供应链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融通创新是新形势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与实体企业相融合的一种新型创新方式。当前，融通创新已成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3—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将2018年商务部等八部门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PSM-DID方法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对链上企业间融通创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可降低协作成本和强化知识流动而促进供应链企业间的融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供应链上企业之间的关系紧密度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力度越大，供应链数字化对链上企业间融通创新的促进越显著；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供应链数字化对链上企业间融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因此，要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的投入，充分发挥试点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企业应加强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供应链各个环节的集成应用，以更好地提升供应链上企业间的融通创新水平。     

供应链金融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供应链金融同时具备供应链属性和金融属性，其如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以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供应链金融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企业数字化程度低、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存在银企关系的企业相比，在企业数字化程度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低、非银企关系下，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该研究丰富了供应链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也对提高企业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促进企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如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以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均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具有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会对突破性技术创新产生强化效应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并会对渐进性技术创新产生替代效应进而弱化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规模越大，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创新促使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越弱；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也为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与构建竞争新优势提供了经验借鉴。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成与企业绩效——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高自身资源和能力水平并借助外部主体力量放大其潜能提供了有效的转型升级思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本文运用Python获取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增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集成程度具有显著的推动效用;供应链集成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通过供应链集成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促进效果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和非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中更明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及供应链集成的积极影响在中小型企业中并不显著;供应链集成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间不能发挥中介作用。本文对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和微观基础进行了探索,研究结论对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性的指导建议。     

多元数字化应用如何赋能企业出口

在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数字化应用对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20年两万余家中国私营企业数据，观察企业数字化应用的具体环节，探究了多元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的作用效果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多元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决策及出口规模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客户管理和销售管理方面的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企业内部管理和安全监控方面的数字化没有体现出贸易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融资约束改善、获取财政补贴、营商环境改善、政治关联强和高新技术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的出口效应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多元数字化应用通过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推动了企业出口。本文结论为政府和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赋能出口贸易发展提供了决策支持和经验依据。     

数字化驱动企业“脱虚向实”:基于资产结构的证据

企业增强经营资产配置是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本文从企业财务分析视角，借助CSMAR数据库及手工搜集的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字化行为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对资产结构配置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主要结论如下：(1)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公司的经营性资产比例，表现出促进微观层面“脱虚向实”的潜在影响。(2)数字化表现、数字化广度与数字化深度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具有一致性。(3)进一步探究影响边界发现，供应链压力越大，数字化的作用效果越强；而同业竞争越强，数字化的作用效果越弱，这源于企业在进行垂直、水平比较时的预期收益和潜在成本存在差异。(4)企业数字化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性收益从而增加企业短期经营资产配置，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产出从而增加企业长期经营资产配置。(5)数字化对资产结构的影响在非国有样本中更加显著，这与市场机制的逻辑相一致。文章探究了数字化赋能实体企业的微观表现，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数字化的财务后果，为企业重要利益相关者提出建议。     

减税激励、供应链溢出与数字化转型

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点，以缓解企业税负为目标的政府减税激励能否助力数字化转型值得研究。精准识别减税激励政策作用对象是在政府财力有限情况下积极发挥减税激励效果的现实选择，也是全面提升财政政策效能的内在要求。本文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研究了如何实现减税效果最大化并带动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借助2008—2016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与企业供应链数据，研究发现下游企业的减税激励显著促进了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上游企业减税激励对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不明显，这主要与上下游企业垄断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有关。下游企业的减税激励不仅导致对其自身经营绩效的优化，而且通过供应链传导带动中游企业现金流优化与规模扩张，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内部数据共享，使中游企业拥有充裕的资金进行数字化相关的人力资本升级与投资。上游企业由于垄断能力较强导致传导效果受阻，无法实现类似下游企业减税激励溢出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为更好选取减税激励政策的作用对象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区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1—2019年，全国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均值呈先缓慢下降，后持续上升的两阶段特征；全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则呈持续上升的趋势。(2)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大。同时，这个提升效果会受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即企业战略柔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强。(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4)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的研究样本中更显著。因此，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双元复合型人才，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国际创新网络的创新分工,也影响了企业研发国际化战略的价值布局,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以2006—2021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企业展开研发国际化;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释放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研发国际化战略布局的多元化更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中,研发国际化对国有企业、高技术产业样本企业及低创新资源城市样本企业的创新绩效展现出更强的提升效应;环境不确定性、供应链集中度在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分析师关注则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营造繁荣有序的产业国际协同创新生态,构建具有抗冲击能力、较强韧性的国际创新网络,发挥数字化转型在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间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来自上市公司数字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带来正向的财务回报,已成为业界重点关注问题。本研究以2010—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并详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大型企业转型程度越高,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无论是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通过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处于财务困境和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优越,这种促进作用也会越强。     

人口流动推动了企业异地并购吗

本文以中国企业异地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全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人口流动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级市之间流动人口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人口迁入地企业在迁出地进行并购投资的规模,且这一推动作用在高学历流动人口和从事金融行业的流动人口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目标公司所在地（人口迁出地）投资者保护程度越差、市场化程度越低、传统儒家文化越浓厚或当代文化包容度越低时,流动人口对企业异地并购的推动作用越强。本文揭示出流动人口可帮助企业在异地并购中消除投资壁垒,为户籍政策调整和促进企业跨区域投资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风险投资介入推动了资本跨区域流动吗？——基于企业异地并购的实证研究

资本跨区域流动是优化地区间资源配置、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而金融要素又是促进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推动力。为此,文章从异地并购的视角探讨了风险投资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并探讨了多维管理层特征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参与程度的提升促使被投企业扩大异地并购规模,从而推动了资本跨区域流动;但风险投资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可能发生在各风险投资股东均为非大股东、主导风险投资为非国有产权属性和风险投资联合投资的情境中。(2)风险投资介入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在欠发达地区企业并购发达地区企业的逆流并购的情境中更显著,且风险投资的参与也打破了地理距离障碍,激发被投企业愿意在远距离的异地并购中扩大投资规模。(3)企业管理层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抑制了风险投资参与程度对异地并购规模的促进作用;CEO任期的增加强化了风险投资参与程度对异地并购规模的促进作用。文章提供了风险投资促进资本跨区域流动的经验证据,对优化企业异地并购决策以及推动区域间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绩效——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数字技术加速与供应链融合的背景下,厘清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的机制及效果是深入推进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的前提,对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借助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构建的外生冲击环境,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管理赋能和创新赋能是供应链数字化驱动企业绩效提升的具体路径机制,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和政府营造的良好供应链运营环境是不可或缺的支撑条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对产业链中游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绩效驱动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中,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构造风险危机的外生冲击,通过事件研究法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企业对危机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力和事后化解能力,增强了风险冲击下企业绩效的稳定性,实现了有韧性的增长。本文不仅为加快构建现代供应链体系提供了经验支撑,更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企业创新影响研究——作用机制与效应检验

当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微观企业创新的赋能效应日益凸显，逐步成为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进一步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提质增效。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强化企业数字化投资和数字技术应用双重路径促进企业创新；且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而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越高越不利于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和非制造业企业创新增效；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成熟期企业创新提质增效，而对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基础设施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对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对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赋能效应具有启示意义。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5-2020年国家级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从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和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两方面探析二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进一步地,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呈倒U型;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创新绩效前因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为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创新绩效,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融通创新?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方向和指引，但面对融通创新这一新的创新范式，其作用效果及机理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两个不同层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融通创新分别存在倒U型和正向影响；相较于中小企业，大企业更能促进企业融通创新。作用机制表明，底层技术运用通过影响经营风险、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于企业融通创新，技术实践应用则通过提升动态能力、降低信息不对称作用于企业融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底层技术运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越“凸”,而技术实践应用的促进作用将受到抑制。本文探索了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因素，并为政府制定推进企业融通创新、发挥数字化转型赋能作用的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产业政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指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能够促进已投资企业向海外再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多元化程度,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金融财税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看,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作用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生产率越高,产业政策的促进作用越强;相比于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利用这一机遇促进企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命题。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海关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从作用条件来看，高管风险偏好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生产中低质量产品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