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程的地区差异研究

城市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人口的城市化,而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则构成了城市化的主要来源。本文运用各地区人口流动2002～200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对城市化水平模型的估计,发现经济发展仍然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而人口数量对东、中部地区产生了规模不经济,对西部地区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并且跨地区的人口流动加速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城市化进程的差异。     

信息化对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及对策

城乡一体化作为我国协调城市和农村两大地域经济和社会系统的重要方式，在未来全球信息化的浪潮中，将会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产生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文章从城乡地域社会经济、人口流动和居住空间的变化、城乡文化和思想意识的交流以及城乡地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出发，分析了信息化对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各方面影响，并就城乡制度政策改革、统一市场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如何利用信息化趋势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管理的国外经验借鉴

本文通过对迁移流动人口的原因及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以及对欧美及日韩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迁移经验的借鉴，提出了中国在面对人口问题和本国的特殊国情条件下如何更好的引导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并且使他们真正的实现到产业工人的转变，从而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促进我们经济社会以及农村和城市的共同发展     

上海市房价与城市化的相关实证研究

明确城市化水平与城市房价的关系,为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制定合理的房价政策提出依据,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的繁荣发展,避免由于房价的过高影响城市化的进程,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     

制度创新是推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根本

在影响农民增收的相关因素中,经济技术因素是直接变量,但制度体制安排则更具决定性和持久性,它决定着经济技术因素的作用成效。因此,我们应强化城乡户籍、农村土地、金融、财税等制度创新,实现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经济技术要素的合理利用,推进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最终实现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致富的目的。     

城市迂回生产与城乡共同富裕

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决定暗含了迂回生产水平决定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从而进一步决定共同富裕程度，而共同富裕程度决定的市场规模又反过来决定迂回生产水平。基于2003—2014年城市级别数据并将共同富裕纳入斯密-杨格定理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生产链长度增加带来的城市迂回生产水平提升对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第二，在城市迂回生产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城市迂回生产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从而避免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并且城市迂回生产还会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而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第三，考察城市迂回生产的分工深化趋势的影响后发现，嵌入全球分工不仅能够促进城市富裕程度的提升，还能够有效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上述结果意味着，如果要从生产分工的角度来助力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就需要鼓励城市积极嵌入生产链进行协同分工，特别是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养老金制度基本框架

中国工业化进程十分漫长,社会经济二元性结构长期存在,这决定了中国养老金制度的二元性;在城市和农村不得不实行不同的养老金制度。但是,工业化过程本身就伴随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转移,这又要求城市养老金制度与农村养老金制度具有一定的融合性,否则会阻碍劳动力流动,影响工业化进程。以基金制为主体的养老金制度疑具有良好的融合性。人口老龄化又促使养老金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转轨中的隐性养老金债务困扰着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发展,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上又不可能将隐性债务转嫁给企业和个人,中国养老金制度必须得到政府转让国有资产、财政投入等方式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体现公平,实现理分配功能,又必须保留部分现收现付制度。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能用中等的资源去应付发达国家才面临的老龄化危机和养老金制度转轨。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只可能提供与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保障,我次的养老体系的建立十分必要。建议建立5层次7支柱二元性的养老金制度,以便在中国形成社会、政府、家庭、个人共同解决养老问题的格局。     

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缓慢的解释主要来自人口流动以及产业和城市经济发展方面,但是,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明显受制于城市最佳人口规模的扩大,即城市的容纳能力。通过对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2006年共计7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的结果表明,金融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有很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业发展水平的不足将抑制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进而减缓了城市化步伐。为促进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应加强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加大城市公共支出方面的金融创新力度以及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

尽管中国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持续增长,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并且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也没有带来城乡工资差距的均等化,相反中国的城乡差距、城市内部本地职工与外来职工的工资差距都是持续扩大的。对于这些与传统理论相悖的"谜",本文借助于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内生决定机制来解释。本文认为,从绝对禁止到逐渐松动,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演变是倾向城市居民利益的决策结果。改变这种从城市利益出发、由城市单方面制定人口流动政策的局面,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才能够实现。而这种转变既有利于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又有利于实现城乡平等与社会和谐。     

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几个误区

在高度的人口压力下,中国农业由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变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此,经济学家开出了“城市化”这一“良方”,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却出现了种种误区: 1.“城市化”即提高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城市人口比重的大小,因而只要采取适当的政策,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就会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这种观点的     

“三权分置”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四维耦合及实践推进——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对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影响。共同富裕可从整体富裕、共享富裕、全民富裕及精神富裕四个方面来阐释，因此，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就要促进农民农村整体富裕、共享富裕、全民富裕及精神富裕。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中，落实集体所有权通过确保土地权益合理分配和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机制，稳定农户承包权通过保障集体权益分配权和保障土地财产收益机制，放活土地经营权通过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对不同维度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产生推动作用。针对集体经济组织角色定位偏差与能力有限、新增集体成员承包权难以实现及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多种问题，应通过加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管理与优化管理队伍、创新承包权实现方式及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一体化路径研究——基于新农村建设平台

农村城市化与城市郊区化是农村与城市的边界由明确到模糊的过程。利用新农村建设平台和契机,加快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一方面要素向城市流动,城市人口加速增长,城市日益向郊区扩张,另一方面,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消费心理影响着农村,最终实现城乡融合。通过城市郊区化——建设农村特色的新城镇和农村城镇化——建设城镇特色的新农村,逐步实现城乡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一体化。     

中国农村老年保障:从土改中的土地到全球化的养老基金

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公民权分离的基础上，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政治和法律原因造成的，并且被两类社会组织之间的严格分离以及一系列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障碍所强化。长期实行的社会保障体制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不仅反映了这种分离，而且也是这种分离的一部分，社会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制造和加深这种城乡分离的主要工具。在这种社会保障体制下，中国教育的发展、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在城乡分离的不同的基础上组织的．城乡之间在卫生医疗服务和老年保障方面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城市居民享受着比较慷慨的养老金制度(1950年代初建立)的保护，且待遇标准超过了发展中国家通常的水平，而农村地区除了微不足道的社会救助外，却没有正规的老年公共保障措施。关于中国的农村养老金，目前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改革，而是如何建立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全新制度(试点计划除外)。公共讨论对是否建立农村养老金制度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本文就中国农村养老金制度的建立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和具体实施办法。     

我国人口城市化制度创新对策研究

人口城市化不仅要以工业化发展为前提，还和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各项制度安排密切相关。我国原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及农村土地制度等已成为了阻碍人口城市化进程的障碍。要通过建立统一的户籍制度、健全农地流转机制、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市场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手段，实现人口城市化制度创新。     

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管理的国外经验借鉴

本文通过对迁移流动人口的原因及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以及对欧美及日韩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迁移经验的借鉴,提出了中国在面对人口问题和本国的特殊国情务件下如何更好的引导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并且使他们真正的实现到产业工人的转变,从而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促进我们经济社会以及农村和城市的共同发展     

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问题研究——基于户籍制度的视角

在城市化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的今天,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也成为我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极大地约束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因此改革或取消户籍管理制度,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然而,基于农民理性人的假设和对城乡相对收入差异模型的分析,得出改革或取消户籍制度并不会引发预期中的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只有实施一系列旨在提高农村人口对城市生活满足程度的改革才是促进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从城市偏向到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偏向政策影响城乡差距的Panel Data证据

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容易出现城市偏向问题,本文基于城市偏向与城乡差距的理论模型,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城市偏向政策影响城乡差距的效应进行回归估计和检验。结果发现,城市偏向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固定资产投资及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越明显,城乡差距越大。现阶段我国经济及工业化水平提高对城乡差距产生正效应,城市化及开放程度提高则具有负效应。受之启示,消除二元结构、扭转城市偏向及推进城市化对于缩小我国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口流动对社会保障参与的影响及应对

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一线城市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其他地区的人员大量涌入,整体的人口流动速度加快。而且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流动人口占比较大,这些流动人口既是城市的建设者,又是城市发展的推动者,但是从现实角度出发,这些流动人口对社会保障参与带来了一系列影响。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必须要明确这一影响,采取有效对策,促进人口的稳步流动,同时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权益。     

论交易效率改进、自由选择与二元经济转型

本文通过三种产品的非线性模型再现杨小凯的城市化及二元经济理论,并讨论杨小凯在三种产品线性模型中省略了的不完全分工结构及存在户籍限制下的城乡人均真实收入差异问题。在实行二元经济转型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中,应该牢牢抓住提高分工水平这一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城镇对提高全社会分工水平和人均真实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应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城市发展模式,加快城镇的发展;取消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户籍制度,消除对农民的歧视政策,降低农民进城的交易成本,为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民进入城镇创造便利条件;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摆在促进城乡交易效率改进、提高社会分工水平进而实现二元经济转型的战略地位,加快其发展进程。     

中国农村城市化需要制度创新

从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节约包括土地在内的多种资源等角度,都可以充分论证加速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必要性。本文要分析的不是“要不要城市化？”而是“制约城市化的几个主要的制度因素”──现行的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和落后的“城市”观念,从而认为：中国农村城市化需要重大的制度创新。 一、现行户籍制度阻碍人口和资源的流动和相对集聚,从而阻碍“城市化” 尽管人口集聚不等于城市化,但是城市必然有人口及其他资源的相对集聚。集聚的前提是人口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中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