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标签与第二医药用途专利侵权认定：从规范构造到标准选择

第二医药用途发明可被专利已成为世界立法趋势。中国现有立法中狭义的第二医药用途专利可以获得专利保护。英美司法实践发展出主观意图测试、客观意图测试和外在表现测试3种侵权认定标准，分别对应过错和无过错侵权原则。中国需在原研药创新、仿制药产业和药品可及性三元平衡视角下，选择综合进路。在第二医药用途专利直接侵权认定标准上，应坚持无过错标准，仅考虑仿制药厂的简明标签行为是否符合法定要求，以此判断是否落入第二医药用途专利保护范围。在间接侵权认定上，应坚持过错标准和因果考察。     

仿制药品政策应当成为中国药物政策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创新药品给予患者可获得机会,仿制药品给予患者可支付能力;创新药品是仿制药品的前提,仿制药品是创新药品的基础,二者是医药市场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仿为主"的我国医药产业,由于历史客观原因导致仿制药品低水平重复申报/生产、低价恶性竞争等弊病遗害目前依然存在,医药产业整体创新程度低、产能过剩是我国必须直面解决的突出问题,亟需建立完善的国家仿制药品政策体系。近期,国家推行的仿制药品质量一致性评价实际上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次订正补课行为,同时,相关政策也已经为仿制药品政策体系搭建指明方向。近期需要重点配套实施几个具体落地政策措施,包括在带量采购试点及医疗保险支付、医院使用中对优质仿制药品给予支持,鼓励专利挑战及建立首仿药品独占期保护等制度,尽快建立仿制药品质量综合评价标准体系等,以激励仿制药品企业积极提高生产水平和工艺创新能力,推动我国仿制药品产业发展,实现"制药强国"战略目标。     

3D打印技术对专利实施的潜在挑战与对策思考

3D打印作为一项新兴重要技术将深刻影响人类生产方式和制造业运作方式,亦将对现行专利实施体系构成诸多潜在挑战。基于Innography专利分析软件,对3D打印技术全球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剖析。分析了3D打印技术对专利侵权认定、专利直接侵权制度、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挑战     

商业秘密侵权中的善意第三人

在商业秘密侵权中,善意第三人的责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国法律对此缺乏明确的规定,给司法带来了困难。本文对善意第三人及其责任的界定、外国法律的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了探讨,并对我国如何加强其立法提出了建议,以期推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对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思考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然而我国目前相关立法却还存在诸多不足。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分阶段、分层次地构建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并确立合理的基本法律制度。     

新冠肺炎疫情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研究——以瑞德西韦为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瑞德西韦专利药品受到了广泛关注，虽然其仍在试验中，但给重症病患带来了希望。当前的疫情发展形势符合我国《专利法》规定的颁发专利强制许可的条件。首先概述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及其特点，分析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立法实践，提出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应适当放宽申请主体限制、适度扩宽申请事由规定、善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谈判价格、制定符合国情的专利许可制度等建议，为我国启动药品强制许可制度提供政策依据。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建构的中国方案：理论、原则与路径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作为专利纠纷的早期解决机制，解决了药品上市行政许可与专利权保护的衔接机制问题,该制度的创设遵循我国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制度构建应以法益衡平理念为基本指导原则，结合我国药品监管体系、医药产业政策和专利行政、司法保护运行机制设计相关内容，该制度构建涉及行政权、财产权、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我国具体制度设计应遵循生命健康权优先保护、合理保护、效率与公平兼顾协调3个原则，重点调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除科学设置药品上市目录集、专利声明、暂缓审批期、首仿药市场独占期外，还应注重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药品试验例外、专利诉讼、专利行政处理、强制许可等制度的协调与衔接。     

大规模侵权法律责任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现代社会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风险高发的社会,风险多发和侵权范围广泛之特征要求侵权责任法立法必须对此作出应对。大规模侵权法律责任制度的构建即是因应这一特征的重要制度设计。大规模侵权责任制度的构建要考量公共政策的因素,考虑受害人的不确定性,以及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方面判断的特殊性。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大规模侵权行为多发生在商业领域,作为商业侵权行为的重要表征形态,要将此制度设计与商业侵权责任制度体系有机统合,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制度架构;必须考虑现代社会大规模侵权责任制度的构建与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整合;必须考虑大规模侵权责任制度的实现与程序法规则的完善的内在一致性。     

欧盟和美国人工智能立法实践分析与镜鉴

立法是治理人工智能风险、促进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义界定、立法类型与模式选择，以及法律权责认定，是人工智能立法中面临的三大问题。立足中国国情，比较和借鉴了欧盟和美国人工智能立法研究与实践经验，中国人工智能立法应以人工智能本质和未来发展为抓手厘定其法律定义，构建促进型立法和规范型立法兼具，综合性立法、分散式立法与附属立法相结合的人工智能立法体系，并通过立法否认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设置举证责任倒置等机制合理划分人工智能侵权责任。     

试论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不足

随着经济全球化，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也日益增多。因涉外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之债，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各国相继立法就其法律适用问题予以专门规定。然而纵观我国的相关立法，却可谓付之阙如。实体法并无相关规定，而冲突法领域也仅有《民法通则》第146条的规定，过于原则、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亟待建立和完善。     

二元体制下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法治实施困境与对策

军民融合发展是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实现富国强军与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必由之路。我国军民融合从初步融合走向深度融合,涉及多方主体的关系调整与利益重塑,需要在法治轨道上通过法律规范与法律运行两个维度整合各类主体力量、配置各类要素资源。目前,军民融合法治实施受制于“军”“民”二元分离体制结构的现实约束,在法律规范层面处于制度供给不完备状态,在法律运行层次面临主体实践不协调困境。二元体制下破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法治实施困境,宜从静态规范层面和动态运行层面综合调整军民融合行为。一方面,通过适时制定和颁布具有统一效力的军民融合发展法,清理、废止和修订不适应军民融合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在规范层面建立健全统一完备的军民融合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另一方面,探索建立“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小组分工负责”的军民融合法治实施领导体制和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军地联合法律执行机制,形成诉调对接、诉仲结合的军民融合案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暨法律适用机制,在法律运行层面建立协调高效的军民融合发展法律实施体系。     

遗传资源专利保护问题研究

中国利用专利制度保护遗传资源的立法设计有一定的进步性,也存在着缺陷。国外遗传资源立法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吸收借鉴。在专利法律制度的框架下,构建遗传资源的保护制度,应当从扩大授予专利权客体范围、严格＂现有技术＂的认定、健全惠益分享机制、将来源披露作为专利授权的独立形式要件等方面展开,以最终达到保护中国遗传资源并合理利用的目标。     

生态化的创新法律体系研究

生态化技术创新需要有效的法律制度的支持,针对当前我国创新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生态化的创新法律体系的观点,并分析其构建的法理基础。生态化的创新法律体系主要由理念结构、体系结构和具体制度3个层面建构而成,其中国家创新战略、政府激励机制、市场激励机制以及风险规避机制属于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     

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法律规制现状、反思与重构

由于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是产生低质量专利的重要根源，对竞争和创新造成了严重阻碍，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控制。当前，国家主要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管制，构成一种行政规制模式，但仍存在对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规制不足的缺陷。因非正常申请专利文件引发的著作权侵权纠纷表明，专利文件享有著作权，从而构成一种对专利质量的司法控制。因此，针对抄袭、假冒他人专利文件而申请非正常专利的行为，引入司法规制模式，与行政规制构成优势互补的二元规制体系，并对两种规制模式进行立法重构，以进一步完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规制的法律机制。     

专利惩罚性赔偿构成要件的适用控制与解释进路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其正式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专利惩罚性赔偿制度建立之后，当下的重点应是在民法典和专利法确定的框架内解决司法适用中的进阶性问题，并在法教义解释中推动制度落地。基于域内外双向视角，运用多种法律方法释明以“故意”为表征的主观要件并细化以“情节严重”为要义的行为要件，分析比较基数计算的不同方法、倍数确定的实践要素以及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的适用关系。分析发现，基于利益衡量考量应将主观状态限定为“故意”并作出合理解释，发挥FTO（FreetoOperate,专利自由实施分析）的作用以限制“故意”的适用范围。同时，在区分认定要素和赔偿要素的前提下对“情节严重”作出整体判断。在计算基数时合理考虑“差额利润法”的适用空间，在倍数确定时主客观双向考量实践因素，并将法定赔偿定位为纯粹的补偿性赔偿。解释论路径下构成要件的适用控制应当秉持积极审慎的司法原则，适时调适司法实践与专利政策的互动关系，实现要件之间的功能分隔与适法统一。     

我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立法建议

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也日渐凸显,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尤其是在《名古屋议定书》之后,对于我国的遗传资源保护法律与管理体制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解决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律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律制度,以最大限度的保护遗传资源并实现最佳收益。     

休眠专利价值评估文献综述

休眠专利属于“睡美人”专利，与“睡美人”文献具有相似特征。我国处于休眠状态中的专利数量巨大，专利在休眠期和唤醒期具有不同价值表现。专利休眠的原因及休眠期的价值评价体系也有所不同，可以通过盈利性与权益性、技术性、创新性、区域性4个方面，对休眠期专利进行价值评价；休眠专利的唤醒机制及唤醒期的价值评价体系也对专利价值判断具有影响，唤醒期专利的价值应从学术性、技术性、法律性3个角度判断。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专利评价体系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的理论回归与制度探索——以DABUS案为例

以DABUS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设备能够自动生成发明成果，其在科研创新过程中的自主性、智能性，减少了发明中的人类智慧元素，给传统专利法带来专利授权问题与发明人界定困惑。面对新技术的挑战，需要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理论回归，结合劳动价值说、创新激励说与利益平衡说，根据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特点进行价值判断与逻辑论证。在既有专利法框架下，合作发明、雇佣发明等制度能够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专利保护问题提供启发，但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挑战，仍需要综合考虑专利制度目标，从权利主体、权利内容、权利限制等维度进行制度探索。     

数字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治理问题及其法治保障路径

数字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应法治”的要求下,通过归纳推理分析发现：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体系构建应从监管、主体、权利、权能4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具体来看：在监管层面,应加强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管共同作用;在主体层面,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促使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在权利层面,应加强数字科技研发中个人数据权利保障,明确个人数据权利属性;在权能层面,应明晰政府部门、科研专家、社会公众等主体权责关系,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权限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