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邻近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区域金融空间联系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研究运用引力模型、网络分析、聚类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经济重心模型等方法剖析了长江经济带区域金融空间联系网络特征以及联系总量格局,并在多维邻近视角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区域金融能力与金融网络规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多核心"的金融空间联系网络格局较为稳定,网络复杂度持续升级,呈现"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特征,且在空间上形成三大层级性明显的金融辐射圈;②金融空间联系格局展现出"核心-边缘"的发展形态,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发展重心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反"Z"形变化特征;③金融空间联系能通过信息技术发展打破传统地理空间距离壁垒,具有明显的多维邻近效应,其中城市经济规模、工业基础能力、产业升级导向和城市创新能力是区域金融能力与金融网络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政府供给导向因素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间的政府竞合行为有利于金融要素的流转与联系。     

上海银行产业的网络结构特征和空间格局演化

以上海市215个街镇为研究单元,基于1979—2017年上海银行产业的发展状况和分布数据,通过连锁网络模型、ArcGIS空间可视化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上海市银行网络进行综合测度和结构分析。研究发现:(1)在网络结构上,银行网络中心从南桥镇移动到陆家嘴街道,历经"单中心—多中心—单中心"演化,马太效应明显,形成了"一核多翼"和"一超多强"的分布格局。(2)在网络特征上,由于网络内部联系在不断增强,在发展中后期,陆家嘴的集聚效应开始减弱,出现了"随机分布—空间集聚—空间扩散"演化路径。(3)通过QAP回归分析发现,人口数量和楼宇数量体现的集聚经济是银行网络的决定性因素,交通通达性和地理距离也是影响上海银行网络形成的重要原因,但地理距离的衰减效应在银行网络中要小得多。     

金融集聚与城市层级

金融集聚引致金融空间层级结构特征是现代经济的显著特点。本文分析金融层级结构的形成因素及其与城市层级体系的关系。首先基于空间经济学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接着通过构造城市金融集聚指标,与中国的城市层级变量进行匹配,并利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初步构建了金融空间结构理论的基本框架,说明集聚形成金融中心,而金融中心是以城市为表征的;金融中心是有层次的,且与城市层级体系是正向匹配的;但金融集聚的态势更为突出,金融层级结构比城市层级体系更为简洁。要想打造金融中心,必先提升城市层级。全面开放并有科技创新中心支撑,有利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汽车总部与零部件企业供应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供应网络是产业要素空间流动的重要载体，其空间组织与演化反映相关产业的空间集群特征，文章对2009、2014和2019年中国汽车总部与零部件企业供应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汽车零部件企业集中分布在中国东部地区，基于汽车零部件供应关系的城市网络密度逐年增大，关联强度逐渐增强；网络节点度平均值变大，且节点度拟合曲线斜率增大，网络等级显著性随之增强；网络平均最短路径持续变小，通达性不断提高；网络集聚性在2009—2014年显著提高，2014—2019年部分地区略有下降。(2)汽车零部件供应网络中上海市网络权力最为突出，其他城市的网络权力呈上升趋势，高权力和中权力等级城市增加，低权力等级城市减少，华中和珠三角地区的网络权力相对薄弱。供应网络呈现出高中心性—高权力、低中心性—低权力的一维现象特征，且网络地位明显升级，其中领导核心城市和中心集约城市数量明显增多。(3)汽车零部件供应网络空间结构的演化同时受到5类因素的影响，其中空间因素塑造网络关系的演化格局、市场因素影响关联格局的产生和发育、集聚经济促进网络集聚性和权力地位的升级、制度因素引导网络关系的集聚与分散、历史因素构成...     

基于ESDA的上海市常住境外人口空间分析

随着上海市城市化的发展和上海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大量的境外人口被吸引到上海工作和居住。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初步揭示了上海市常住境外人口的现状和空间分布特征。上海市常住境外人口比例比较低,将上海建成为世界城市还需要一定的过程,上海市常住境外人口已经形成了空间集聚性,在浦西形成以虹桥镇、虹桥街道、徐家汇街道为中心的常住境外人口热点集聚区域,在浦东形成以花木街道、张江镇、陆家嘴街道为中心常住境外人口热点集聚区域。常住境外人口集聚区的形成为上海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增强城市的国际联系和竞争力,加快国际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长江经济带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格局分布与演变特征

从经济发展、社会包容、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四个维度,对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状况展开深入评价,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从分布特征看,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变动趋势看,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以2013年为拐点,呈"U"形变化趋势;从空间相关性看,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集聚程度总体不断增强,水平较高地区与较低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且表现出较为稳定的空间分布格局;从驱动因素看,2013年前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领域的竞相上升促进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由集聚走向平衡,随后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空间集聚性的大幅提升打破了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趋于平衡的发展趋势;从收敛态势看,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落后城市对领先城市的追赶效应显著。     

辽宁沿海城市带空间结构演变及优化

采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1990—2010年辽宁沿海城市带城市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进行分析,发现辽宁沿海城市带城市综合实力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空间上表现为大连的极化现象持续显著,东、西部中小城市发展缓慢,空间分异呈现核心—外围—边缘结构。进一步根据城市综合实力的变化趋势揭示空间结构演变规律,认为辽宁沿海城市带发展经历了点式扩张、点环扩张、点轴扩张3个阶段,未来将实现整个城市带的一体化发展。目前,辽宁沿海城市带空间结构处于点轴扩张阶段,主体格局表现为"一核—一轴—两翼"结构特征。最后,基于城市群空间结构发育的一般规律,认为辽宁沿海城市带空间结构优化方向应按照"点—轴"发展模式展开,创新空间管理组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9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本地碳排放强度下降；城市规模、低碳试点政策以及创新水平在这一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文章结论为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政策启示。     

基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国城市创新网络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企业跨城组织关系视角,利用2019—2021年认定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跨城布址数据,借助“总部—分支”关系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从网络结构、网络层级、网络中心性3个方面剖析全国和城市群尺度下的城市创新网络格局,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城市创新网络地位驱动因素的异质性。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整体呈现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顶点的菱形空间结构,网络联系以择优连接和邻近连接为主;(2)城市群内部网络结构异质性突出,分别呈现出单核心、双核和多核心3种网络结构;(3)网络呈现东强西弱的“金字塔状”网络层级特征;(4)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占据极强的控制力和吸引力,但不同城市的创新辐射能力和集聚能力存在显著差异;(5)不同要素的作用效果在创新网络地位不同的城市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和中高等级创新网络地位的城市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是城市创新网络生长发育的关键。创新水平、政策环境和城市行政等级对创新网络地位低的城市增长效应更明显,市场开放度对中等级创新城市的增值效应更强,金融发展水平对高等级创新城市的拉动作用显著。     

智能服务赋能创新型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实体与虚拟产业集聚视角

从实体集聚与虚拟集聚双重理论视角,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智能服务水平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服务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受网络外部性影响,智能服务水平与区域创新数量呈“U型”单门槛特征,与区域创新质量呈先降后边际效应递增的双门槛特征;智能服务通过降低实体集聚要素流动的拥塞效应、增强虚拟集聚要素流动的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其它城市群,智能服务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中心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更显著。     

传递成本、空间非一体化与城市经济结构转变

将东部100个城市分为三个层级,分别测算各层级城市2003—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而制造业向外围城市扩散。基于Duranton-Puga模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总部服务的传递成本或生产部门运输成本较高时,厂商选择空间一体化;反之,当总部服务传递成本较低并且生产部门运输成本也较低时,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大量厂商生产组织方式的选择进一步影响城市的就业格局及经济结构,不同类型城市经济表现出按功能集聚的特征。     

电子商务背景下快递企业物流网络结构及自组织效应——以中通快递为例

为探究电子商务纵深推进背景下快递企业物流网络的宏观格局及微观机制,文章基于"双十一"期间的中通快递流通数据分析多尺度视角下省—市—县三种层级快递物流网络的空间格局、网络结构和网络自组织效应,得到以下结论:①快递流量分布格局由省域尺度的块状分布格局,向市域的多核心及极核溢出的聚集式分布转变,再向县域尺度的一核多极空间形态转变。不同尺度下的网络结构异质性明显,具有一定尺度效应。②电商快递有效削弱区域联系格局中的地理约束,强化沿海区域与欠发达地区的物质输送联系,而且快递物流网络格局反映电商产业供给侧集聚—消费需求侧离散的空间特征。③网络联结紧密度呈省—市—县梯度下降。快递物流网络尺度越小,交互性较强的模体结构出现的频率越低,而发散型模体结构的主导地位越强。④互惠性、扩张性、传递性、中介性以及闭合性等多种网络自组织效应推动快递物流网络结构复杂化。     

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时空格局特征及空间效应

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30个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随机前沿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时空格局特征,并在空间关联检验基础上分析了旅游金融效率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时间序列上,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核密度曲线均为单峰分布形式,呈"N"字型波动特征,旅游金融效率随时间推进而不断提升;空间格局上,区域中心城市的旅游金融效率多为高层级,中心城市邻近地区因受到核心城市涓滴效应而处于较高层级,圈层状结构明显。②旅游金融效率值存在明显空间依赖性,且其集聚程度整体上随时间推进不断增强,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③经济发展、交通可达性和产业结构对本地旅游金融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信息化水平对邻近区域旅游金融效率提升的"溢出红利"效应显著,交通可达性对邻近地区旅游要素的"虹吸"大于"溢出",呈现负向外部经济性。     

海南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空间网络及其溢出效应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是海南优化资本要素配置和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2011—2020年海南18个市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算结果，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空间网络，结合网络分析方法考察区域内效率的空间关联模式及其节点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测算并分解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此对效率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海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呈“簇状”分布的多线程网络结构形态，南北双向纵深分布，海口、儋州为关键节点，但整体网络密度仍较低。(2)各市县网络节点主要呈核心—边缘的非对称结构，主要包括核心型、中介型和边缘型三类节点，在空间上分别具备较强的控制性、中介性与被支配性。(3)考虑了地理与经济因素的效率关联网络能更显著地描述经济、金融资源的流动性，空间溢出效应测度结果表明，较多因素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以抑制作用为主，含金融业规模、金融集聚度在内的影响因素均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则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中国287个城市创新的空间分异与溢出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阶段，城市作为创新的载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层面较长序列的创新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2005—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水平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方法，考察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演化特征，并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中国城市创新的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创新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整体的空间差异和创新集中度呈下降趋势，南北方城市创新水平差异明显。(2)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Moran’s I值具有非线性距离衰减特征，表现为下降一段距离后略有回升之后继续下降；Moran’s I指数呈现出显著的高高—低低正向空间相关性，指数相对较低，但总体上呈增加趋势。(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显示中国城市创新因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因子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环境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规模溢出效应尚不显著。据此，文章提出今后应加大城市创新投资和环境改善、推进城市间协同发展、促进城市创新集聚和扩散的发展策略。     

基于可达性的中心城市场能与经济关联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可达性是城市集聚与辐射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经济社会联系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借助Arc GIS10.0空间分析工具,通过计算加权成本距离、场能和引力模型探讨浙江省11地市2005和2014年可达性变化、场能格局演变,以及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方向及地带性变化特征。研究发现:1交通网络建设显著提升城市可达性,但小时圈扩展面积和扩展比率差异性突出;2城市发展与可达性改善大幅提升空间场能,但总体上北高南低,中心向外围、干线向两边梯度递减特征明显,并呈现以高铁线路为骨架,中心城区为支撑的新型空间场能格局;3城市经济联系地域性鲜明,呈现能级提升、多核支撑、网络化演进趋势,高铁成为密切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高效动力,经济联系优势逐步由浙东北向浙西南拓展强化;4地带内、地带间城市经济联系轴带发展层级、阶段不同,凸显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紧迫性。因此,亟需调适与引导城市经济联系层级、方向,优化完善城市经济联系网络,助推浙江省经济社会协调有序发展。     

中国猪肉价格变动的时空效应

基于2005—2016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了猪肉价格的空间关联性、空间集聚性和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并建立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猪肉价格的空间溢出效应、时间动态效应、时空交互效应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猪肉价格呈现出显著的正空间关联特征,局域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大多数省份具有高—高型和低—低型集聚特征;(2)本地猪肉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且相邻省份猪肉价格水平也比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本地猪肉价格处于较低水平且相邻省份猪肉价格水平也比较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东北地区;(3)猪肉价格的空间分布由明显的纵向分层连片集聚特征向明显的横向分层连片的集聚特征演化,即由"四纵"转化为"四横"的空间分布格局;(4)中国猪肉价格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时间动态效应和时空交互效应,在控制了时空效应之后,养殖成本是造成猪肉价格波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放大了猪肉价格波动。     

中国风险投资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城市网络

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尤其是资金流动明显加速。跨越空间的投资活动成为促进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在形塑城市之间的关系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深入分析风险投资的空间行为,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新兴产业的运行规律,进而理解城市和区域在网络时代中的空间组织机制和特征。文章基于中国风险投资事件的数据库,探究了其城市分布特征,并用网络中心度、凝集子群等方法分析了风险投资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研究发现,中国风险投资产业的供需两方面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形成了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的投资城市网络。其中,全球化、市场化、空间邻近效应以及政府引导是形塑这一新兴网络的主要力量。     

中国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时空格局及网络结构演化

以世界和中国500强企业为样本,应用变异系数、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自相关、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分析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经济竞争的时空格局及网络结构演变。结果表明:①外资和中国企业的空间格局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成都、重庆和西安是集聚中心。②外资企业集聚趋势明显,核心—边缘结构强化;中国企业集聚趋势减弱,核心—边缘结构弱化。③西部城市外资和中国企业均存在"组织链末端锁定"现象,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能力均较弱,但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更弱。④两类企业均围绕成都、重庆、西安、贵阳形成高—高集聚区,呈群体式发展,围绕兰州、昆明形成高—低集聚区,呈据点式发展,其余大部分城市空间自相关性极弱,空间极化不明显,中国企业的区位选择对外资企业有明显的示范效应。⑤基于外资企业的城市网络结构趋于复杂化,集聚特征明显;基于中国企业的城市网络发育趋于成熟,分散效应明显增强;成都、重庆、西安是城市网络的核心城市。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培育具有辐射带动力增长极,吸引国内外企业,增强区际联系,提升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