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资源代际传递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经济学权力范式的分析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资源代际传递又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大阻碍。本文借助二阶段Stackelberg博弈思想,引入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源代际传递构建子代对自身资源进行最优分配的博弈行为选择模型。基于资源形成权力、权力决定利益分配的逻辑,阐释资源代际传递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家庭代际权力,即子代凭借家庭优势在资源竞争和利益分配时形成对他人的控制力或影响力。数值模拟发现制度选择对代际权力、社会产出和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政府应着眼于预分配来缓解再分配压力,在子代进入市场前合理配置经济和非经济资源以缩小代际差异。利用资源调配权力制衡家庭代际权力,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形成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环境。     

中国城镇代际收入流动实证研究*——基于Jorgenson Fraumeni未来终生收入的估算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1988年、1995年、2002年及2007年独生子女样本,使用Jorgenson Fraumeni未来终生收入法,旨在更加精确地估算中国城镇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并分析其时间趋势、群体分布特点。研究发现：第一,基于该方法得到的未来终生年收入均值可最大程度显著减小父代收入测量误差导致的向下偏误。第二,我国城镇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趋于下降,收入结构趋于固化,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代际收入弹性系数范围分别为（大于0262）、(大于0483)、（0466,0544）以及（0483,0554）。第三,中国城镇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呈现非线性特征,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代际收入流动差别较大。     

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作用机制。当前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各年龄阶段人群中呈现U型曲线特点,90年代出生的居民面临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即代际流动性较低。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分析了代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父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会通过影响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但实证分析表明,父代的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影响,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因此,政策改革应当保障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从而推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

在公共养老保险制度下,可以通过调整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或养老金计发办法来影响参保人一生中的养老金纯受益,从而实现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收入再分配。本文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分别估计城镇参保职工在1997年养老保险制度和2005年最新养老保险制度下的终生养老金纯受益,并以此从代际间和代际内的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分析表明:在1997年的改革方案下改革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逆向收入转移效果得到改善;但在2005年改革方案下,2002年时40岁以上的群体中存在较明显的逆向收入转移倾向。另一方面,从代际分配来看,1997年改革方案的代际不平衡大于2005年改革方案;在2005年改革方案下各代人的养老金纯受益都有所提高,但这是以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率和养老金计发办法不变,养老财政收支能维持平衡以及参保人在整个工作期间按规定缴费为前提的。     

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教育——基于CHNS和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不同等级教育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采用不同数据和衡量指标的回归分析中,幼托和初中都呈现出一致的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大学则呈现出一致的阻碍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而小学和高中的作用方向波动较大,尚无一致结论。这意味着,增加对幼托和初中阶段教育的公共投入可能更有利于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而增加高等教育投入的作用可能有限。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代际收入转换矩阵法及MLM模型研究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代对其子代收入的影响更大。(2)不同所有制部门处于收入阶层两端的代际收入流动情况差异较大,国有部门最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60%;而非国有部门最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44%。(3)人力资本是影响不同所有制部门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家庭背景在不同所有制部门发挥的作用不同。     

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能够缓解“二代”现象吗?——基于CHNS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社会"二代"现象的现实背景,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视角,依据代际收入流动理论,采用我国各地区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教育经费数据以及"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多重门槛模型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制与程度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加入公共教育支出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为0.548,公共教育支出对子代收入的弹性为0.154;(2)随着政府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增加越显著;(3)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程度并不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不同。因此,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都应该持续进行,只有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缓解"二代"现象。     

基于面板数据的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中的农村数据,在面板数据条件下使用滞后水平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分别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单方程和系统方程进行估计,发现特定时期的单方程估计结果受工具变量的选取影响较大,而系统估计所得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446.这说明父辈收入与子辈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弱,收入财富呈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因此,在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政府应着重增加公共资源的供给,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从而为农村子女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增加代际间的流动性.     

中国劳动力市场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主要衡量指标是代际收入弹性.由于测量误差和生命周期偏误,同类研究对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差异较大.基于营养与健康调查的代际数据,笔者纠正了测量误差后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46,这表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国际上处于中间水平.     

代际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

利用CHNS数据,在测度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性的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阻碍了代际收入的流动,而代际收入弹性的提高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     

公共教育水平的提升如何增强代际收入流动性——基于CFPS和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公共教育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仍处于较高水平。其次，当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时，子女收入更多地依赖于父母；而当子女受教育程度较高时，子女收入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努力，无需依赖父母。第三，公共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当公共教育水平较低时，公共教育无法发挥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调节作用。当公共教育处于中等水平时，公共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公共教育水平较高时，公共教育对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最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提高公共教育水平、促进机会公平的对策建议。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收入代际流动性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家庭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收入影响,并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代际流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对女儿收入水平的影响高于儿子,母亲的收入水平对儿子和女儿并没有明显影响差异;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居民,并且随着收入从低到高分布,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农村低收入家庭群体具有明显的贫困持续性现象。因此,消除户籍等流动障碍,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流动性。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经验证据

养老保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部分,较多文献揭示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水平,但作为强制储蓄性质的养老保险是否具有同样的积极作用尚不明晰。本文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显著提高了消费水平,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高收入家庭的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养老保险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家庭的消费水平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总体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改善低收入群体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收入分配优化驱动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在当前橄榄型分配结构塑形期，研究收入分配优化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选取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收入分配优化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收入分配优化可显著驱动共同富裕发展，且这一驱动作用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收入分配优化可加快邻近地区共同富裕进程。进一步对此空间影响效应进行分解后发现，收入分配优化驱动共同富裕发展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且在更换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旧成立。有鉴于此，可完善收入分配激励制度，推动高质量共同富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高标准共同富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高层次共同富裕。     

收入代际流动计量偏误的文献综述

收入代际流动为收入分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大部分研究以代际收入弹性来衡量收入代际流动性,而其中存在着一些因素会导致计量偏误。文章对偏误产生的原因、解决方法做了简略的综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评价,最后预测了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非正规就业抑制了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吗

非正规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广泛存在，其快速发展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追踪的家庭为样本，使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不利于加快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机制分析表明，保障缺失、社会资本不足以及金融支持的乏力是非正规就业影响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的负向影响在农村地区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     

收入代际流动研究综述

文章回顾了国内外代际流动研究领域有关收入代际流动的重要研究。首先着重从收入代际流动的含义、收入代际流动的程度以及收入代际流动的机制三个方面对国外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然后对我国国内的相关研究做了概括,最后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的不足并预测了未来研究的趋势。     

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

未考虑人口迁移影响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存在偏误。本文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特性纳入代际收入弹性估计方程,并运用迁移概率作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发现迁移者的代际收入弹性不到未迁移者的一半。而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问题在于部分人群面临"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他们可以通过迁移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摆脱这一陷阱,这至少可以使一代人免受代际低收入传承的困扰。进一步分析迁移对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在可识别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而迁移强化了这一影响。鉴于人口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劳动力自由迁移的障碍,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增进社会公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