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服务渗透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经验证据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制造业细分行业科技服务渗透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科技服务渗透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服务渗透促进了制造业技术进步,但作用强度不尽如人意;科技服务业的创新贡献在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差异较大;本土科技服务与进口科技服务对制造业创新绩效都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前者比后者的创新促进效应更显著;科技服务对制造业的创新激励存在明显的本地化效应,本土科技服务与进口科技服务在制造业创新过程中存在互补促进作用,需要进一步强化本土科技服务对进口科技服务的消化吸收再利用能力。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在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从制造业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及产业内升级视角出发,构建多维制造业升级指数,利用2007—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验证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仅有利于制造业整体升级,而且还有助于制造业朝着高级化方向发展和产业内升级;生产性服务进口可以借助生产性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消费需求效应、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制度创新效应和环境负担效应诸多方式间接对制造业升级产生影响;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力度最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甚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升级。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应采取扩大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比重,有序推进生产性服务对外开放,提升生产性服务进口便利化水平,深化生产性服务多双边合作的体制机制等措施,有效发挥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积极作用。     

商业服务进口、自主研发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

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可以通过自主研发与国际技术转移实现。商业服务贸易是包括专利、研发在内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是国内企业获得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利用WIOD数据库计算出我国制造业对商业服务进口的依赖程度,并基于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1-2007年企业面板数据,对商业服务进口和企业自主研发是否促进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自主研发和商业服务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商业服务进口可以促进国内企业自主研发,二者共同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导向与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

东道国国内市场优势是影响外资创新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国内市场导向视角,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行业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该促进效应存在强烈的正向调节作用,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通过生产本地化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强化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进入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大;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均能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但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更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对充分发挥强大国内市场优势高水平引进外资、吸聚全球资源要素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进口自由化、竞争与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加入WTO的一个自然实验

在一个自然实验的框架下,本文考察了加入WTO后进口自由化带来的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一个大规模的微观数据集,本文得到了以下结果:(1)进口竞争促进了本土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进口竞争对效率不同的企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阻碍了低效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高效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激励效应和规模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低效率企业,进口竞争负向作用的规模效应超过了正向作用的激励效应,因而,进口竞争阻碍了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相反,对于高效率企业,进口竞争正向作用的激励效应超过了负向作用的规模效应,甚至获得了正的规模效应,因而,进口竞争促进了它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本土技术转移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并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本土技术转移对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土技术转移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国外技术引进对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FDI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外溢效应;本土技术转移与国外技术引进存在互补效应,促进本土技术转移将有助于增强国外技术溢出效应。本土技术转移与FDI存在替代效应,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与地区制造业升级 ——基于中介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攻关期，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推动质量变革、建设制造强国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首次把知识产权保护和地区制造业升级纳入统一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地区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及边际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推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且地区制造业升级存在一定路径依赖，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人力资本配置效应和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等作用机制促进地区制造业升级，其中，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效果次之，而人力资本配置效应的效果有限；知识产权保护对地区制造业升级的边际效应呈现倒U型特征，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最适强度”。     

科技政策组合的技术创新协同效应研究 ——供给侧—需求侧视角

利用2013-2016年中关村园区企业数据,将创新划分为创新倾向、技术绩效和经济绩效,以政策供给侧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及需求侧的政府采购为研究对象,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供需两侧科技政策组合的技术创新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政策支持对技术创新存在激励效应,供给侧政策对创新倾向的激励效应最强,而需求侧政策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不同的科技政策组合形式均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作用,并且科技政策组合对技术创新存在协同效应。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0—2005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进口数据,来考察中国本土制造业的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OP方法更为准确地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表明,使用进口中间品能促进本土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并存在显著的短期和中长期进口学习效应。因此,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应重视进口中间品。     

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运用两阶段网络DEA模型测度中国省际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建立Tobit回归模型分析国内技术转移、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3种技术转移方式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国内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国外技术引进会阻碍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国外技术引进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互补效应,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国内技术转移具有显著替代效应。从价值链视角分析不同技术转移方式作用差异的深层原因,并为促进各种技术转移方式协同互补提出建议。     

开放条件下我国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昆山制造业企业问卷的分析

本文在大量调研问卷基础之上,以昆山本土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开放条件下我国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经验研究表明:在有效控制企业创新活动、企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规模相关变量后,出口因素对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从而证实了"出口中学习"效应的存在;为外资企业提供外向配套,不仅为本土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和可能,也为吸收跨国公司消极型和积极型"技术外溢"等提供了重要机会,从而有利于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提升;产业集聚效应同样对我国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说明在开放条件下形成的产业集聚在现阶段所带来的技术扩散和外溢效应是显著的。结论为我们理解开放条件下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中国昆山地区的实践经验,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化能否调节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交互效应——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两市668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利用Python文本挖掘技术构建数字化指标，研究数字化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和服务转型两者间的交互效应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关，随着服务化水平提高，交互效应表现为U型关系；数字技术能够显著促进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发展，使两者交互的U型曲线拐点向左移动。进一步分析表明，大型民营企业引进数字技术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结论有利于促进制造企业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银行主导型金融对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技术距离的视角

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发展离不开适宜类型的金融支持。那么,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对其具有怎样的影响？本文从技术距离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探究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对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城市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当制造业企业远离技术前沿时,银行主导型金融对其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随着企业接近技术前沿,该作用将由正转负。相较于国有和抵押资产丰富的制造业企业,银行主导型金融对技术进步的负向作用在非国有和抵押资产匮乏企业中出现较早。机制检验表明,在远离技术前沿阶段,银行主导型金融能够激励制造业企业创新从而促进其技术进步,但在接近技术前沿后,银行主导型金融难以通过激励企业创新驱动其技术进步。研究结论对如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制造业之功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生产者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中介效应研究

运用1997-2008年的数据,引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两个中介变量,对生产者服务进口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内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生产者服务进口和生产者服务业FDI促进了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技术进步是生产者服务进口促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中介变量。     

加工贸易的本土增值 对人民币升值影响的放大效应

本文基于2001-2010年中国11个制造业的季度进出口贸易数据,利用面板DOLS方法,分析了人民币升值联合出口品本土增值对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出口品本土增值度的提升,原本缺乏汇率弹性的加工贸易出口将变得敏感,而加工贸易进口由于与出口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因而汇率弹性也表现出显著为负。加工贸易的本土增值将放大人民币有效升值对减少中国贸易顺差的作用,因此,加快国内技术进步,生产更加复杂的中间品,将适当缓解人民币“被迫”持续快速升值的压力。     

研发投入来源、技术溢出渠道与自主创新绩效——基于高技术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高技术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研发投入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企业和政府研发投入的分工协作,而金融机构贷款的贡献度十分微弱。在技术溢出效应方面,国内外技术贸易对自主创新绩效的作用并不显著;FDI的竞争效应降低了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激励,但会通过示范效应、研发外溢以及科技人员流动促进其创新活动。     

数字经济、技术进步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技术进步提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基础。而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为传统制造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基于2010—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并探究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时代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依旧具有很强的驱动效应;（2）在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过程中,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发挥正向调节作用;（3）技术进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数字经济门槛效应。     

技术进步、双重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碳减排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16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技术进步、双重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碳减排的关系。研究发现：技术进步会显著促进制造业碳减排；双重价值链嵌入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碳减排；双重价值链嵌入在技术进步与制造业碳减排的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内陆地区和高技术行业中，技术进步和双重价值链嵌入的制造业碳减排效应更明显。因此，应多头协作、跨区统筹、因业制宜的推动制造业碳减排。     

产业政策激励与中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来自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产业政策实施与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于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于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作用机制方面,信贷优惠机制能够显著促进非国有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税收减免以及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激励作用不显著,市场竞争促进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都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且对于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创新激励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