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社会保险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

优化收入分配、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百分位排序关联系数测量代际收入流动，实证检验社会保险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保显著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新农合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低收入父代家庭和城镇地区更加显著。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后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险通过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和借贷资本三种渠道影响代际收入流动。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增强社会保险的反贫困和收入再分配功能，进而夯实代际收入流动的物质基础，助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代际收入流动性度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一个综述

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代际收入流动性强意味着子代相对于父代更具有独立性。促进代际流动有助于实现机会和收入的平等并提高社会效率。在流动性的度量中,主要使用回归系数法和转换矩阵法。代际收入流动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关系网络、选型婚配、生理遗传等。西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考察往往忽略了这些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     

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作用机制。当前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各年龄阶段人群中呈现U型曲线特点,90年代出生的居民面临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即代际流动性较低。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分析了代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父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会通过影响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但实证分析表明,父代的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影响,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因此,政策改革应当保障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从而推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

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是衡量机会公平的重要指标。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别。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体制内部门工作的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自我雇佣者等体制外部门,而来自集体经济部门的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最小。子代个人特征差异对体制外部门和集体经济部门的子代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65%,而对体制内部门与其他两个部门间子代收入差距的贡献只有不到50%。同时,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程度差别和个人特征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在子代收入分布的不同位置上有不同表现。     

教育代际传递与社会分层——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与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教育代际传递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然后，采用Heckman两步法、工具变量法和变量替换法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中国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显著，高学历的父母倾向于培养出高学历的孩子；子女教育获得是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父代教育成就会通过子代教育成就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子代的阶层流动，也即教育代际传递在父代教育不平等与子代社会地位不平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此，要针对弱势家庭建立教育资源补偿机制，促进阶层流动。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代际收入转换矩阵法及MLM模型研究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代对其子代收入的影响更大。(2)不同所有制部门处于收入阶层两端的代际收入流动情况差异较大,国有部门最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60%;而非国有部门最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44%。(3)人力资本是影响不同所有制部门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家庭背景在不同所有制部门发挥的作用不同。     

资源代际传递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经济学权力范式的分析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资源代际传递又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大阻碍。本文借助二阶段Stackelberg博弈思想,引入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源代际传递构建子代对自身资源进行最优分配的博弈行为选择模型。基于资源形成权力、权力决定利益分配的逻辑,阐释资源代际传递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家庭代际权力,即子代凭借家庭优势在资源竞争和利益分配时形成对他人的控制力或影响力。数值模拟发现制度选择对代际权力、社会产出和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政府应着眼于预分配来缓解再分配压力,在子代进入市场前合理配置经济和非经济资源以缩小代际差异。利用资源调配权力制衡家庭代际权力,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形成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环境。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挑战与对策

数字经济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乡村数字经济从农村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农民增收和消费结构优化、城乡协调发展三方面赋能乡村振兴，但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涉农数据开发率和利用率低、数字人才短缺、规模经济较弱等问题。因此，要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资源市场化流通，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强资本吸引力，使乡村数字经济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     

数字赋能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检验数字赋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相较于大规模、资本充足和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赋能对中小型、有融资约束和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弱.机制检验发现,数字赋能可以通过促进企业间研发协作、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赋能人力资本三种中介渠道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政府部门应制定支持数字化发展的政策,加快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企业利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可得性;企业应高度重视数字赋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建设.     

非正规就业抑制了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吗

非正规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广泛存在，其快速发展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追踪的家庭为样本，使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不利于加快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机制分析表明，保障缺失、社会资本不足以及金融支持的乏力是非正规就业影响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的负向影响在农村地区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家庭决策、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面临户籍等制度约束,表现出诸如非"举家"迁移、"抱团"等独特现象。"家庭决策"和"社会互动"是解释这些独特现象的两个重要视角。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实证探讨家庭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对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这两类因素对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作用。结果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较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其劳动力外出打工率较高;村庄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家庭社会网络对劳动力省内流动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力跨省流动具有正向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     

数字新基建对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影响研究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驱动载体，数字新基建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供给与需求双重视角，探究数字新基建影响国内价值链循环的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促进国内价值链循环。供给侧驱动效应下数字新基建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国内价值链循环，而需求侧驱动效应下消费升级是其推动国内价值链循环的中介机制。异质性研究表明，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数字新基建对国内价值链循环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消费品市场分割程度高的地区，数字新基建的赋能作用会被削弱。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新基建有助于提升国内产业价值链增加值，且这一影响效果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上述研究表明，应重视数字新基建在构建产业链新发展格局中的基础性与全局性作用，分行业、分地区、分步骤地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新基建的部署质量与效率。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收入代际流动性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家庭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收入影响,并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代际流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对女儿收入水平的影响高于儿子,母亲的收入水平对儿子和女儿并没有明显影响差异;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居民,并且随着收入从低到高分布,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农村低收入家庭群体具有明显的贫困持续性现象。因此,消除户籍等流动障碍,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流动性。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企业创新影响研究——作用机制与效应检验

当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微观企业创新的赋能效应日益凸显，逐步成为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进一步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提质增效。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强化企业数字化投资和数字技术应用双重路径促进企业创新；且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而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越高越不利于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和非制造业企业创新增效；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成熟期企业创新提质增效，而对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基础设施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对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对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赋能效应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考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和数字应用因素拟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将工业三废和能源消费指标结合构建生态环境指标，通过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和机理，并进一步对影响效果的地区异质性和非线性特征进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素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分地区实证显示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赋能作用优于西部，对北方推动作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说明数字经济现阶段通过产生基础设施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赋能生态环境的保护；门限模型回归结果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对生态环境保护赋能的非线性作用效果，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对作用效果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特征。结合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经费不足、技术水平不够和规范性不足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赋能生态环境保护，我国应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赋能作用，利用各数字化因素建立环境保护体系、生态信用体系以及生态执法系统，积极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工程建设。     

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

未考虑人口迁移影响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存在偏误。本文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特性纳入代际收入弹性估计方程,并运用迁移概率作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发现迁移者的代际收入弹性不到未迁移者的一半。而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问题在于部分人群面临"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他们可以通过迁移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摆脱这一陷阱,这至少可以使一代人免受代际低收入传承的困扰。进一步分析迁移对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在可识别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而迁移强化了这一影响。鉴于人口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劳动力自由迁移的障碍,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增进社会公平程度。     

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户籍制度障碍及对策探讨

农民工资性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它对农民、农村以及整个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而现行户籍制度不利于农民城市就业的行业准入,增加了农民城市就业的成本,导致农民工资性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因此要创新户籍制度,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首先改革户籍制度,归还农民工国民身份待遇;其次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最后着力发展户籍门槛低的中小城市,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