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福利贫困测度及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精准扶贫策略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物质贫困的单一视角,而应突破以劳动报酬和消费为贫困衡量标准的传统方法,引入多维贫困研究理念,构建多指标的贫困衡量体系.福利贫困作为多维贫困中的一种潜在的贫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及复杂性,在实践中需要纳入扶贫减贫的视野并加以重视.通过运用AF方法对农民工的福利贫困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不同维度的福利贫困所反映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中度的福利贫困而言,我国新农合和新农保的福利保障程度仍然较低,而在重度贫困下,社会保险和看病问题成为农民工福利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在实践中我国应当以消除福利贫困为重点,积极推进精准扶贫.     

我国残疾人多维贫困状态测度

我国残疾人群规模庞大,而残疾人致贫、返贫可能性高和脱贫困难,因此应该给予更多关注。贫困的测度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定贫困线,以识别贫困人群;二是构造贫困指标,以衡量贫困程度。多维贫困概念更有利于识别能力剖夺。仅仅采用收入与支出标准,会忽略贫困的脆弱性以及长期性,因为恰恰是能力贫困导致了贫困,个体贫困往往根源于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情况等。目前,采用数个维度衡量贫困状态,已成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主流方向。     

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

本报告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政府支持系数,该系数是通过一个政府福利模型而得。在突破贫困陷阱阶段,政府与企业目标高度一致,政府集中一切资源支持企业发展,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享受了低税、低资源价格等有利因素;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城市化快速提高,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福利刚性不断加大,政企目标冲突,政府支持系数下降甚至出现惩罚,政企在新的发展阶段都面临转型,转型失败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确定中国未来的新增长机制,政府转型是关键,限制政府利益刚性,明确政府福利支出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匹配,而不是靠债务融资推动福利和增长,更多地让市场发挥激励创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

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情况。为此,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以更加全面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多维贫困指数包括了反映环境贫困和资产贫困的重要指标。收入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三种方法,对加强我国贫困监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研究

贫困应该表现为福利的缺乏,而不仅仅表现为收入或消费的不足.福利是一个多维概念.将贫困视为多维概念,要求在其程度的测度上对每个选中的福利变量均确定其阈值,即贫困表现为一个人有某个福利特征值小于相应的阈值.据此,文章讨论总结了多维贫困程度测度指标的性质,论证了该指标的可分解性,指出了该指标优于人文发展指数等指标的特点.最后,给出了该指标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并利用该形式进行了国家间贫困程度的比较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福利水平的调查

农民失地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失去土地的农民天然地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保障资源,研究其福利损失与补偿问题意义重大。本文从失地农民经济状况、获取资源的能力、福利水平再生、福利补偿、社会保障损失五个指标,衡量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福利水平。对广东省佛山市周边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存在失地农民相对收入减少、对征地补偿满意程度低、职业发展困难、社会保障明显不足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对失地农民进行福利补偿的建议。     

收入分配福利评价的文献综述

收入分配不平等一直是宏观经济领域中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以往关于收入分配变动方向,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仅涉及到实证分析层面,而没有进一步的规范分析。以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寻找某种福利指数,将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定量的福利评价。洛伦茨曲线、贫困指数等都是在这种研究背景下提出来的。本文重点梳理了此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     

“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城市政府补助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评估

2020年底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构建防贫长效机制,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评估了“十三五”时期城市政府补助的相关减贫政策效果。文章选取贫困度量指标来测度城市的相对贫困状况和收入分配特征,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了城市政府补助政策对城市贫困人口收入、支出、劳动供给、人力资本以及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相对贫困指标计算的城市贫困率、贫困强度和深度均呈现下降趋势,城市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从收入和支出角度来看,城市政府补助对低收入居民发挥了“授人以鱼”的作用,特别是在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个人工作收入方面；此外,城市政府补助对一些人群发挥了“授人以渔”的作用,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男性和中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就业概率,增加了低收入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补助还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女性和西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主观福利。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收入再分配体系,探索推动城市贫困救助从“粗放”模式向“精准”模式转换,建立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城市防贫体系与动态监测系统,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形成防贫内生机制,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基本保障。     

能力贫困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析

相对于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是一个更深层次、更加全面的概念。该文从能力贫困的视角进行分析,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质不仅在于农民收入太低,而且还在于农民缺乏创造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消除能力贫困,培育农民可行能力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中国沿海与内地贫困差异之解析:基于回归的分解方法

本文提出了一个分解框架,旨在量化相关决定因素对贫困空间差异或跨时变化的贡献。同时,本文引入了Shorrocks and Wan(2008)提出的数据生成法,以便将分组数据转化成微观个体数据。把这些方法论运用于中国,我们解析了中国内地与沿海城市间的贫困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内地的高贫困主要归因于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而不是资源禀赋的欠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是造成内地高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贸易、FDI等衡量经济开放度的指标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因时因地而不同。     

贫困范式的演变及其理论和政策意义

贫困范式可以分为四类：收入贫困范式认为贫困是一种生活状态，在该状态下，个人或家庭领先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能力贫困范式声称，贫困的真正含义是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脆弱性范式强调穷人易于暴露在冲击、压力和风险之下，以及缺乏相应的防御能力。社会排斥范式则认为社会排斥能导致参与社会生活能力的失败，因而构成了贫困的重要方面。贫困范式的发展为反贫困政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甘南州合作市贫困人口内生性发展调查——基于可行能力的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是指收入贫困,但是根据阿玛蒂亚·森指出"贫困主要是由于人的基本能力受到剥夺和机会的丧失而造成的,而并非单纯的是收入少"的观点.可行能力贫困思想有效弥补了传统收入贫困观的缺陷.因此精准扶贫首先应建立在贫困人口有脱贫能力基础上.本文站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角度,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为例,研究当地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     

中国城镇贫困的福利经济学思考

文章概述了我国城镇贫困的特征,同时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界定城镇贫困和分析其成因,认为城镇贫困是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市场自由竞争机制不够健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贫困的若干对策.     

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贫困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的分析

旨在考察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内农村低收入人口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探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宏观层面影响因素与贫困指数之间的定量关系与内在联系。基于GQ模型和（模型,选取具备可分解性的FGT指数,采用1990—2006年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4条低收入标准线对低收入群体的H指数、PG指数、SPG指数和贫困弹性进行模拟。实证结果表明,福建省的经济增长有效减少了绝对低收入人口数量,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却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潜在福利,从而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减少效果。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阻力在何处？

最近一段时间,收入分配改革成了政府和百姓关注的话题。从世界范围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家庭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存在；在社会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的发生也是一个典型的现象。中国作为一个同时处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中的国家和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也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灰色消费理论假说

当资源被个人垄断,存在利用资源进行交换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又没有制约资源交换机制时,灰色消费的出现就不可避免。衡量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指标既不是丰收入,也不应是恩格尔系数,而是灰色消费系数。灰色消费系数越大,该家庭越贫困。灰色消费系数变动规律呈Y型模式。灰色消费起到了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从消费而不是收入方面拉大了贫富差距,并集聚了社会动荡的风险。灰色消费存在着时间、空间和阶层差异。     

个人收入分配的选择之道

收入分配关系到一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传统的分配理论关注的是个人拥有的资源禀赋和国家政策与个人收入的关系,将收入分配看成是不受个人影响的因素决定的,忽视个人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本文试图从个人的信息量的不平衡、需求偏好、风险偏好以及决策后形成的扩散效应来分析个人选择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影响。     

基于广义随机占优的经济福利测度——GINI系数和Atkinson指数的推广与统一

本文根据收入分配决策的投票机制 ,建立了社会福利评价的广义随机占优理论框价 ,提出了广义 GINI系数曲线和广义 Atkinson指数等一系列新的经济福利测度。现有绝大多数经济均等或不均等指标都可以纳入这些新经济福利测度之中 ,并在该理论框架中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广义 GINI系数和广义 Atkinson指数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本文推荐使用二阶广义 Atkinson指数作为经济不均等测度 ,它具有传统 GINI系数和 Atkinson指数的优点 ,能克服其局限性。最后本文对中国城镇收入分配进行了实证研究。     

进城务工人员福利水平的一个评价——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

本文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及北京市调查数据,对进城务工人员福利水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研究发现,2008年进城务工人员综合福利指数为0.3188,处于福利评价的低水平阶段;除经济资源和健康状况方面的福利状况达到较高水平阶段外,其他功能性活动均处于中、低水平阶段。与2008年相比,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保障、心理条件、社会资本等方面的福利状况均有所改善。防护性保障和社会资本的边际改善对进城务工人员总福利水平上升的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