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区城乡协同发展与乡村振兴途径

通过构建中国农区乡村和城镇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评判模型,利用1992、2000和2010年三期分区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九大农区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目前中国农区城乡发展水平与协调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区域间不平衡、城乡协调度降低的现象较为普遍。(2)1992—2010年,大部分农区乡村发展指数波动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化发展指数则呈先增加后减小的规律特征;城乡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变化较为复杂,区域差异明显;农区城乡系统间的耦合度相对较高且差距逐步缩小;进一步分析城乡系统协调发展度发现,协调发展度高的农区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东北区和甘新区,协调发展度低的农区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3)最后根据农区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提出通过内生力、外援力和交互力"三力"助推中国农区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途径。     

旅游产业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的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以张家界为例

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8年张家界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分析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2005—2018年耦合协调度保持连续上升的趋势;②乡村旅游发展初期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中期呈现东南部滞后于西部的分布格局,但最终张家界整个区县达到优质协调;③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均GDP、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财政收入等,且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特征。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战略,明确两大战略的发展现状及其互动关系,对西部地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城乡融合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西部地区两大战略的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2013—2018年,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两大战略发展存在空间差异,且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耦合协调度也较高,在内蒙古、重庆、广西和四川等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两大战略实现良性互动,在青海和西藏等比较落后的地区,两者勉强协调。西部地区需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交通通信的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两大战略的高水平协调共振和城乡融合发展。     

长江经济带城乡协调发展评价及其时空格局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08和2013年长江经济带131地市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进行时空定量分析,然后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城乡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最后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冷热点分析对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进行时空分布格局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协调发展耦合度先下降后上升,协调度先缓慢上升后加速上升。城乡协调发展高值集聚区和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逐渐向中游地区扩展;低值集聚区和冷点区域主要分布于中上游地区,逐渐向上游地区收缩。     

半干旱区水资源—乡村发展耦合协调评价与实证研究——以通辽市为例

在界定水资源—乡村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关系内涵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水资源—乡村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通辽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对其水资源—乡村发展系统耦合协调状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通辽市水资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波浪式递增的趋势,且与农业用水总量呈负相关;(2)10年来通辽市乡村发展持续上升但总体水平较低,可分为缓慢增长、较快增长和快速增长三个阶段;(3)通辽市水资源—乡村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但耦合协调程度较低,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随着乡村发展加快造成的水资源系统压力增大,耦合协调度达到阈值。通辽市在促进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乡村转型发展方面仍需做更多工作,以确保水资源—乡村发展系统的协调有序推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河西走廊乡村转型发展及地域类型划分

文章以河西五市为案例区,分析评价了河西五市2000—2017年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转型度,并归纳了各地乡村转型发展的地域类型。结果表明:(1)2000—2017年间河西走廊各市乡村发展水平基本上呈现出逐年提高态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2)河西走廊乡村转型度逐年提高,乡村重构效果显著,但乡村转型度差异较大;(3)根据河西走廊乡村转型发展评价结果,对各市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划分,由于自然资源、资源禀赋以及自身发展不同,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江苏省县域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的空间协同性分析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框架,采用熵权TOPSIS法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对2000、2005、2010和2015年的江苏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及空间集聚情况进行综合测度,解析两者的空间耦合协同特征,并判别空间协同的地域类型。结果表明:(1)江苏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南北差异格局未突破,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部县市,并向北演化。经济发展的冷点区范围逐渐缩小,主要在徐宿连和连淮盐交界分布。(2)江苏省乡村转型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次冷点区域变动明显,主要分布徐州北部、连云港北部和江苏中部等。(3)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转型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得到提升,61.8%的县市达到协调状态,根据其格局特征划分出"三协同双滞后"五种类型,80%的县市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协同性,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高水平协同型集中在苏南县市,苏中县市和苏北区域的市区主要为中水平协同型,低水平协同类型主要为苏北县市,溧阳、海门、泗阳和灌南等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于乡村转型,淮安市区、泰州市区、建湖、高邮等县市乡村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     

云南省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耦合空间态势分析

基于旅游经济与交通两大系统共选取12个指标,构建了测度两者耦合协调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综合功效法的结合测度了云南省各市州旅游经济与交通综合发展得分,应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旅游经济与交通耦合协调态势。研究发现:(1)旅游经济与交通综合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区际差异,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聚分为旅游经济发达区、较发达区、一般区和落后区,旅游经济极化态势较为显著,在空间上形成了以滇中、滇西北为旅游经济增长极核,以周边市州等次旅游经济梯度区域为辅助的"核心—边缘"式空间格局。(2)交通发展聚分为交通优势区、较优势区、优势一般区和优势落后区,在空间上呈现以滇中昆明及其周边市县为核心圈层逐渐向外围市州递减的圈层状空间格局。(3)耦合协调度方面,极高耦合协调度型市州在空间上呈现"单极面状"布局,高耦合协调度型市州呈现"趋同俱乐部现象"空间态势,低耦合协调型市州主要区位指向偏向于远离旅游集散中心城市北部和偏远的西部山区。     

基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的乡村转型发展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基于影响乡村发展的人口、土地、产业三个核心要素,进行了乡村转型发展的理论剖析和发展要素转型的互馈作用分析,梳理了山东省不同区域乡村发展要素转型互馈作用分异特征,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调控模式。结论如下:1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内生发展的推动力与城市发展的外部拉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共同推动乡村地区剩余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向非农产业转移,并以此为基础,助推乡村的人口转型、土地利用转型和产业发展转型;21990—2010年期间,山东省"人口—土地—产业"之间的互馈作用机制尚不完善,各要素转型之间存在不协调现象。土地利用转型与产业发展转型和人口转型之间的互馈作用均明显不足,这与研究期间我国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土地利用转型路径有关。产业发展转型和人口转型之间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互馈作用机制,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两者之间的互馈作用将逐步增强;3山东省乡村发展要素转型互馈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宜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主导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转型路径和转型模式,从而实现区域发展的持续高效转型。     

江苏省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区域分异

采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对江苏省63个县(市)2000—2005年、2005—2010年两个时段的农村经济转型度和转型类型进行探讨。结果显示:2000—2010年,江苏省农村经济转型度的空间地域分异明显,呈现出由随机向集聚分布的态势;转型热点区、冷点区以及转型异常区的地域分布也相对呈现出集聚态势,且转型热点区的数量增速较快;根据转型速度可将转型类型划分成滞后转型区、慢速转型区、中速转型区和快速转型区4类,并针对每种类型提出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对策。     

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布局优化——以彭水县保家镇为例

文章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与GIS空间分析技术,以彭水县保家镇为例,对西南山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山区农村居民点具有布局零散,集聚度低、规模等级不明显、聚落密度地域差异大的特点,这种分布受坡度、海拔、交通、经济、耕地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具有强烈的低坡度、低海拔的区位取向、交通区位取向、经济区位取向,以及耕地分布的空间趋同性特点。最后提出山区农村居民点规划应坚持"集中为主,分散为辅,散中有聚"优化布局原则,同时针对保家镇农村居民点的布局给出了具体的优化方案。     

吉中低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

以位于长白山西麓吉林中部低山丘陵区的蛟河市为对象,基于两期土地详查的矢量数据,采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析1997—2014年间蛟河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自然、区位和人口因素影响农村居民点演变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蛟河市的农村居民点总量有所下降。村级尺度的蛟河市农村居民点大范围减少的同时,出现局部小范围集聚增加现象,乡级尺度的农村居民点变化存在空间差异。2蛟河市农村居民点近17年来整体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均匀度的变化较微弱,但密集度有所增加。317年间农村居民点的低坡度指向性和靠近河流、公路分布的空间格局特征没有改变,但受城镇吸引而集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4自然因素是农村居民点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居民点演化的主控因素;区位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的影响越来越大,距离交通线和城镇的远近对农村居民点规模和格局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人口因素亦是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的动力之一。     

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系统耦合的关联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构建城乡系统耦合的定量测度指标体系和模型,探讨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系统耦合的驱动因素及其空间格局。研究表明：①城乡系统耦合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城市非农产业效益、城市就业与投资对乡村具有较强的作用;农村的居民生活水平、农业效益与城市子系统的关联性较强。②吉林省中部地区城乡耦合度总体上呈现东、中、西的空间分异特征。耦合度高的县域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地丘陵区和西部平原区;耦合度较低的县域集中成片分布在研究区中部的哈大沿线和5个地级市辖区。（3）依据城乡系统耦合度与人均GDP的关系,将吉林省中部24个县域划分为协调型、磨合型、拮抗型和低水平协调4种空间类型,其中拮抗型县域数占全部县域总量的54％,是今后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协调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     

基于GIS的半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及优化分析——以山西省襄垣县为例

农村居民点布局的调整与优化是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对协调人地关系、增强区域经济、统筹城乡发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地处黄土高原半山丘陵区的襄垣县为研究对象,结合DEM、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库等相关资料,从海拔、坡度、交通、水源等方面对居民点的空间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采用专家咨询法对选取的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并逐级打分,将研究区的自然地理等级划分为优等区域、中等区域和差等区域,根据研究区人口、经济、地质灾害等情况,将研究区的居民点划分为异地搬迁型、保留发展型和优先发展型,确定了31个村作为研究区的中心村。     

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文章从农村包容性绿色生态、农业包容性绿色生产、农户包容性绿色生活3个维度考察2010—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性与驱动因素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式上升趋势,2017年之前,呈现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分布格局;2017年之后,中部地区逐步实现对东北部地区的赶超。(2)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东部,低—低集聚区则主要位于西部;全国及四大区域内部存在不同程度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区域内差距正在缩小。(3)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创新创业、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均能够提升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容性绿色生活方面。同时,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对包容性绿色生态存在积极影响。应当持续优化乡村绿色发展政策效能,实现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户参与分享生态价值的协同增效,通过创新创业引领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以带动乡村绿色消费为着力点,完善和拓展城乡融合发展功能布局与总体规模,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区域协作和绿色融合总体布局。     

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沭阳县、靖江市两地的调查

研究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影响机制,为提高农村居民点整治区的农地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通过实证分析法和计量模型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受到农户上年家庭总收入、农地经营规模、非农就业比例和家庭消费支出等因素影响,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促进农地流转、改善农民就业结构和提高农户农业投入能力是增加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的重要途径。     

乡镇土地利用规划中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布局优化研究——以衡南县廖田镇为例

由于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规划,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出数量多、分布零散、利用粗放等问题,对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形成了束缚。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背景下,亟需对其空间布局优化进行研究,以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科学管理。在分析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特点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构建优化布局的四级等级体系,从微观上设计优化布局的三种模式:城乡融合型、中心村重构型和产业优先型。并在Mapgis软件支撑下,选择典型区域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微观空间布局调整。     

乡村转型发展格局与驱动机制的区域性分析

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统计和地理加权回归对2000年以来中国各地乡村转型发展水平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区域性分析。研究表明:1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空间分异明显,高值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区域,低值区集中在西南部地区。2000—2010年,区域间乡村转型发展相对差异减小,但空间差异格局固化。2乡村转型发展受自然因素、区位条件、经济及社会变化的综合影响,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投资带动是主要驱动力,耕地资源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制约性不显著。3经济社会因素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强度存在区域差异,工业化、城镇化对东部地区乡村转型发展推动作用高于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对平原地区和西北部畜牧区乡村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4应根据乡村发展基础和转型态势,制定区域差别化的措施和政策,改善区际协同环境及完善城乡互动机制,尤其提升中西部乡村地区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区域响应能力。     

重庆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差异化优化调控

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并理清其空间分异特征,对因地制宜的制定区域差异化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具有最直接的指导性作用。以重庆市37个区县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各区县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旨以剖析其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重庆市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出局部圈层与多核心共存、"两极"分化明显以及"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异特征。(2)厘定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优势区、良好区、一般区、较差区4种乡村人居环境类型。(3)提出优势区分类开展、重点治理,兼顾后期管护;良好区规划先行,辅以农村建设用地内部整理举措;一般区强化与落实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优化乡村传统农业;较差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乡村经济,继承和发展乡村传统文化的差异化优化调控策略。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趋势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已成为形成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体系的重要基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五要素是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驱动力.为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城乡"生态、经济、安全、社会"四维协调发展系统,运用熵权法测算并归纳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 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总体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形成东部较强、西部较弱的空间格局,地区差异呈现缩小趋势;东部地区经济协调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北地区生态协调与安全协调水平较高,优势明显.基于此,应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提高城乡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社会进步水平、统筹城乡发展与安全为路径,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