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加剧，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机制，有利于为政府在不确定性时期的政策选择提供依据。基于2004～2018年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中国金融稳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风险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政策渠道：一是来源于各类型经济政策本身的不确定性；二是来源于不同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保持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经济政策透明度，更为关键的是，提高政府在不确定性时期的政策选择能力。为维持中国金融稳定，政府应当减少对银行信贷的干预，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金融市场的引导，加大贸易政策开放度，降低货币政策对外汇供给的依赖，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政府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铸币税效应”还是“财富效应”

本文考察地方政府各种类型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效应分为铸币税效应和财富效应,铸币税效应反映了地方财政支出通过征收铸币税来融资而影响价格水平,而财富效应反映了地方财政支出通过居民金融财富和人力财富的变化以及私人投资的收益率影响总需求和价格水平。回归结果显示,1980～1993年和1994～2006年两个阶段政府支出的“铸币税效应”和“财富效应”都有所下降,这与分税制前后通货膨胀率的结构性变化具有一致性,其原因是地方政府资本支出导致对私人投资具有更强的“挤出效应”。一般支出的私人边际预期收益降低,以及“分税制”使得中央政府具有更强的地区收入分配调控能力,降低了财政支出的铸币税效应。     

产出／价格稳定性文献述评

Taylor（1979，1993，1994）开创性的论文将学界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关注转向产出／价格波动性替代关系的权衡上。价格稳定性目标下，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工具促使通货膨胀预期等于通货膨胀目标；但该过程在降低通货膨胀波动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在对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基于Rogoff（1985）的研究思路，本文构建政策决策者在产出／价格波动性之间替代性的选择模型．得出结论：当（需求或供给）外部冲击出现时，从社会福利损益角度来看，不确定性背景下产出稳定应该是比价格稳定更易接受的选择。     

间接庇古税的福利效应分析——以交通污染控制为例

经济学认为当机动车污染排放产生负外部性时最优政策工具就是根据外部性的大小征收相应的庇古税,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然而由于每一辆机动车的污染排放水平不一,根据污染排放量直接征收庇古税很难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替代性的政策是对与机动车污染排放息息相关的燃油消费进行征税。文章在Diamond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最优间接庇古税模型,分析了间接庇古税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一是由于机动车使用年限、消费者收入水平、汽车排量选择偏好等影响燃油消费的异质性因素存在,最优间接庇古税只能是次优的;二是最优间接庇古税作为治理机动车污染外部性这种市场失灵的政策工具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对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水平效率较低。     

收入、偏好与居民食物安全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提供的9省区面板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2004—2009年收入不确定性、偏好对居民食物安全的影响,同时对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对居民食物安全产生的负面影响要明显强于收入水平提高产生的促进作用;科学、合理的饮食消费习惯有待进一步养成;东部居民食物安全状况要明显好于中西部,城乡居民食物安全水平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蛋白质摄入的营养需求上;我国总体食物安全框架的重点应该是在保证食物供给能力的基础上,平衡差距。     

贝叶斯方法在房地产风险决策中的应用

地产投资受政策、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投资成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传统的房地产投资风险决策主要是以先验概率为依据，不便于利用事物发展中的信息对预测概率进行及时修正和调整。本文将贝叶斯方法应用于房地产投资决策中，绘制出决策树，使决策者可根据发展变化信息及时调整决策，降低决策风险，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经济性。     

我国房地产税的税率设计与社会福利效应

本文使用CHFS(2015)数据,基于量能负担原则对我国房地产税进行税率设计,并基于房地产税税率设计测算房地产税额在不同居民家庭收入分组之间的税负分布结构以及社会福利效应.结果发现,在全国样本下,房地产税的税率区间为[0.26％,0.66％],开征房地产税虽然具有一定的累进倾向,但是居民家庭的税后社会福利水平明显低于税前社会福利水平,且随着房地产税税率的提高,居民家庭的社会福利损失越大.在地区样本处理下,房地产税的税率区间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特征,且相较于全国样本和地区样本,采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样本设计房地产税税率所产生的居民家庭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房地产税税率设计不宜过高,且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设计方案,可以有效降低房地产税给居民家庭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以更好体现房地产税税率设计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完全信息博弈分析

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完全信息博弈分析陈学彬（上海财经大学）传统经济理论在分析货币政策效应问题时，通常将政策作为一种决策者可以任意控制的工具，即作为一种外生变量来考虑，而忽略了政策制定者（中央银行）与政策调节对象（公众）的决策行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实际上，货币政策行为及效应是中央银行和公众在主观和客观条件（决策目标和决策信息等）的制约下进行理性决策的结果。这种理性决策行为是双方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一种博弈行为。利用博弈论方法进行宏观货币政策效应分析，可以在完全信息与非完全信息、对称信息与不对…     

我国两税合并的社会经济福利效应分析

2007年年初国务院批准了合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25%,并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外资企业在经历了20年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开始承担与国内企业相同的所得税税率。统一企业所得税率在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中有增加社会福利的效应。但由于我国仍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统一税率对我国总的社会福利的影响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有所不同。文章通过对我国内外资企业生产方程的不同设定来反映内外资企业的不同特点并考察统一税率对我国劳动力配置、资本需求及社会整体福利可能带来的影响。用2004-2006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表明,两税合并短期内使我国社会整体福利略有下降,在考虑国有企业冗员的情况下,两税合并使社会福利在三种情形下分别下降0.18%、0.17%和0.13%;而考虑国有企业经理负责制时,两税合并使社会福利分别下降0.25%、0.21%和0.15%。但从长期看,两税合并最终会使我国的社会福利有所增加。     

基于DSGE模型的“污染治理政策”比较与选择——针对不同公共政策的动态分析

文章以污染治理的公共政策为重要变量构建了我国的宏观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并采用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以数值模拟的方法比较了“许可证”制度、“庇古税”和协议规则的环境污染治理效应,还基于福利分析方法进行了政策选择研究.研究发现:(1)提高许可证的价格后,整个社会的环境质量趋于下降;(2)“污染税”政策对提高环境质量具有较大的影响效应,持续时间长达30年,且协议规则也能够提高环境的质量,其影响呈现扁平的倒U形态;(3)在不同的体制下,政府“控污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形态大致相似,其对社会总产出的影响也较相似;(4)在同时考虑“许可证”制度和“污染税”制度的情况下,“污染税”的政策效应会被削弱,但此时“许可证”制度会短暂地拉升经济中的总产出,而在同时考虑协议规则和“污染税”制度的情况下,“污染税”的政策效应也会被削弱,但协议规则的政策影响变化不大;(5)当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时,“许可证”制度下的社会福利是增加的,但其加大了消费的变动程度.     

企业避税与年报可读性

避税活动加剧了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管理层在信息披露中是否会采用晦涩的文本信息掩盖避税行为？本文利用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避税对年报可读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避税活动越多，企业年报采用的复杂词汇就越多，年报可读性就越差。在运用工具变量弱化内生性问题、更替年报可读性指标与企业避税指标、考虑递延所得税信息披露和税收政策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避税行为降低企业年报可读性的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在避税行为对年报可读性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避税活动通过降低会计信息质量削弱了年报可读性，信息披露中文本信息与数字信息相配合的观点从企业避税视角得到了验证。此外，在无税收优惠、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多和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企业中，避税降低年报可读性的现象更为明显。因此，规范企业税收制度能够减少企业避税、限制管理层寻租行为，促进税收透明化，从而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     

Capital and Consumption Tax Reforms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he effects of a reform in capital and consumption taxes on private welfare and government tax revenue are examined for a small open, capital‐importing economy. A trade‐off between private welfare and tax revenue is encountered in maximizing social welfare. Nonetheless, lowering capital taxes and raising consumption taxes can increase both private welfare and tax revenue if the initial tax rates are not optimal. In addition, a tax reform by this fashion is a likely response to a rise in the foreign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     

P2P平台不确定情境下的投资决策行为研究*

为研究P2P网贷平台上的投资决策行为，本文将决策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探讨出借者在第一阶段借款标的选择和第二阶段投资方案确定中的决策表现，并结合交易成败结果，对出借者投资决策行为的一致性与合理性进行判断。本文采用近六年拍拍贷数据研究发现，出借者在第一阶段倾向选择期限短、通过预审、历史借款成功率高的安全有保障的标的，表现为风险规避。而第二阶段转而偏好期限长、未通过预审、历史借款成功率低的高收益高风险的标的，表现为风险追逐。最终投资结果表明，出借者第一阶段的决策行为较为合理，而第二阶段的决策行为不具备合理性，这一发现对于提高P2P平台投资成功率与改善投资效果有决策参考价值。     

信息技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信息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消费需求、创新驱动、劳动力禀赋、劳动生产率等效应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能有效推动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引导或倒逼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但存在“产业结构演进无效率”现象，且信息技术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保障性住房、社会身份与公平感*——来自社区实地实验的证据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同时明确提出要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长期租购权利的不平等容易使得人们在心理认知上给予租房与购房不同的价值权重，这种认知上的差异进一步造成了租、购两类住户社会身份上的差异。因此，探究租购身份差异是否会影响人们日常交往时的公平感，对于改善人民居住条件，避免租购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分割，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为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扰，我们运用实地实验方法，以同一社区的经济适用房住户和公租房住户为实验对象，以是否公开租购身份信息为干预手段，将租购身份外生地引入最后通牒博弈中，从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认知两个角度考察租购身份是否会影响租、购住户之间的公平分配行为。结果显示，公开租购身份会唤醒租房者的自我认知，长期的租购权利不平等使得租房者渴望更公平的资源分配。同时，公开租购身份也会改变人们对他人的认知，相比于面对购房者，人们在面对租房者时会提出更加公平的分配方案。     

Unions, government's preference, and privatization

By introducing the government's preference for tax revenues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unionized mixed oligopoli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iciency of privatization. The results are twofold. First, regardless of the government's preference for tax revenues and the number of private firm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firm do not always have an incentive to privatize the public firm even if the government places lesser emphasis on the tax revenues than on social welfare. Second, social welfare increases with an increased number of private firms regardless of the government's preference for tax revenues and decreases with the government's preference for tax revenues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private firms. Hence, the government can use tax more efficiently as a commitment device to control the union's wage demand so as to maintain lower wage level under unionized mixed oligopoly.     

债务限额、税收自主权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债务限额管理对隐性债务风险的影响是目前相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基于全国30个省份201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债务限额没有起到约束隐性债务增长的作用，且债务限额空间减少会加剧隐性债务风险扩张。这一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而提高税收自主权会减弱债务限额的不利影响。以地方官员集体决策制度（省级党委常委会）衡量的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债务限额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不利影响在中央下派常委比例高的地区更小。进一步对债务限额进行细分研究发现，地方债置换和新增债券发行对隐性债务风险有不同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治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需要将债务限额制度、官员行为、财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真正实现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目标。     

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 实现机制及动态特征研究

本文基于财政调整时期的内生划分方法，采用STR模型对于我国1980-2012年间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实现机制与动态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一是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主要是经由消费渠道发生，而且是通过影响消费者预期产生。二是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在不同条件下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组合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当基本预算余额/潜在GDP小于临界值-0045 0时，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需求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反之，财政支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非凯恩斯效应。三是财政政策调整的幅度是居民消费需求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但财政政策调整的组成成分与政府的初始债务规模不是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先决条件。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还有助于改善我国财政政策实践的操作效率和运行效果。     

声誉激励、社会监督与质量规制——城市垃圾处理行业中的博弈分析

我国实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以来,民营企业通过竞标等方式从政府手中获取特许经营权,凭借其垄断地位和信息优势降低服务标准,导致垃圾处理行业陷入质量规制的困境。本文针对城市垃圾处理行业的问题,先是构建以规制机构与垃圾处理特许经营企业为参与者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声誉激励和社会监督对博弈参与双方损益及其策略的影响;然后构建纳入举报机制的由社会民众、规制机构和特许经营企业三方参与的序列博弈模型。研究得出四点结论：（1）减少规制成本,增加对违规垃圾处理企业的惩罚力度,可减少企业违规概率;（2）声誉激励和社会监督均可减少垃圾处理特许经营企业违规概率;（3）社会监督有助于节约规制成本,减弱规制机构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规制效率;（4）规制机构的检查行为与公众举报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城市垃圾处理行业质量规制效果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干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分税制的视角*

既有文献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成因的解释集中在资本深化、产业结构转变、技术进步、全球化、二元经济、制度转型以及财政和融资约束等宏观和微观路径等方面,本文在分税制背景下从地方政府干预这一新的视角出发,解读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现象。本文首先探讨地方政府干预恶化制度环境,并进一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作用机制。然后,笔者运用198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实证模型并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下的制度环境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就应该减少地方政府的干预,塑造良好的制度软环境。本文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其他潜在的各种影响因素后,上述结论仍具有稳健性。